论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证据调查协力义务

与传统诉讼相比,公益诉讼表现出一系列显著特征,由此也对诉讼过程中的证据方法提出了特殊要求。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调查制度在设计上没有专门针对公益诉讼作出调整,导致实践操作中暴露出诸多问题,而德、日立法中的证据调查协力义务规范则具有借鉴价值。现行民诉法及司法解释中有部分涉及证据调查协力义务的粗浅规定,但无法满足处理深刻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民事公益诉讼的需求,相关规定有待进一步匡正、细化和发展。从规范层面考量,有必要厘清我国民事公益诉讼中证据调查协力义务的适用条件,准确划分证据调查协力义务的法定形态并改进规则设计,同时还需明确违反证据调查协力义务的制裁措施。

论检察机关的证据调查权——以民事抗诉为中心

提出抗诉是我国检察机关进行民事检察监督的法定方式。然而,关于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中是否享有证据调查权,立法却总是疏于言及,司法解释又各行其是,由此引发了实践中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为了进一步规范民事检察监督机制,有必要在正确认知其内涵及正当性的基础上,通过立法直接肯定人民检察院在民事抗诉中享有证据调查权,并借助于检察司法解释对其范围、行使方式和内容加以规制。

论法院诉前证据保全制度——借鉴德国独立证据调查程序的思考

为了发挥法院诉前证据保全所具有的保全证据、确定事实关系、促成裁判外纷争解决以及促进将来诉讼和集中化审理的功能,我国将来《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应改变传统自提起诉讼始为纷争解决的思想,借鉴德国独立证据调查程序制度,通过完善相应的证据保全类型、适用要件、实施程序以及认可诉前保全过程中与解纷相关事项协议的效力等制度,对我国诉前证据保全制度进行功能性改造,凸显其独立的程序价值。

论庭前证据调查准备

庭前证据调查准备是一套在法官主持下,以庭前会议为作业平台,内含了控、辩、审三方互动合作及对抗而形成的一系列诉讼行为的诉讼工作机制,其关系着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效果。证据展示是庭前证据调查准备的基础与前提,包括了以"重要者优先"为原则的展示顺序,以控、辩双方为主的展示主体以及拟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为限的证据展示内容。庭前调查准备的核心与内容涵括整理证据和归纳争点两部分。其中,整理证据是在遵循"表态而不论证""补漏而不辩真""说明而不证明"三项标准的基础上对证据的种类、证据形式、证据来源、拟证明的对象和内容及人证出庭名单进行梳理。而归纳争点即是法官在进行证据整理后以此为基础归纳案件争点,便于庭审时以争点为庭审实质化审理的重点。争点可依其自然形成之状态划分为证据争点、事实争点与法律争点。此外,庭前证据调查准备亦涵盖调查新证据与排除非法证据两个专门事项。

论民事证据调查程序的基本理论问题

民事证据调查程序的基本理论问题是程序控制权属的分配。按照控制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当事人主控与法官主控两种基本模式,这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和不同的运作原理。应明确民事证据调查具有目的指向性、时空特定性、运行技术性、过程法定性和要求正当性五个重要的程序特征,这对于理解程序控制权属分配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制度

证据调查程序和证据调查方法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和案件事实的发现,对此两大法系采用了不同的立法模式。英美法系以形式合理性为基础,以发现程序作为独立的证据调查程序;大陆法系国家受发现真实主义理念的影响,没有设立独立的证据调查程序。但也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证据调查手段,如文书提出命令、资讯请求权等。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确立证据调查程序和证据调查方法,本文在对我国民事诉讼关于证据调查立法的历史沿革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确立证据调查程序的思路。

日本和意大利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程序评析

日本和意大利都通过立法手段将刑事诉讼的构造从传统的职权主义转向了当事人主义 ,但同时又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原则和做法 ,由此在庭审的证据调查程序上形成了不同于职权主义或当事人主义的鲜明特点 ,这些特点反映了两国对“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两大诉讼理念的调和。日本和意大利的改革思路以及庭审证据调查的程序设计值得我国借鉴。

英美两国刑事法官的证据调查权评析

人们长期认为,英美法系的法官在法庭上一般是消极、被动地听审,却不能积极调查证据。事实上,英美两国的立法与审判实践却表明:法官可以询问证人、传唤证人出庭,或进行"庭外勘验"。尤其在没有陪审团参与的审判中,法官能更加主动地调查证据。这说明,英美两国的刑事法官并非完全消极、被动,特别是当庭审主体变为一元的职业法官时,他因对案件事实最终负责,而更加具有调查证据的天然冲动。由此可见,中国刑事法官在庭审中无需亦不能塑造成纯粹的仲裁者角色,而应保留适当的且受到法律合理规制的证据调查权。

当事人申请证据调查的法律规制问题

在采行辩论主义的民事诉讼中,法院原则上只能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才能进行证据调查。为保障法院正确地进行事实认定,避免诉讼迟延,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证据必须具备一定的要件,主要有:证据调查申请应特定化证明主题与证据方法,证据调查申请应适时提出,证据调查具有必要性。这三者分别从申请内容、申请时期、证据调查必要性等不同层面规制了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证据行为。

论民事证据调查的应有法律规制——以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作证为视角

在民事诉讼中,证人负有出庭作证义务。出庭以及作证乃证人为协助法院进行证据调查而实施的两个独立行为。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作证,从逻辑及证据法理上讲,仅免除证人的出庭义务而不能同时免除其作证义务。为严格贯彻证据调查的直接、言词原则,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时,应采取法院外的证据调查方式,由法官到证人的所在地对证人进行询问以获取证言。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作证如果构成不确定期间的障碍,法院应舍弃对该证人的证据调查并据此驳回举证人的证据调查申请。

论危害环境犯罪案件的侦查——以证据调查为中心

近年来,在侦查实践中危害环境犯罪案件的发案率越来越高,成为关注度较高的一个问题。危害环境犯罪作为一类新型的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潜伏性、复杂性、间接性。这些特点决定了危害环境犯罪的侦查过程中证据调查的策略、具体内容、范围、措施具有自身独特的侧重点。

试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权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享有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但是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律师应如何使用这项权利 ,才能既有效地收集到相关的证据材料 ,又可避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开脱罪责”的法律风险 ,则是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难点。问题的关键在于 :律师在调查收集证据过程中 ,如何做到取证程序和取证手段的合法性。本文通过对侦查权和证据调查权的严格区分 ,科学地界定了律师在证据调查过程中的具体权限 ,并提出了有效的取证方法和应注意的有关事项 ,这样 。

审判中心下刑事庭审证据调查方式的优化

我国刑事庭审进程的法庭操作规程中存在实物证据的验真规则缺失,以法官职权为主导的调查色彩过于浓重,人证调查方式的现有规范过于粗疏,书面卷宗材料充斥庭审之现实尚未改观等缺憾.我国庭审证据调查方式的优化,一方面,应当在庭审证据调查的制度本体层面,建立一套规范完整的以交叉询问为主,职权询问和对质询问为必要补充的人证调查方式体系,同时将实物证据的庭审调查纳入到此种人证调查的方式体系之中,逐步确立与对抗式庭审模式相近似的以人证调查为核心的法庭调查模式;另一方面,应当以一种整体性思维,就与庭审证据调查相关的法官庭外调查核实作以配套性限定,最大限度地促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及庭审实质化改革目标的实现.

兴奋剂纠纷中证据调查的可证实性

在兴奋剂案件中,对是否应该准许运动员提出的请求实验室提供包括标准操作程序资料、一般质量管理资料等文件的证据调查申请有很大的争论。证据调查需要有可证实性,否则会拖延裁判,也会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负担,但在像兴奋剂纠纷一样的现代型纠纷中,过度强调证据调查的可证实性会产生新的不公平,需要通过设置有限的证据开示制度,同时辅以适当的控制措施以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应界定为法官和律师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收集证据材料以及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各种活动。法院调查证据的原则应该包括合法性、及时性、客观性与中立性。正确处理当事人收集证据与法院调查证据的关系是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事证据立法应重视我国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完善。

刑事证据调查与诉讼模式——一个回到原点的研究

从证据调查角度研究诉讼模式是回到原点式的研究。两大诉讼模式与证据调查术语和证据调查程序紧密相连,程序原则最初用于表征证据调查程序的特征,后来才扩及至用于界定诉讼制度整体。两大法系的证据调查程序分别由法院和当事人主导,故名之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我国目前的证据调查程序表面上具备当事人主义的一些特征,但实已堕入畸形,主要表现为司法机关与被告人之间诉讼权责的重度失衡及制度和认识上的严重错位。相应地,我国的诉讼模式属于畸形的职权主义。回到诉讼模式的原点有助于澄清刑事诉讼的一些基本问题。

盗窃犯罪案件的证据调查

盗窃犯罪是一种常见的犯罪形态,具有明显的隐蔽性特征,该类案件的各种证据的收集要做到科学、缜密,对获取的证据要认真进行审查,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要准确运用所获证据。

论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证据调查

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证据调查权,规定其可以为检察监督之目的对民事案件进行证据调查。此种证据调查权既不同于当事人的证据收集权,也不同于法院的证据调查权,同时与检察机关的刑事证据调查权有重大区别。把握检察机关民事证据调查权的特点是正确运用此种证据调查权的前提。

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的检视与完善——以我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为考察对象

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在我国各地已试行二十余年,对增强当事人举证能力、保障法院中立裁判以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等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该制度在我国立法上至今未能形成系统化的规定,各地出台的地方司法文件存在种种问题,致使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未能充分发挥其预期的效用。因此,应建立统一规范的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完善我国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的具体路径是:统一调查令的适用阶段;明确调查令的适用主体;统一调查令可申请调查的证据种类;规范调查令制度的责罚措施。

再论检察机关的民事证据调查权

2012年《民事诉讼法》为适应其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证据调查权,不过其对询问当事人、证人以外的证据调查方式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被调查人不予配合的情形。201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公益诉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检察机关民事证据调查权的立法与实践需要之间的矛盾。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能出发,结合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的不同情形,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以查阅案卷材料的权力。在民事公益案件中,还应当赋予检察机关以强制的方法收集证据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