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的证据调查权——以民事抗诉为中心

提出抗诉是我国检察机关进行民事检察监督的法定方式。然而,关于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中是否享有证据调查权,立法却总是疏于言及,司法解释又各行其是,由此引发了实践中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为了进一步规范民事检察监督机制,有必要在正确认知其内涵及正当性的基础上,通过立法直接肯定人民检察院在民事抗诉中享有证据调查权,并借助于检察司法解释对其范围、行使方式和内容加以规制。

英美两国刑事法官的证据调查权评析

人们长期认为,英美法系的法官在法庭上一般是消极、被动地听审,却不能积极调查证据。事实上,英美两国的立法与审判实践却表明:法官可以询问证人、传唤证人出庭,或进行"庭外勘验"。尤其在没有陪审团参与的审判中,法官能更加主动地调查证据。这说明,英美两国的刑事法官并非完全消极、被动,特别是当庭审主体变为一元的职业法官时,他因对案件事实最终负责,而更加具有调查证据的天然冲动。由此可见,中国刑事法官在庭审中无需亦不能塑造成纯粹的仲裁者角色,而应保留适当的且受到法律合理规制的证据调查权。

试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权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享有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但是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律师应如何使用这项权利 ,才能既有效地收集到相关的证据材料 ,又可避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开脱罪责”的法律风险 ,则是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难点。问题的关键在于 :律师在调查收集证据过程中 ,如何做到取证程序和取证手段的合法性。本文通过对侦查权和证据调查权的严格区分 ,科学地界定了律师在证据调查过程中的具体权限 ,并提出了有效的取证方法和应注意的有关事项 ,这样 。

再论检察机关的民事证据调查权

2012年《民事诉讼法》为适应其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证据调查权,不过其对询问当事人、证人以外的证据调查方式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被调查人不予配合的情形。201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公益诉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检察机关民事证据调查权的立法与实践需要之间的矛盾。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能出发,结合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的不同情形,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以查阅案卷材料的权力。在民事公益案件中,还应当赋予检察机关以强制的方法收集证据的权力。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法官的证据调查权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证明责任分配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我国的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应当在借鉴二者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即证明责任可以分为实体层面的证明责任与程序层面的证明责任。以此为依据,法官行使证据调查权的行为并非其履行证明责任的表现,而是一种职权行为,因此应当符合程序中立原则的要求。为防止法官产生不利于当事人的偏见。

辩护律师证据调查权的比较考察

长期以来,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证据调查权无法得到保障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新律师法虽然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方面进行了修改,但是司法实践中却呈现出新的困境,使得修订法律的立法本意无法得到实现,如何进一步完善辩护律师的证据调查权便成为当务之急。

略论法官庭外证据调查权

由于缺乏正确的司法理念和明确的制度规范,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庭外调查权行使的随意性很强,极易损害司法之公正,需要加以限制。本文在借鉴德、日两国对此所持的司法理念及具体制度的基础上,指出应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我国法官的庭外证据调查权。

再论检察机关的民事证据调查权

2012年《民事诉讼法》适应其赋予的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证据调查权,不过其对询问当事人、证人以外的证据调查方式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被调查人不予配合的情形。201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赋予检察机关以民事公益诉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检察机关民事证据调查权的立法与实践需要之间的矛盾。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能出发,结合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的不同情形,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以查阅案卷材料的权力。在民事公益案件中,还应当赋予检察机关以强制的方法收集证据的权力。

论辩护律师调查证据请求权

调查证据请求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 ,但我国现行的辩护律师调查证据请求权的立法规定有很多的缺陷 ,缺乏完整的机制 ,必须进行司法改革 ,大胆借鉴国外刑事诉讼立法的经验 。

离婚诉讼中法官证据调查权的自我剥夺及阐释

当前我国离婚诉讼中“证据荒”的现象普遍存在,当事人举证能力弱,法院又借口“程序正义”理念对自身的调查取证权加以剥夺,导致“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去甚远,实质上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也损害了裁判的公信力。在当前民事诉讼程序机制尚不完善、司法权的约束机制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仍须将发现案件事实作为司法正义的最低限度的保障。法院应适当行使诉讼指挥权,充实当事人发现和收集证据的机制和功能,约束当事人出于利己目的实施的妨碍发现真实行为。这实际上也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尽可能的发现案件真实,做出正确判决的重要基础。

公益诉讼案件证据调查权初探

2018年3月2日,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施行《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第六条规定了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机关的证据调查权。但是由于该条规定语焉不详,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困惑,因此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案件中的证据调查权问题进行研究。第一,检察机关的证据调查权与法院的职权探知之间的关系。最高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涉及可能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由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法院过多地主动收集证据,将使其丧失中立地位,破坏诉讼构造的平衡,因此在公益诉讼案件中,应当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据调查收集的责任,并在法庭调查中参与质证。当检察院或者对方当事人对某项证据的收集出现困难,而由法院收集更为便捷的时候,双方均可依据《规定》第十七条申请由法院收集证据。此外,法院还可以依据证明责任、证明妨碍等规则认定证据。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证据规则(下)

本文从WTO证据规则适用的背景入手 ,简要指出WTO争端解决程序及证据规则对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性 ,结合WTO协定条文和专家组及上诉机构的报告等扼要阐述WTO争端解决机制证据规则的渊源。接着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证据规则的内容予以提炼 ,集中分析证据的可采性、“法庭之友”摘要、举证责任、专家组的证据调查权及裁断权等主要规则。最后归纳WTO争端解决机制证据规则的特点 ,对其所代表的价值加以评析 ,指出其发展的方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庭前会议制度的实践运作情况和改革前瞻

一、庭前会议制度的确立和特征（一）庭前会议制度的确立背景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我国刑事庭前准备程序采用的是庭前实体审查,法院决定开始正式审判的条件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通过刑事庭前实体审查,法院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决定开庭审判＂、＂退回补充侦查＂、＂要求检察院撤回起诉＂的处理。人民法院享有庭前证据调查权和退回补充侦查权,律师享有充分阅卷权。这种刑事庭前实体审查在控制犯罪,

我国刑事审判中交叉询问规则之建构

交叉询问制度原创于英美法系．以美国为其典型。在美国．交叉询问的主要规则是禁止主询问方诱导性发问和反询问受主询问范围限制。我国的刑事审判以职权主义为基本构造。其主要表现是法官享有包括询问证人在内的证据调查权和审理进程的决定权。整体观之．我国的询问证人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询问证人的主体复杂，主询问与反询问难以划分．交叉询问和对质诘问亦相互混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