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管切开患者吸痰临床实践的证据转化

目的总结气管切开患者吸痰临床实践的循证证据,将证据进行临床转化,并验证其临床应用效果。方法通过澳大利亚循证护理中心循证框架、结构化检索文献、质量评价和整合,获得气管切开患者吸痰前气道评估、用物评估、氧储备、吸痰负压、吸痰深度、气道湿化、声门下吸引等证据共14条、形成审查指标16条,并将证据转化至临床实践。结果证据应用后,ICU护士对气管切开患者吸痰相关理论知识得分提高[(58.30±12.27)分vs(63.68±11.88)分,P<0.05]、临床实践与最佳证据的16条审查指标规范化执行率亦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均P<0.05)。结论经循证实践,气管切开患者吸痰的临床操作现况与最佳证据之间的差距缩小,优化了护理操作,提高了护理质量。

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证据转化研究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证据转化是环境行政执法中环境刑事案件移送和承接的基础。由于我国环境行政违法行为和环境犯罪行为适用“二元立法”模式,以及受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和“环境两法”证据特殊属性的影响,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证据转化面临证据转化规则模糊、证据转化范围不明、证据审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鉴于此,应当在遵循“二元立法”模式及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结合环境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不同属性,探究“两法”证据转化的具体规则,厘清环境犯罪证据转化的范围,统一环境犯罪证据审查认定标准。

前列腺穿刺患者临床管理的证据转化

目的 总结前列腺穿刺患者临床管理的循证证据,将证据进行临床转化,并验证其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通过JBI循证框架、结构化检索文献、质量评价和整合,获得前列腺穿刺术前患者评估及准备、术中穿刺途径、术后抗生素预防及教育证据共11条;根据FAME原则,生成审查指标9条,进行基线审查。采用鱼骨图分析障碍因素并制定对策,将证据转化至临床后,进行再审查。采用类实验研究,以医护人员及住院前列腺穿刺患者为对象,按入院时间分为证据应用前对象和证据应用后对象。证据应用前进行基线审查,采用传统穿刺流程和护理;证据应用后进行再审查,采用证据临床转化后的穿刺流程和护理。评价医护人员证据应用前后的审查指标依从率及知识得分、患者证据应用前后的疼痛得分、等候穿刺时间及感染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证据应用后医护人员临床实践与最佳证据的6条审查指标依从率提高(依从率>75%,P<0.05);护士知识得分提高[(67.64±6.99)分vs (85.12±4.22)分,P<0.05];患者等候穿刺时间缩短[(55±7)min vs(37±3) min,P<0.05];穿刺后疼痛得分下降[(1.53±1.44)分vs(0.69±1.31)分,P<0.05];48 h内的感染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经循证实践,前列腺穿刺患者的临床管理与最佳证据之间的差距缩小,护士专业技能得到提高,患者等候穿刺时间缩短、疼痛得分下降,形成医护联合的一体化患者管理闭环流程,优化了护理常规及操作。

刑事司法中行政证据转化问题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明确了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资格,但此后相继公布的解释类规范性文件并未使得证据转化趋于明确,反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解决眼下实践问题的现实方式并非立法论研究,而是应当以解释论的视角回应争议。基于解释论的研究方法,可转化的证据收集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行政授权组织,可转化的证据种类应采最广义说,待转化行政证据的审查判断应当采用行政证据标准,公安机关收集的言辞证据不必重新收集,立案前后收集的证据并非证据转化条款规制的范围。

证据转化与临床应用培训项目的设计与实施

目的设计和实施以证据转化和临床应用为核心的培训方案,以推动循证实践的开展。方法在临床护士培训需求调查基础上,设计以证据转化与临床应用为核心的培训方案,以"基于证据的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图"为理论指导进行每期为6个月的培训。结果完成2期项目培训,全国33所医院96名学员参加,完成循证实践项目46项。结论以临床实践中的问题为切入点、以任务为导向的证据转化培训能提升护理人员的循证实践能力,推动基于证据的临床实践变革。

公安机关“两法衔接”中的证据转化隐忧——以警察行政强制权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两法衔接"中的证据转化问题。在警务执法领域,由于两权共享机构的存在以及警察法的宽泛授权,导致了公安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取证主体同一,并有可能导致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中过度依赖警察行政强制措施,造成虚置刑事诉讼法、助长"不破不立"现象以及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实质辩护权等危害。为了防患于未然,应当在警察强制措施合法性概念中引入侦查比例原则,同时构建一个公开、公正的证据核实程序。从长远来看,完善我国的警察法体系则是解决诸多警察取证问题的一剂良药。

中国儿童与老年健康证据转化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目的介绍并推广中国儿童与老年健康证据转化平台(Chinese Clearinghouse for Evidence Translation in Child&Aging Health,CCET)。方法分别成立儿童、老年健康顾问委员会,利用科学的评价量表评价筛选国内外相关的儿童、老年健康促进项目并由研究团队翻译转化。与兰州博阳软件工程有限公司合作,根据网站需呈现的内容与目标功能,共同规划设计网站框架与界面,初步建立站点。将转化的健康证据及其他信息资源(疾病基本情况、项目评价量表、研究报告标准等)上传使之在网站相应栏目中呈现,建立CCET网站,并通过微信和微博媒介定期传播儿童及老年健康最新进展、循证研究最新方法。结果 CCET主要由儿童健康、老年健康、评价量表、报告标准、推广应用和老年抑郁症循证防治数据库6个版块组成。CCET儿童与老年健康促进项目由国内外专家采用科学的评价量表筛选和评价,转化的证据科学性强,目前已有相关研究机构和社区有意向参与CCET研究和应用转化项目。结论CCET致力于循证方法培训,建立国内健康干预项目的科学性和适用性评价系统,对国外证据转换后的后续干预项目培训,提升服务机构能力,以及综合干预课程研发。CCET信息全面、界面简单、用户友好,为促进我国儿童与老年健康提供证据支持。

论反恐情报的证据转化

"9·11"之后,各国在反恐侦查中普遍采用情报主导的模式,但反恐情报在发挥侦查效用的同时,却在诉讼证明中遇到了程序障碍。情报的秘密性与程序的公开性之间的矛盾困扰反恐诉讼实践。加拿大的"侦查听证"和"开示法官"制度、法国的侦查法官模式、英国的秘密听证和特别律师制度等都力图解决反恐情报的证据转化问题,但也存在程序的单向性、秘密性、封闭性,证据效力缺乏合理限制等问题。中国的反恐实践也同样面临情报的证据转化问题,未来应当借鉴英国的特别律师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在确保被告人基本辩护权利的前提下发挥情报的证据效力。

实践的隐忧——论特殊侦查中的证据转化

随着《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实施以及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出台,特殊侦查措施被明确纳入了刑事司法轨道,依靠该类措施获得的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然而,法律的规定并未能阻却实践中特殊侦查所获证据被大量转化的命运,而且这一转化大有架空制度规定,侵蚀法律程序的趋向。专权思想、保守侦查秘密,规避监督与制裁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规范侦查权,明确侦查公开,合理保守侦查秘密,加强对侦查行为的监督,提供协同性的配套措施能最大限度地消解证据转化,保证现行法律被高效执行。

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施谋侦查”证据转化模式研究

施谋侦查是一种具有策略性、秘密性的特殊侦查行为,有狭义立法型与侦查习惯型两种立法样态,具有立法模糊性、实践普适性、相对合法性与灵活多样性的特征。施谋侦查所获信息可分为适格证据类、准证据类与非证据类三种,其证据转化具有理论与实践中的必要性。新刑事诉讼法中施谋侦查证据转化具有理念上的冲突、规则上的冲突及理论上的缺陷。合理的施谋侦查证据转化形式分为多元转化式、侦查主体作证式与相对人参与式三种。

论毒品犯罪案件技术侦查的证据转化

毒品犯罪技术侦查材料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转化的必要,这既是解决毒品犯罪证明难题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护技术侦查措施秘密性和个人隐私的现实需要。在通常情况下,毒品犯罪技术侦查材料可以通过变换证据种类、取证手段、证据形式等方式进行直接转化。在特定情况下,也可通过情况说明、工作说明等途径实现间接转化。实现证据转化规范化的途径包括:完善转化过程的记录规范、最大限度地保障技术侦查材料证据转化内容的完整性、对技术侦查所获取的原始素材或载体进行规范保存、规范证据转化后的庭外核实程序等。

论环境污染案件中“两法衔接”的证据转化

环境污染案件“两法”有效衔接,有利于惩治环境犯罪行为,而证据的转化则是“两法衔接”的关键。国家从规范层面予以高度重视,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夯实制度基础;证据转化的基础在于其正当性和可行性,收集证据的主体应做扩大解释;证据转化的范围呈扩大趋势,监测报告等证据材料纳入转化范围,但言词证据转化仍受严格限制;转化后的证据最终要经过司法审查,方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方向的题中之义。

护士循证实践能力与护士长证据转化中领导力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以上海市三级甲等医院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为载体,了解护士长证据转化中的领导力和护士循证实践能力水平,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临床证据转化提出合理化建议。方法2018年10-11月,便利抽样法选取上海市8所医院的ICU护士251名为研究对象。采用实施领导力量表(implementation leadership scale,ILS)和循证实践知识、态度、行为问卷(evidence-based practice questionnaire,EBPQ)对其进行调查。结果ICU护士长的ILS总分为(2.73±0.81)分,得分最高的是“支持性领导行为”,得分最低的是“主动性领导行为”;护士的EBPQ总分为(4.69±0.82)分,得分最高的是“循证实践态度”,最低的是“循证实践知识”;护士长证据转化中的领导力与护士的循证实践能力呈正相关(r=0.401,P<0.01);主动性领导行为和持久性领导行为对护士循证实践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结论护士长证据转化中的领导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要重视加强护士长主动性领导行为的培训,以促进护士循证实践能力的提高。

德国乔装侦查的证据转化及启示

德国1992年立法为其乔装侦查的证据转化提供了三条可行途径,即传闻证据规则、犯罪情报到证据的转化以及线人替代出庭作证。其为我国实施卧底侦查证据转化提供了借鉴,在卧底侦查法制化,传闻证据规则的特殊适用,推进证据—情报—证据的转化模式和慎用秘密力量替代的转化途径等方面有所启示。

“两法衔接”中证据转化的审查机制探析

审查机制是"两法衔接"中证据转化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践中却处于缺位状态。现行证据转化规则中包含审查机制,但存在着规则中的语焉不详、规则间的互相冲突以及规则内的程序缺失等缺陷。在审查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审前阶段与审判阶段均存在着一定的证据隐患,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困境。基于此,构建行之有效的审查机制,需要构建统一的审查规则,并从实体与程序两个角度对审查机制加以完善。

技术侦查证据转化中语言文字材料的转化与应用

技术侦查是侦查机关办案过程中,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在一定条件下采取的一种侦查手段。在刑事诉讼中,为兼顾保护侦查秘密和追诉犯罪,侦查机关需要对相关证据进行转化。技术侦查转化涉及多种形式,其中转化为语言文字材料的证据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语言文字材料证据转化的方式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完善和优化证据的转化,便于更好地开展刑事诉讼活动。

论边防缉毒情报的证据转化方式

边防缉毒情报不同于其他类型情报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涉诉性质,最终要参与到刑事诉讼中。实现边防缉毒情报诉讼价值的关键点是如何将边防缉毒情报转化为诉讼证据,因此,证据转化方式是实现边防缉毒情报诉讼价值的核心。"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和控制下交付作为破获毒品案件的典型方式,与实现边防缉毒情报诉讼价值的辅助方式一样,最终都是为了边防缉毒情报向有效证据转化而服务。三种方式在实现边防缉毒情报诉讼价值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刑事证据向行政证据转化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建构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27条在原有行刑正向衔接的基础上增加行刑反向衔接规定,一个亟须厘清的问题随之浮现:行刑反向衔接中的刑事证据能否转化为行政证据使用?现有立法、司法判例和理论学说对此问题的回应存在巨大分歧。尽管刑事证据向行政证据转化具有法理支撑和现实需求,且两类证据存在一定的相通性,但在证据转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合法性质疑和实操困境。立足于畅通行刑双向衔接的规范目的,应当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肯定刑事证据可以作为行政证据使用的资格,同时在制度层面明晰可转化刑事证据的种类范围和使用规则,构建完善的证据转化审查机制,确保刑事证据向行政证据有序转化使用。

批判与建构:刑事证据转化为行政证据探析

目前,有关证据转化的研究多立足于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而刑事证据转化为行政证据的效力研究和程序设计则被忽视。通过对现有证据转化模式的批判可以发现:刑事证明标准并非高于行政证明标准,刑事证据收集认定程序未必更为严格,刑事证据“当然转化”为行政证据的模式影响公民权利的实现。“刑事—行政”证据转化是解决“事实证明的需要与证明资源有效性”这一根本矛盾的客观需求,其转化的深层基础是行政法与刑法的密切关系以及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相似性。明确多种转化情形的证据移送接收主体,确立“经审查转化”的要求,设置补充调查程序以保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强调刑事非法证据、技术证据无需审查不可转化,是建构“刑事—行政”证据转化的最优路径。

公安机关初查证据的证据转化规制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2018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 首次规定了证据转化制度,从而使公安机关在初查行政执法阶段获取的证据可以作为刑事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初查的行政执法证据转化有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有助于证据的衔接,保证证据链条的完善;有助于打击犯罪行为。然而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立法规定过于抽象使可转化的行政证据种类范围界定不明、初查中行政执法主体和刑事诉讼主体同一、初查的侦查实质化等问题的存在。笔者认为在公安机关初查的行政执法证据转化改革中,为了保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提高诉讼效率,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有必要明确证据转化的种类范围、引入侦查比例原则和证据核实程序、细化和系统化公安机关刑事案件追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