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辩护的理论反思

刑事证据辩护作为辩护形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前司法实践当中。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刑事证据辩护的形成与证据规则的发展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和刑事诉讼基本格局的变革,为刑事证据辩护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制度环境。作为一种日渐独立的辩护形态,刑事证据辩护在辩护的内容、辩护的手段、辩护的对象和目标上都与传统的辩护形态存在重要的区别。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制度还存在诸多制约证据辩护展开的制度障碍,需要加以进一步改革和理顺。

程序视角下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构成要件解释

律师诱导被告人虚假陈述的行为,并不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基于法条主义的严格解释立场,这一行为并不符合《刑法》第306条第1款规定的三种行为类型之一。而从律师-委托人特免权视角考察,基于案件事实查明和律师辩护制度维系两大价值目标的利益衡量,同样也能够得出这一行为不构成犯罪的结论。

论审讯阶段辩护证据的收集

凡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而审讯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揭露、证实、惩罚、打击犯罪,确保无罪人不受刑事追究,实现不枉不纵。根据刑事诉讼法学对证据的分类理论,证据可分为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亦称控诉证据和辩护证据;侦查审讯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收集、运用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的证据,特别是辩护证据。这样才能避免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保证我们侦查办案的质量。

谈预审阶段辩护证据的收集

预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揭露、证实、惩罚打击犯罪,确保无罪人不受刑事追究,实现不枉不纵,其办案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着起诉、审判工作的成败,而决定办案质量的关键,从一定意义上取决于预审人员能否全面、客观、公正地收集运用证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辩护证据定位与功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高位适用,引起我国刑事诉讼"新模式"的研究热潮,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将产生"单方"式的制度风险和效率价值偏向等制度隐忧,这似乎与被追诉人的自愿性保障、认罪答辩的撤回与否的热点探讨不谋而合。深思之,辩护证据作为权利保障与程序正义的体现,将有助于缓解制度隐忧,促进权利保障。与此同时,要认可辩护证据定位,承认辩护证据在理论上的独立性,重视辩护证据的实践运用,发挥其在克服制度风险、平衡价值追求中的基本功能。

辩护证据论

在刑事诉讼证据的理论分类中,有一种控诉证据——辩护证据的分类,它已被我国的立法所采用。本文拟就此课题作一些探讨。 一 所谓辩护证据,亦称无罪(含罪轻)证据或防御性证据,它是和控诉证据(亦称有罪、罪重或攻击性证据)相对而言的。以刑事诉讼证据与被告人被控事实及刑事责任的相互关系为标准,可得出这种分类。换言之,凡能够证明被告人被控事实全部或部分失实,或证明他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证据,都属于辩护证据的范围。辩护证据的这种法律性质,是由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即准确地查明犯罪事实,防止认定案情的误差和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证无罪的人不受追诉,并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所决定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要求。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范围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在讨论中更多关注了该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与否问题,而缺乏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关注,如非法取证的主体问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问题等,这些问题涉及到非法证据范围的界定。这使得关于该问题的讨论缺乏应有的深入性并使得具体制度的建立前景模糊。对于这些问题加以检视无疑能够使得相应的立法工作更加明确而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应尽之责。

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取证问题之探讨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强化了刑事辩护权,但主要只是从一般原则的层面上加以强调,而在具体辩护制度和规则方面,则缺少相应规定,尤其是对律师刑事辩护的主要手段——律师取证权,规定少、限制多,制约了律师对辩护材料的取证。同时,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也给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干扰、阻碍律师取证提供了机会。由于律师难以取得必要的辩护证据,而使"控辩式"诉讼流于形式。因此,解决律师取证难的问题已刻不容缓。

试论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

试论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潘家永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律师体制来看，律师难以在控辩式审判方式中发挥充分的作用。因此，亟待从以下方面完善律师辩护制度。一、实行公诉案件律师辩护制我国现行的辩护形式有三种，被告人自行辩护，律师辩护和其他辩护人辩护。被告人自行辩护和...

试论庭审方式改革与辩护制度完善

试论庭审方式改革与辩护制度完善潘家永我国现行刑事审判方式受前苏联“纠问式”审判模式的影响较大。这种审判模式虽然以国家职权主义诉讼为主，突出强调了司法机关的职权，但弊端较多，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判工作的质量。因此，有必要进行改革，放弃纠问式，采用控辩...

论刑事证据的几个重要特性

刑事证据的特性是刑事证据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专家学者们对该问题曾提出各种见解,争论颇为热烈。从业已出版的一些著作与论文来看,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还是囿于法规条文,显得过于简单,或者不够确切,因此该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笔者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体会,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关于刑事证据的相关性 刑事证据相关性是刑事证据的重要属性。对于证据的相关性虽然有多种提法,但绝大多数学者均将其表达为“作为证据的事实,必须同案件有联系”,所不同的只是对这种联系有着不同的提法。诸如同案件有客观联系、紧密联系、内在联系、内在必然联系等。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1条第一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不少学者认为,这是证据必须具备相关性这一特性的依据。我们认为,刑事证据相关性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特性,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因此,我们不必囿于法规文字所表现的内容,因为短短的一款规定,远不能表达出刑事证据相关性的完整含义。我们认为,所谓刑事证据的相关性,

略论刑事诉讼证据形式来源的合法性

在证据理论领域，已有学者开始冲破传统刑事诉讼法学关于证据作用观点的范囿，将证据作用从控诉与辩护职能的简单界定发展到更精确地涵盖控诉、辩护与定案三种职能，从而将证据划分为控诉证据、辩护证据和定案证据三种。定案证据是审判人员在经过双方当庭质证和辩论之后，...

应在庭审中设立证据分析程序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了类似英美法系控辩式的庭审模式,增强了庭审的对抗性,从而对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向法庭当庭示证,是公诉人参与庭审活动的核心内容,对成功指控犯罪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刑事证据有效辩护的反思与建构

刑事证据辩护属于刑事辩护的独立基础性类型,目前我国证据辩护在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方面均处于起步阶段。证据资格辩护属于证据辩护的基础形态,证明力与证明标准辩护则属于高阶证据辩护形态。不同种类证据相关的普遍知识是证据证明力辩护的信息条件。在厘清证据辩护概念与证据有效辩护评价标准的基础上,以辩护人证据知识库构建以及对证据与待证要件事实的推理能力为支撑,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证据的特点,构建以证据资格辩护为基础,以证明力辩护与证明标准辩护为核心的充分有效的刑事证据辩护体系。实现准确事实认定与人权保障的双重诉讼目标。

从辩护律师地位看两项罪

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伪造证据罪”，第310条又规定了“包庇罪”，有人对这两项罪提出了疑问(1)对前罪，它是否有规定的必要?(2)对后罪，刑事诉讼活动中被告的辩护律师，能否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乃是基于如下认识：被告的辩护律师肯定是知道案件的真相，也就是说他心里面知道他为之辩护的被告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

东京审判日本辩护证据的历史考察

东京审判期间,日本辩护律师提出了大量证据,为日本国家行为及战争责任人进行无罪辩护。这些所谓证据,有的是日本政府文件,有的是军政要人著述,有的是证人证言,有的是历史影像,用辩护人自己的话说,总括起来,既是日本政府对外行动的全部主张,又是一部完整的现代史资料。这些证据的出示,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日本的对外侵略罪责,但不能从根本上推翻法庭的指控,更不能否定日本对外侵略的史实。辩护证据以假象、谎言为依据,有的甚至颠倒黑白,成为战后右翼言行的重要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