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技术侦查与证据采信

职务犯罪日益技术化、隐蔽化,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日渐增强,传统的一般侦查措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集技术性与秘密性于一体的技术侦查是应对职务犯罪的有效措施。因此,直接授权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建立技术侦查的适用原则,实现技术侦查的法治化,配套相关证据采信原则,既能强化职务犯罪的程序控制,又有利于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

论“一对一”贿赂案件证据采信

贿赂案件证据“一对一”是相对的 ,而非绝对的。在证据采信问题上 ,不应局限于行贿人与受贿人的言词证据上 ,而应着眼于间接证据。不能以行贿人与受贿人供述相印证部分定案。我国侦查模式应实现“由证到供”的转变。

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试图让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问题在庭审过程中得到解决,以摆脱审判形式化的诟病。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中,应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降低立案环节的证据标准、将审判环节中"重侦查证据"的形式化的证据采信机制转变为"一切证据以经庭审质证为准为先"的实质化的证据采信机制,同时不应因程序简化而弱化审判时的证明标准,而更应以审判时所坚守的证明标准去规范审前程序中证据的采集过程及程度。

商业活动需注重合同解释与证据采信

全球每日发生的商贸活动难以计数。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些商贸关系绝大多数可被视为一系列的合同关系，其可被认为是由不同的合同串联形成。比如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就可能由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勘察、设计、施工、安装，预售、销售等诸多合同构成。如果更为宽泛地看，房地产开发方之间的投资合同，其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合同，与银行之间的贷款合同，以及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等等也可被包括在内。

行政案卷排除规则与非法证据采信问题初探

一、关于行政案卷排除规则 证据必须经过法庭审查才能作为定案根据,这是诉讼公开和保护当事人知情权和质辩权的需要,也是保障审判公正的重要程序要求.有学者认为,证据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定案根据不仅是行政诉讼的要求,也是行政程序的要求.为了保护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权,行政诉讼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不但应当遵守先取证后裁决的行政程序原则,而且必须经过当事人的口头或书面的质证,否则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对法定证据制度的再认识与证据采信标准的规范化

大陆法系国家在16世纪实行的法定证据制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与自由证明模式相比,法定证明模式有助于提高司法的公正性、可预见性和权威性。中国证据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走向法定证明,而实现证据采信标准的规范化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

海关行政处罚程序转换及域外证据采信

【裁判要旨】以走私罪嫌疑立案的刑事案件，因刑事撤案转为海关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发现日应以刑事立案侦查的日期来确定。在刑事侦查阶段调取的证据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等证据直接使用。在我国司法解释与国际条约对域外证据的形式要求规定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行政法官需结合案情，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进行一致性解释，使其尽量与国际条约的内容和要求相一致。

从“世纪争产案”证据采信谈笔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结论作为法定七种证据之一,也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然而,实践中对各种证据应如何进行审查判断,法律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更为详细具体的规定。因此,实践中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方式在不同司法机关、不同案件承办人之间各有不一。这不可避免地会严重影响该类证据在案件中的作用发挥。笔迹鉴定与其它类物证鉴定技术相比,由于存在一定特殊性,固对其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似有更难之处,因此,对其审查判断也应遵循其特点规律。否则,就会走向或盲目迷信,或无所适从的歧路。本文结合一起民事案件的证据采信,就笔迹鉴定结论审查判断及相关问题谈一些个人浅见。以期增进交流,澄清认识,促进工作。

刑事案件审查中未成年人年龄证据采信问题探析

根据法律规定，确定犯罪嫌疑人年龄是确定其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是否年满14、16、18周岁是至关重要的事实。若案件中有大量充分的证据一致证实犯罪嫌疑人年龄．则属于比较理想的证据收集情况，并不存在采信疑问。然而，在未成年流动人员已经成为城市的犯罪主体的现状中．

从对鉴定的审查看证据采信的标准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由于司法鉴定具有相当的科技含量，因而在刑事案件尤其是杀人、伤害、涉毒等类案件中，往往对定罪量刑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如果司法鉴定由于检材提取不当或鉴定程序有误，导致鉴定结论不准，同样有可能造成冤、错案。因此，对鉴定的审查必须制定相应的程序，经质证后方可采信。由于我国并未制定专门的证据法，

继承公证中亲属关系证据采信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2009年10月22日．中国公证协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办理继承公证的指导意见》，为公证机构办理继承类公证业务提供了有效的办证规范。但在执行《意见》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亲属关系证据采信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给公证员实务操作带来了困惑和制约，笔者结合公证实践就《意见》贯彻落实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析．探讨解决方案。与同行共飨。

民事判决书中的证据采用与证据采信

认证，是案件审判过程中法官的法定职责。基于不同的证明标准，认证在三大诉讼体系中各有其特点，在判决书写作上的表现也势必存在着差异。这里以普通程序一审民事判决书为例，谈谈认证的两个识别层面。从认识轨迹上看，认证具有两个不同的识别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证据能否被采用作出审查认定；

几种情形下的证据采信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法官在处理每一宗刑事案件时，都面临着证据采信问题。对证据的采信，目前立法上没有任何原则性的规定，实践中也不可能有统一的采信模式：法官对证据的采信把握如何，对案件处理正确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官对证据的采信过程，是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过程，也是法官对证据如何形成心证的过程：这个过程，它体现了法官内心确信的准则和能力，

支持软件过程可信评估的可信证据

近年来,软件可信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一种比较共识的观点认为,软件可信是软件行为符合预期的程度.质量形成于过程,显然,建立质量信心的证据也散布于过程.软件开发过程中,主体、行为和各种保障手段则是建立软件可信的基本依据.基于证据的决策和管理是现代质量理论的核心,基于证据、数据驱动的软件工程都是试图从客观数据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计划的支持下,从过程保障的角度提出了软件过程可信度模型,其中,证据作为建立软件可信、支持可信评估的基础要素,是模型非常重要且基础的组成部分.主要研究该模型中的证据体系,遵循完整性、必要性、兼容性和可持续性这4项原则,基于过程管理的基本要素,通过调研以及与CMMI等软件过程参考模型的对接来提炼、定义和质证模型中的可信证据,使证据具备良好的公信力和可比性;同时,增加了部分目前其他模型都没有涉及的证据来刻画对软件过程的可信增强,从而建立了一个从可信实体、可信行为、可信制品这3个目标进行可信保障、并覆盖软件过程全生命周期的证据体系.该证据体系科学、客观并具有良好的公信力,结合可信度模型的其他部分,可以实现基于证据的、自底向上的软件过程可信评估,可供软件组织广泛采用.

法官在区块链证据采信过程中的规则与困境--以第三方存证平台为研究对象

2018年9月7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以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确认了区块链存证技术手段在司法应用中的合法地位。2019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司法领域,区块链技术与司法应用深度融合,具有其成本低、取证存证灵活、不易被篡改的优势所在。但是由于立法缺失、准入标准、行业规则尚未形成等诸多因素,第三方存证、取证平台鱼龙混杂,为法官认定证据带来一定困惑。本文旨在梳理问题,以问题作为导向,使得对于采信区块链证据的规则在法律、行业规范、技术标准日臻成熟的情况下日益清晰和明确。

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电子取证

跨境电子取证过程中,侦查机关在取证前、取证时、取证后三个阶段分别面临线索获取、电子取证、证据采信三重困境。困境的产生不仅源于各国法律规定不一、犯罪形式隐蔽多变,而且与取证技术、取证可适用举措等因素相关联。所以,我们需要广辟多元多方的线索来源、构建取之有道的快捷取证路径、寻求证据认定的最大公约数,以实现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有效治理。

论诱惑侦查所获证据的运用

诱惑侦查是侦查实际中一项卓有成效的秘密侦查措施。诱惑侦查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与刑事追诉中的基本价值追求相矛盾,备受争议。各国在放松对诱惑侦查禁止性规定的同时,又严格加以限制,力图充分利用这一可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侦查手段,平衡价值上的冲突。诱惑侦查所获证据在运用中应坚持有限可采性,从实体法、程序法方面加以限制,确立诱惑侦查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更好维护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从一起行政案件看完善我国证据制度的必要性

针对在司法实务中法官对定案证据的采信不阐述理由造成司法不公的现象 ,分析了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我国证据制度存在不足 ,其表现在证据法的不全面、不系统 ,尤其是证据法中的证据采信原则、伪证与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不具体 ;提出了完善证据制度的途径为制定完备的证据法典 。

卫星遥感数据法庭可证据性法律问题研究

卫星遥感数据相比传统证据采集方式存在优越性,近些年也频繁地被国际和国内法庭争端当事方用作证据。法庭在是否采信的问题上立场不一,国际法院在涉及领土主权争端案件中对其较为排斥,国际刑事法院、欧盟法院和部分国家国内法院在涉及特定事项时态度较为肯定和积极。原因和卫星遥感数据本身的特质有关,在有着无可比拟优势的同时,其作为证据仍存在个人隐私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专家证词真实性等问题。卫星遥感数据法庭可证据性问题集中体现了科技与法律之间相互促进和矛盾性,国际社会目前立法仍为空白,国际和地区实践处于分而治之的局面。

电子商务与电子证据

电子商务依托现代高新技术全面改变着传统贸易的经营理念和方式 ,其表现载体数据电文应用到诉讼领域成为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相比 ,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证明力以及搜集采信等问题存在较大立法障碍和适用困难。必须加强研究电子商务证据新特点 ,借鉴国际组织有益探索 ,逐步建立我国电子证据法律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