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力规则的效力分析——《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文本的解读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存在中国式的证明力规则。然而,与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相比,我国的证据证明力规则效力,具有弱规范性、非规范性和非授权性的特点。对于中国证明力规则诸多教科书式的文本表达,规则制定者有必要在"立法"技术上反思:将大量经验性规则作为司法解释条款"法律化",难免有重回法定制度时代之嫌。还应注意,证明力规则的排除条款的刚性弱化,使这一证据规则警示功能降低,有悖于设立初衷。

证人证言证明力规则建构若干问题探析

证人证言作为具有较大主观性的一种法定证据,其证明力大小取决于诸多因素。关于证人证言证明力规则的建构一直是理论和实践普遍关注的话题。从研究影响证人证言证明力的因素着手,分析我国证人证言证明力规则存在的问题,探寻我国证人证言证明力规则的建构进路是有益的。

论以“真实性”为核心的证明力规则之成因——以“真实性优于相关性”现象为视角

一直以来,中国的刑事证据立法存在“重真实性,轻相关性”的现象,主要表现为证明力判断标准的二元化以及证据相关性判断的“附属化”,且集中体现在一系列以“真实性”为核心的证明力规则中。其中,裁判功能的多元化、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缺失、法官对事实真相的渴求以及对口供的过分依赖等因素是各种“真实性”规则的主要成因。这种以真实性为核心的证明力规则不仅反映出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难以发现事实真相,也反映出中国传统的“客观真实”理念在不断受到“法律真实”理念的挑战。

证明力规则的形成、功能及面临的深层挑战

现代证据法的一个核心假设是,它的规则仅有可采性规则。也就是说,它们告诉法官是否可让案件事实认定者接触某一特定的证据,但它们并不打算告诉案件事实认定者如何去评价具备可采性的证据。然而,我们可以假设有这样一种规则制度,可以通过指示适用法律来帮助案件事实认定者衡量证据价值,例如,法律认为一类证据(如传闻证据)的“证据价值不高”。事实上,这种证据的证明力规则是一种源于罗马法的古老观念。但它们长期以来一直被研究证据的学者所忽视,或者在考虑时被认为是过时的,并与陪审团审判制度极不融洽。本文认为,这种对证明力规则的敌意是不合理的,应认真对待证明力规则并将其作为证据改革的可能方向。鉴于陪审团审判的案件数量现在越来越少,并且在使用陪审团时其裁量权已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因此针对证明力规则的正统观念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另外,有理由认为这些规则可能有助于利用法庭科学来查明案件事实。法院过去对证明力规则的运用,当前其在行政裁决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最近认知心理学方面的研究都表明证明力规则可以促使更公平、更有效且最重要的是更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这些优点使联邦最高法院近期对行政裁决使用证明力规则的谴责更加难以得到认可。

证明力规则检讨

中国的司法实践对证据的证明力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呼唤证明力规则、创造证明力规则并实践证明力规则。然而,当下的证据法学界对证明力规则往往持一种简单化的批判态度,其对于证明力规则的理性总结与学理思考相较于司法实务界倾注的努力不相适应。在以证明力为导向的证据法中,证明力规则的产生是一种必然。在证明力规则问题上,中国证据法学者在理论层面缺乏主体意识,但法律条文以及司法实践却显示了相当程度的主体性并保持了韧性。

法定证据制度辨误——兼及刑事证明力规则的乌托邦

自十三世纪起,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立法者相继在刑事证据立法上确立了十分精确的证明力等级体系,详细规定了每种证据形式的可采性、不同种类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明力以及证据间出现证明力冲突时的优先取舍问题,即所谓的法定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在欧洲运行了数个世纪,受到了诸多质疑和批判,但不少反对意见系建立在对该制度误解的基础之上,应予以澄清。法定证据制度对中国时下的刑事证明力规则建构具有较强的反思意义。在本质上,刑事证明力规则便是将法官对证据的自由评价绝对客观化、立法化,这与刑事犯罪的偶发性及不可预期性有着根本的冲突。历史证明,立法者不可能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一套普适的证明力规则。

论大数据证据的证明力规则

进入数字时代,在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证据种类中已然分叉出新的证据类型—大数据证据。基于不同的底层技术支撑,大数据证据与传统意义的电子数据、鉴定意见有着本质区别。但遗憾的是,学界与实务部门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潜在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证据制度变革。实践中,司法人员对大数据证据的审查判断保守地依附于传统证据类型的审查规则或印证结论。这种依附性证明力规则会带来诸多弊端:在事实查明方面,大数据证据真实性的认定科学性与合理性不足;在诉讼结构方面,因缺乏实质意义审查而径直采信大数据证据,导致侦查中心主义再次抬头。鉴此,立法需要根据大数据证据的本质特征确立独立的证明力规则,作为自由心证的外在界限。根据算法作用方式的不同,大数据证据分为基于海量数据库比对生成的大数据证据和基于算法模型的大数据证据两种类型。对于前者的证明力审查,考虑到其所具有的概率性,应当建立基于贝叶斯定理的似然率评价规则,并围绕算法是否具有稳健性的判断标准建立补强规则。对于后者则应当建立行为数据规律"前理解"的审查规则,并依据海量数据的来源对证明力强度予以区分。如此,形成大数据证据证明力的独立审查规则,使大数据证据在数字时代的真实性认定具有了更加科学的基础,进而确保实质意义的审判中心主义。

孤证规则的内在逻辑与制度构成——基于“印证证明模式”展开的论证

孤证规则的内在机理,是通过多个证据的相互印证确保刑事诉讼中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是对自由心证的有益补充。在明确“孤证不能定案”原则的基础上,孤证规则的构成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孤证的认定标准。孤证,是指证明案件核心事实的证据只有一个,孤证既可以是言词证据也可以是实物证据。孤证的判断是实质判断,其标准是证据的信息来源是否同一。二是孤证不能定案的例外。包括“因待证事实证明标准降低而设置的例外”和“基于经验法则而设置的例外”,前者适用于对程序性事实、非要件事实、量刑事实的证明,后者则包括完整记录犯罪行为的录音录像、遗留在隐蔽位置的生物组织、证明被告人案发时唯一在场的证据等。

户籍证明异议:少年司法中的“幽灵抗辩”

年龄认定是少年司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司法实践中户籍证明异议现象加剧了年龄认定的难度,因其取证及证明的复杂性成为一种"幽灵抗辩"。司法实践中户籍证明异议表现出户籍登记本身不准确、出生日期需公农历换算、纯粹弄虚作假等不同类型,为应对户籍证明异议对少年司法年龄认定的冲击,从举证责任分配和确立证据证明力规则是较为可行的办法,但如何具体操作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户籍证明异议由多种社会因素共同催生,司法机关应与其他有权机关、相关人员一道从多方面运用多手段共同做好预防和应对。

论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趋于深化,我国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逐渐确立。《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中,对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进行了分散式规定。相较于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尚不完善。当前对监察证据规则的研究较为初步,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在对《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的相关内容进行法教义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两分来构建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理论体系,以期破除监察与司法衔接中的相关难题。其中,非法监察证据排除规则系监察证据能力规则的核心;而监察证据证明力规则包括对传来监察证据的限制规则、实物监察证据的鉴真规则、监察证据印证规则与口供补强规则等。

论电子证据及其运用规则的完善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借助于电子证据查明案情的诉讼案件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握电子数据这类新型证据的特性,探索电子证据在诉讼中运用的特殊法律规则。这些特殊规则包括三类:一是电子证据的取证规则,二是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规则,三是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判断规则。各国电子证据立法的发展趋势是,取证规则越来越多样化,证据能力规则越来越淡化,证明力判断规则越来越完善。本文就电子证据的运用规则及其完善进行探讨,以有助于在信息技术条件下更好地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事实认定难题。

网络聊天证据若干问题研究

在民事诉讼领域,网络聊天证据的应用越来越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问题。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司法经验的基础上,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网络聊天证据的法律地位、收集保全、审查判断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试图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为网络聊天证据在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大陆法系刑事证据制度变迁及启示

大陆法系证据制度的历史变迁,蕴含着证据制度的改变与诉讼模式、诉讼结构的变化。随着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大陆法系为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立法上逐渐借鉴了一系列在自由心证制度建立之初所没有的规范证据资格规则。目前,我国关于证据能力方面的证据规则仍处于发展阶段,但目前已确立的证据能力规则却没有实现其应有的效果,其中的问题和原因值得我们反思和检讨。

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构建

证据规则是证据法的核心内容,我国没有形成刑事证据规则的独立体系,现有的证据规则体现在立法及司法解释中,理论基础及现有规定都较为粗疏、简陋。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构建,不仅是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需要,也是遵循司法规律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构造以及司法办案的需要。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证据规则主要关注证据的可采性,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构建还要从证据规则的诉讼功能角度出发,应当分为规范证据能力的证据规则为基础,以规范证明力的证据规则为重要内容,辅以规范证据运用的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立法方向的转变

中国刑事证据立法应当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从对证据证明力的关注转向对证据能力的关注 ;从客观真实观转向法律真实观 ;从一元价值观转向多元价值观 ;从侦查中心主义转向审判中心主义 ;从形式上的对抗制转向实质上的对抗制 ;从中国走向世界。

非法证据为何难以有效排除——兼及中国非法证据排除的未来

既往的研究太多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粗疏这一制度层面解释非法证据难以有效排除的原因,但这并不充分。从结果层面而言,非法证据没有被排除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被采纳。对非法证据难以有效排除的研究必须深入解析法官采纳非法证据的内在原因。法官证据运用的形式主义化、刑法的主观主义倾向以及司法实务部门对证明力规则的过度追求等因素,是诱发法官采纳非法证据的重要原因,并由此造成了非法证据难以有效排除。在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仅限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还需将证据信息的供给、刑事实体法的调整、证明方法的转换以及证据能力规则的建设等均纳入视野。

事实认定“难题”与法官独立审判责任落实

受基督教"血罪"观念影响,中世纪及近代普通法法院的英国法官与欧洲大陆的刑事法官一样,往往为了避免地狱之灾而遵循"规则依赖"的行为逻辑,"依证据裁判"而不是"依良心或确信的真相裁判"。当下中国的法官,在遇有压力和涉及到职业风险的案件中,也往往遵循"规则依赖"、"机构依赖"和"制度依赖"的行为逻辑进行裁判,这不仅造成人为的错案,还导致审委会制度、上诉制度扭曲。十八大以来实施的司法改革措施,有助于克服和消解法官的"依赖惰性"。但是,三大诉讼中大量的证明力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制定的《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的两个条款,不仅构成了"谁裁判谁负责"的制度性障碍,还可能让法官重回"规则依赖"的旧途。因此,废止或改造证明力规则、修改司法责任制中的相关条款就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