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证明标准客观化的负效应及其克服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技术驱动下的统一证据标准和逻辑经验法则的可算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证明标准的可操作性,减少司法随意性,却显性地压缩了主观要素的适用空间,将证明标准引入更深层次的客观化,产生事实认定受到客观化规则侵蚀、陷入证据法定主义窠臼的负效应。在证明标准强调主客观融合的背景下,应当秉持证据裁量的基本立场,用证据裁量能动主义克服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缺憾。客观化的证明标准只是底线的证明标准,是主观结论形成的基础,应当由事实认定者运用自由心证作最终的审查和判断。未来应通过制度建构纾解证明标准客观化产生的负效应,建立客观化证明标准的技术指南开示与异议机制,以期实现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领域的良好应用,促进司法现代化和司法进步。

法典化视角下刑事证明标准条款的完善

偏重哲学话语的理论争议无益于解决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难题。在法典化改革的进程中,有必要厘清刑事证明标准条款自身的逻辑性和层次性,进而对现有法律文本的表述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修改,明确证据收集的程序合法标准,明确证据查证属实的法定义务,确立定罪事实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序规则,以实现发现案件真相和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之间的价值平衡,最终实现刑事证明标准在程序规范下的合理适用。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特性与适用

证明标准是用以衡量通过证据和事实实现心证的程度,或曰用以认定待证事实的证明尺度。由于证明标准表述具有模糊性以及使用证明标准进行事实判断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结果,所以证明标准具有主观性。证明标准既是认定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标准、尺度,也是行为意义上举证证明责任转移与否的标准、尺度。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视域下性侵未成年人证明标准的研究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逐步扩展至有关未成年人权益的一切活动,其要求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活动尊重未成年人的权利主体地位、坚持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立场以及充分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在处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仍继续严格采取“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证明标准,将可能违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三项基本要求。探寻确立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主的证明标准,有助于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立足于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必要性、品格证据与传闻证据的引入以及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为核心构建证据体系等可操作性展开探讨,将促使此类案件从成人“我认为”视角到未成年权利人“我需要”视角的合理转向。

证券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与行刑衔接--以“阳雪初内幕交易案”为例

证明标准是影响实体裁量结果的重要证据制度,证明标准的不同是同一案件的裁判可能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我国学界对行政证明标准存在多元论与一元论之争,现阶段立法缺乏对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明确规定,导致行政处罚和刑事程序对同一事实能否作出不同评价存在疑问,“阳雪初案”即为一例。行政与刑事程序作为两个独立的程序,理应独立适用各自的证明标准。并且,对于证券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应当适用严格证明标准。明确证券行政刑事处罚的证明标准对严格依法执法,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法治反腐视域下刑事缺席审判证明标准的完善路径

作为2018年《刑事诉讼法》新增内容,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填补了没收违法所得程序适用上的局限,扩展了特定犯罪的追诉方式,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审判制度。该程序尽管纾解了客观上不能出席导致的审判停滞情况,但被告人外逃型缺席审判的适用仍有待立法的完善。当前,缺席审判规则中的证明标准未能与案件的特殊性相协调。缺席审判的证明标准应围绕犯罪构成要件理论,通过厘清三类案件的特殊诉讼构造,明确证明对象、证明方式、证明价值和证明目的之特殊性,充分发挥刑事缺席审判的价值功能。

刑事证明标准的高概率模型

在刑事司法证明中,为了实现司法审判的数字化,有必要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量化描述。法律概率主义通过有罪概率和概率阈值构建了“高概率裁决模型”。根据这一模型,当有罪概率是准确的高概率时,裁决应当认定被告有罪。但是,该模型受到法律传统主义的强烈批判,认为用高概率来描述刑事证明标准在道德上不可接受且会产生推理悖论,而我们将通过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重构为其进行辩护。刑事证明标准可细分为叙事性、稳定性、完全性和充分性四要素。当审判满足叙事性、稳定性和完全性时,有罪概率的准确性得以确保。如果此时的有罪概率还满足充分性,则可以认为审判满足刑事证明标准,并应认定被告有罪。因此,一旦有罪概率的准确性得到保障,刑事证明标准可以化归为高概率。高概率裁决模型具有正当性,能消解传统主义的批判,促使审判实现核心功能。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行政诉讼案件中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已确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将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及口头遗瞩或赠与5类情形列入可“排除合理怀疑”范围。同时,“排除合理怀疑”也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得到运用。但是,行政诉讼中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依据是什么?哪些类型案件可以适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是什么?本文试对上述疑问作出回应。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再检讨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初步构建起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实现了证明标准的层次化和多元化。但这一体系仍然较为粗糙,在规范层面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实践应用效果亦不理想。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规范的未来完善,应摒弃“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明确特殊情形下证明标准的降低,同时丰富和细化证明标准体系的层次。在实践层面,应准确把握各证明标准的内涵,避免相互混淆;落实法官心证公开,强化证明标准适用上的说理;同时,应重视程序性事实证明标准的适用。此外,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立法中的缺位现象应尽快改变,以最终实现证明标准立法与司法解释的统一。

论纪检监察案件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对案件事实认定的评价尺度,其合理设置对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以及诉讼功能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监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纪检监察案件证明标准存在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与特有属性。构建纪检监察案件的证明标准体系,应围绕法律价值、多样性与灵活性等考量因素,以多元化、多阶段、一致性以及主客观相结合为原则,从程序上和案件最终定性上确定纪检监察案件证明标准的应然选择,从而形成多元又统一的证明标准体系。

新时期再论刑事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证明标准乃证明过程的结果,而印证证明乃达成证明标准的过程,可见“证明标准”不等于“印证证明”。从诉讼逻辑看,刑事公诉证明标准应低于刑事裁判的证明标准,这既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和减少无罪羁押,又有利于维护检察权威和审判权威。新时期,伴随司法改革的推进,公诉权的滥用既缺乏动力机制,又容易被智能化的信息系统所捕获,而且还可能面临内部考核压力,乃至终身追责的风险,可见以往对公诉权滥用的担忧已不能成立。刑事公诉标准应当采“降低说”,即融合了主客观要素的“预期定罪高度可能性”的标准,这不仅与我国的诉讼结构相契合,而且更加符合司法实践。

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体系化构建——以海外追逃追赃为视角

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之体系化,有诉讼认识的阶段性、诉讼构造的对抗性以及实质正当法律程序上的根基。其体系结构由纵向诉讼流程上的递进式证明标准体系与横向诉讼构造上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两个基本维度构成。囿于规范上的局限和理论上的误区,我国现行特别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设置,于纵向和横向维度上的体系结构均显不足。不仅各阶段证据标准不明,诉讼两造的证据负担也未见厘清,从而造成实务运作上弊病丛生,并有招致司法权力滥用之虞。未来对于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具体设置,应依诉讼阶段与争讼各方的特性、需求不同,而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体系化安排。

普通刑事审判程序中对物之诉的证明标准之构建

目前普通刑事审判程序中对物之诉尚无证明标准。从为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设定限度、统一法律适用、重建刑事司法公信力和推动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发展等方面考虑,都有必要建构对物之诉的证明标准。构建的思路应把握对物之诉与对人之诉和独立没收程序的差异、基本权干预理论的建构作用和来自比较法的启示几个要点,同时应注意与司法改革的逻辑相契合。搭建起一种“底限证明标准”的基本框架后,通过证明标准层次理论的填充和“高度盖然性”的解释作用实现对物之诉证明标准的具体化。

构建我国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间接体现出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这种一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仅对我国民事审判实务造成了困扰,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根据当前我国民事纠纷的多元化特点及民事诉讼中注重适用调解原则的大趋势,我国应在民事诉讼立法中设立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证据占优势的证明标准。

家事诉讼多元化证明标准反思与层次性构建

家事案件纷繁复杂。有学者提出扩大现有特殊证明标准的适用范围,在家事诉讼中建立以高度盖然性为基准、以排除合理怀疑和优势证据为辅助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不管域外还是国内,主流观点均认为家事诉讼不宜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出于对真实利益的追求、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家庭伦理道德的指引,对家事诉讼中一些特殊事实有增加或降低证明强度的要求无可厚非。但提高或降低证明标准缺乏理论依据,也容易造成法官恣意裁判,有架空实体法之嫌。家事诉讼不宜在与高度盖然性平行的第二层次抽象证明标准上构建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而应明确以高度盖然性为统一证明标准,并辅之以第三层次具体证明标准,进一步对特殊事实的证明力度和强度提出具体的适宜要求,才是合适之选。

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重构

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介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之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仍然停留在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三重证明标准,它虽然能在理论上进行了合理的划分,但是实践中却仍存在操作困难的问题。因此,建构行政诉讼的二重证明标准才是一条新的出路。

国际体育仲裁院中证明标准的适用问题研究

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裁决在体育法治秩序的构建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证明标准是影响体育仲裁结果的关键因素,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可能导致不同仲裁结果,从而影响裁决公正性。国际体育仲裁院根据案件主体和客体不同,区别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如在兴奋剂案件中,其对体育组织适用的标准区别于普通法系传统的两大证明标准,采用特殊标准——“放心满意”。研究该证明标准不仅对各国体育仲裁机构和其他体育纠纷解决机构借鉴吸收具有重大价值,而且符合新修订《体育法》中兴奋剂的治理目标,对运动员权利保护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运用文献资料和案例分析法,探讨该证明标准的概念和性质,并进一步分析其在国际体育仲裁院中的具体适用。不难发现,该证明标准在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具体适用存在裁决缺乏先例效力,对间接证据适用该标准缺乏具体指导,案件严重性认定模糊,兴奋剂案件性质认定不明确等若干问题。为提高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裁决的公正性、一致性和权威性,结合国际体育仲裁院具体实践情况对具体问题提出思考与建议。

论治安处罚证明标准——以125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证明标准是治安处罚作出前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立法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实践中治安处罚证明标准模糊、冲突和混乱,引起事实认定争议、裁量权不当适用和执法公正质疑。通过对治安案件相关裁判文书进行实证考察,发现审判机关对治安处罚证明标准的选择较为多样,公安机关证明标准适用单一。针对治安案件的自身特点和单一证明标准的不足,建议根据处罚种类不同,选择二元证明标准,即对行政拘留、吊销许可证等,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对罚款、警告适用明显优势证据标准,同时通过设置例外规定、完善法律规范、运用自由心证等方式,保障二元证明标准有效地发挥实际效用。

犯罪的标尺——浅议我国犯罪证明标准的相关问题

我国未来的犯罪证明标准应当是层次式和分解式相结合的体系,即以一个高度盖然的总体证明标准为顶端,在该顶端下分别以侦查、起诉和审判三阶段的完结条件为标志设立阶段性证明标准。对于总体证明标准,在将法条修正为:"证据事实清楚,证据材料确实、充分"的同时,必须不断完善刑事诉讼程序使之更为正当和合理,而且还应增强司法主体的证据意识;而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则根据该阶段的直接任务分别设立相应的阶段性证明标准。

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2010年7月生效的由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死刑案件确立了较之普通刑事案件更为严格的证明标准,这是由死刑案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这里的死刑案件应该是指最终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既是死刑案件定罪的标准,也是死刑案件量刑的标准。由该《规定》所确立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已是一种定格的证明标准,这一标准的适用不会造成普通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