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

当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及其证明标准如何设定,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仍有很大争议。在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上,解决路径在于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条的规定,由被告承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与此同时,原告需提供能够证明关联性事实的初步证据。这一规则应当理解为因果关系的法律推定。将因果关系法律推定规则引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具有合理性基础,如纠正人们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要件“证明责任倒置”的错误认识、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平衡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负担。在证明标准问题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标准应因事后救济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类型划分而有所区别,且受关联性事实认定标准的影响。

刑事抽样证明扩张适用的风险及防控

为应对网络犯罪海量证据运用与罪量证明难题,司法解释扩张了刑事抽样证明的适用范围。这种扩张适用主要表现为从法定的特殊犯罪拓展为具有海量证据的犯罪,从实物证据扩张至部分言词证据,从控诉方延伸至辩护方。然而,在相关规则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易出现过度减轻控诉方的证明义务,不当加重辩护方的辩护负担,大幅增加审判方的裁判错误等风险。鉴此,应系统建构风险防控的技术与法律机制。在技术方面,抽样总体满足数量与同质性要求,抽样样本量采用数量和比例相结合的判定标准,抽样方法应当具有可靠性。在法律方面,建立健全刑事抽样证明适用必要性的司法审查机制,明确规定刑事抽样证明主体的抽样开示义务,严格要求刑事抽样证明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行贿犯罪案件的司法证明问题——对《刑法修正案(十二)》的证据法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二)》体现了“受贿行贿一起查”的精神,但是行贿犯罪案件的无被害人犯罪、无可勘验的犯罪现场和大多数案件无目击证人的“三无”特点,决定了行贿案件的司法证明面临较大难题:一对一证据、主要依靠言词证据定案、非法证据较难排除、司法证明错误难以被检验、受贿案件的事实认定对行贿案件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等五个方面。缓解证明困难,主要从11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注重收集《刑法修正案(十二)》规定的行贿犯罪“从重”处罚的证据;二是利用认罪认罚提供的制度空间,对行贿人进行激励,换取其认罪认罚;三是注重收集客观化证据;四是对“再生证据”的创造和运用;五是注意录像固定言词证据;六是关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其证言内容须接受法庭检验;七是行贿人和受贿人均予否认情况下的事实认定问题;八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供述不一致情况下的事实认定问题;九是行贿人翻供的事实认定问题;十是对行贿犯罪案件不能适用推定降低证明标准,受贿案件证明中运用的是推理而非推定;十一是经验法则在行贿案件证明中的运用问题。

中国式刑事证明结构:分段包干与选择性接力

1979年颁行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分段包干与选择性接力的证明结构。它既体现在侦诉审关系中,也体现在上下审关系中。在这一结构中,公检法在各自主导的诉讼阶段只有调查程序和方式的差异,并无查证责任和目标的差异。后端办案机关有接力查证的责任。接力者具有依照法定证明标准选择是否接力的判断权,也有选择接力主体、范围和方法的裁量权。《刑事诉讼法》虽然历经多次修改,但均朝着优化结构的方向前行。我国刑事证明结构具有如下鲜明特色:一是事实认定权力的去中心主义,二是专门机关查证责任的同质化,三是查证范围认定权的单元化,四是“调查”真相演变为“接着查”真相,五是作为查明真相协助者的辩方。

新时期刑事印证证明的误解与澄清

印证是从属于自由心证的证明过程,既无法涵盖所有的犯罪类型,也无法适用于所有的待证事实,故无法成为与法定证明、自由证明相并列的一类新模式。但作为方法,印证证明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实践中被广泛诟病的虚假印证、误解印证等不符合印证要求,故冤假错案也不能归咎于印证本身。实践中,印证证明与证明标准混同的问题突出,事实上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呈现方法和目的的关系,方法自然不同于目的,但方法是达成目的的手段,目的是方法努力的终点。因此,尽管印证具有提升裁判者心证的积极意义,但不能人为拔高至证明模式的程度,在实践中既要反对意图抛弃印证的“冤假错案成因论”,也要反对过度崇尚印证的“证明标准等同论”。

非家事代理对外债务证明责任的完善——以量化评估模型为视角

非家事代理对外债务中债权人证明责任认定模糊性强,是实践中形成大量类案异判案件的一个主要客观原因,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案件的解决,影响司法效果,也无法回应社会期待。通过构建量化评估模型,将类案证明责任以规则、细则与要点方式科学细化,通过采点计分,合计计算总得分,可增强证明责任的可操作性,有效解决司法实践所涉诉讼维权中债权人证明责任难的现实难题。

网络犯罪数额证明难题及其应对

我国网络犯罪数额的证明难题虽然实践样态各异,但可划分为证据短缺型与海量证据型两种。产生这些证明难题的深层原因在于,传统犯罪网络化加大了犯罪数额的证明难度,法律规范对证明对象、证明机制与证据种类的特殊设定内在地限制了司法人员的证明活动。有关部门通过出台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来拓展定罪量刑要素、设置综合认定、确立推定规则及设立抽样验证等,以期解决网络犯罪数额证明难题。这种应激性的应对方式可能侵蚀法律规范的有效性,同时也存在实效性较低等问题。解决网络犯罪数额证明难题需检讨既有网络犯罪数额难题治理的底层逻辑。我们应确立网络犯罪数额证明难题双层次应对方案。第一层次方案主要从证明机理入手,优化犯罪数额的证明机制,明确算法证据的独立地位与运用规则。在第一层次方案无法解决特定犯罪数额证明难题的情形下,可采取第二层次的特殊应对方案,主要包括调整定罪量刑要素中犯罪数额的种类与比例,谨慎设置推定规则并限制其运用。

基于字合成运算的标签组群组共存证明协议

针对现有的大多数证明协议无法同时证明多标签同时存在缺陷,提出一种具有可扩展性的电子标签组证明协议。协议采用按位运算设计实现的字合成运算对信息加密,字合成运算可使得协议达到超轻量级计算;同时字合成运算实现中巧妙运用参数自身具备的汉明重量,可减少参量引入;协议基于先验证再响应机制,可抵抗假冒攻击等。对协议进行不同角度分析,表明协议能够提供较高的安全性能,同时能够适用于现有低成本被动式电子标签系统中。

数学史视角下正弦定理的证明

正弦定理是平面几何学的基本定理,文章从不同角度出发,按数学史时间的顺序,介绍16种证明方法,从最初的同径法到外接圆法,再到近现代的各种巧妙证法,从不同的证明方法中回顾正弦定理的发展史,通过对不同方法的分析比较,展现数学知识之间的联系,体现数学的美.

医疗损害责任过错要件证明之困境及其破解

司法实务中,大量医疗损害责任之过错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存在混乱、医疗“违法违规”认定泛化和机械适用《民法典》第1222条第2款及第3款来推定过错,致对医疗损害责任过错要件的证明面临困境;进一步探究其因,是人类的技术与认知局限无法查明诊疗过错的事实、主观心理状态与客观证据的关联性弱,以及过错事实证明标准不统一而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故需在厘清与细化《民法典》第1222条过错推定规则的基础上,建立重大医疗瑕疵规则、强化医疗机构事案解明义务、合理适用证明妨碍规则。

区块链上的零知识证明技术及其典型算法、工具综述

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日益重要的背景下,零知识证明(Zero-Knowledge Proofs,ZKPs)为保护隐私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成为最具应用潜力的核心技术之一。本文综合探讨了零知识证明技术及其在区块链中的应用。首先,详细介绍了零知识证明的相关概念以及三种典型的技术,对ZK-Snarks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讨论了ZK-Stark和Bulletproofs等其他证明机制,深入对比分析了各自的设计、技术特点、性能和应用场景的差异。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了ZKPs在区块链环境下的应用,并分析整理了编写零知识证明的相关工具,这些工具在提升具体应用的性能方面尤为重要。最后,指出了一些潜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时代证明标准客观化的负效应及其克服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技术驱动下的统一证据标准和逻辑经验法则的可算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证明标准的可操作性,减少司法随意性,却显性地压缩了主观要素的适用空间,将证明标准引入更深层次的客观化,产生事实认定受到客观化规则侵蚀、陷入证据法定主义窠臼的负效应。在证明标准强调主客观融合的背景下,应当秉持证据裁量的基本立场,用证据裁量能动主义克服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缺憾。客观化的证明标准只是底线的证明标准,是主观结论形成的基础,应当由事实认定者运用自由心证作最终的审查和判断。未来应通过制度建构纾解证明标准客观化产生的负效应,建立客观化证明标准的技术指南开示与异议机制,以期实现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领域的良好应用,促进司法现代化和司法进步。

表见代理证明责任分配论略

《民诉法解释》第91条以规范说为蓝本确立了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而规范说旨在对实体规范进行分类的基础上确立证明责任的分配。《民法典》第172条规定了表见代理下相对人请求被代理人履行合同内容的请求权基础,奠定了表见代理证明责任分配的基准,但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存在不完善及矛盾之处。从实现制度设立的意旨出发,立足于相关实体规范所内含的风险分配,并基于体系化解释,应将被代理人可归责性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之一;对于可归责性与善意且无过失的证明责任分配,应遵循规范说的分配路径,明确可归责性属于权利妨碍规范、善意且无过失属于权利发生规范,分别由被代理人与相对人承担证明责任。

可抗穷举攻击的射频识别群组证明协议

针对孙达志等提出的群组证明协议进行重点分析,指出协议存在无法抗穷举攻击的安全缺陷,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一个改进的协议。协议采用遍历取反运算对信息加密,遍历取反运算将根据加密参量自身汉明重量大小不同而进行对不同参量的取反操作,增加破解难度;协议将信息加密之后再发送,同时信息加密时确保多个参量攻击者无法知晓,以此来抵抗穷举攻击。从安全性角度分析协议,表明协议具有较好的安全性能;从仿真实验角度分析协议,表明协议具有计算量低的优势。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涉受贿条款修改之检视

基于1997年《刑法》第229条第2款的立法缺陷和受贿犯罪的立法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该款规定的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涉受贿行为进行了修正,将其定罪处罚的条件从“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法定刑升格”修改为“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从立法学角度分析,这一修改试图纠正立法缺陷,但却引发了新的问题:该款中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适用条件与刑法分则中其他类似条款的普遍性适用条件不一致;此外,该款牵连犯的处断规则与刑法分则其他法定牵连犯的处断规则不一致,造成了该款牵连犯内部、该款牵连犯与其他法定牵连犯之间,以及该款牵连犯与其他条款规定的想象竞合犯之间的罪刑失衡。从刑法释义学角度分析,该款规定的罪数处断条件的表述与实际处断规则不符,导致在解释时难以确定具体的罪数形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修改该款规定的处断规则及其适用条件的表述,以实现罪刑均衡和法律适用的一致性。

《知产证据规定》第6条解读——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限缩之新路径

在《知产证据规定》颁布之前,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依托公文书证的证明力推定规则,通过《民诉法解释》第114条对民事诉讼中的证明产生影响。《知产证据规定》第6条明确了行政行为认定的基本事实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免证效力,该事实应当限缩解释为公文书载明的对可诉行政行为产生实质影响的事实理由,需要相对方承担本证的举证责任方可推翻。该条款在知识产权诉讼领域对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进行限缩,采取的路径是从公文书证的内容出发限缩其实质证明力。这一方案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与普遍适用的可能性,为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规则的完善提供了新路径。

民事诉讼中本证与反证的相对性及证明效力

本证与反证是一组基于相对性的证据理论分类,二者对案件待证事实起到截然相反的证明作用。通过对应与关联的内涵界定及对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学理剖析,揭示本证与反证在认定待证事实程序中因相对性本质而造就其在双方当事人间的流转现象,显现出内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类型化原理与外化效力的证明标准及证明路径。结合司法实践的裁判统计数据及典型案例分析,揭示本证与反证源于相对性在证明作用上产生相反效果的证明活动规律。以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对本证与反证在司法实践中有无证明效力加以衡量,进而结合当事人的诉讼目的对本证与反证的证明效力强弱进行分析,指导当事人担负应然证明责任的同时也为法官在涉及本证与反证的案件中提供裁判思路。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标准探析

预防性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其程序适用仍存在诸多困境,我国现有立法或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通过从民事侵权理论视角、诉讼法视域下和裁判数据反映三视角分析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标准的特殊性,探寻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证明活动的程序机理和实践现状。基于损害事实要件的缺失、证明活动突破传统证明方式、重大风险内涵的模糊性、预防性责任的性质四种影响因素,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应结合具体的证明要件,分别明确危害行为、“重大风险”、因果关系相对应的特殊的证明标准,对于危害行为仍采“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对于“重大风险”和“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应适当予以降低,以增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预防性功能,实现环境保护前端处置、源头治理。

基于CP-ABE与Schnorr零知识证明的医疗系统身份认证方案

在当今数字化信息时代,医疗数据在传输和存储中面临着极大的隐私泄露风险。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一种属性基加密算法和Schnorr零知识证明协议结合的医疗系统身份认证方案,以保障患者的隐私权利和信息安全。在该系统中可将用户划分成多个属性并对这些属性加密,将用户信息上传到区块链中,随后将加密数据上传到IPFS中,再返回给区块链单向哈希字符串存储,仅当访问者满足一定属性条件并能够提供数字签名验证该用户有权访问系统时,才能正确解密进入系统。实验结果表明,该医疗系统身份认证方案与其他方案相比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柯西中值定理的证明及其应用探索

为促进高职学生深入理解柯西中值定理的内容及应用,探索了两种证明柯西中值定理的方法,并阐释了三个中值定理之间的关系.介绍了柯西中值定理在等式证明、不等式证明、函数单调性判断及极限计算中的应用,并进一步应用柯西中值定理证明了洛必达法则、积分中值定理及泰勒定理.对柯西中值定理的证明、内涵及其在解题中的应用进行探索,为微分中值定理的学习和应用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