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有证据证明“发现”漏罪的具体证明要求

《刑法》第七十条规定了对发现漏罪应当数罪并罚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对发现漏罪的理解适用总体偏向于有利于行为人原则,但对于发现漏罪所要求的证明要求并没有明确。基于此,通过分析刑事诉讼流程中的立案前的调查核实权及刑事立案侦查权的具体作用及功能,认为发现漏罪的时间节点与该漏罪是否被立案无关,即否认漏罪的立案时间必须在后罪判决宣告之后、刑罚执行完毕之前这个期间内才能认定为“发现”漏罪。同时,对发现漏罪时间及内容作广义理解,即对判决宣告之前发现漏罪的、仅发现犯罪事实未发现行为人的以及仅发现狭义多次犯其中一次违法行为的,一般也可认定为“发现”漏罪。

电子证据的归属及证明力研究

笔者结合电子证据其自身的显著特征,探讨应将电子证据列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并且着重就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等问题展开讨论。

论视频监控图像证据的证明力

目前,视频监控图像主要是为刑事侦查工作提供线索和方向,很少成为定案的证据,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如何确立与运用视频监控图像资料证据,已成为警界直面的难题。在侦查工作实践中,可通过视频监控图像资料与其他证据的关联、规范视频监控图像资料的取证程序、形成完整的视频监控图像资料证据链,及通过司法鉴定机构的专业鉴定,使之成为独立的证据,从而确立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证据地位。

提高审计证据证明力的途径分析

"审计风暴"以后,人们对审计的期望越来越高,审计职业的责任也越来越大。由于经济事项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审计风险也不断增加,直接影响到审计质量及审计机构的信誉和独立性,审计人员也面临着不同的法律责任。因此,正确认识审计证据的作用,收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于审计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情报分析中证据证明问题研究——《情报分析证据与推理》评介

[目的/意义]《情报分析证据与推理》由于首次系统的将证据证明方法引入情报分析领域而成为情报学的经典名著。证据证明问题是著作核心,对其进行研究既助于情报人员对经典的学习与吸纳,也助于情报人员对情报分析过程的解构和认知。[方法/过程]论文结合对戴维·舒姆《情报分析证据与推理》一书一、二两卷的研究,对情报分析中的证据证明问题进行了描述和分析。首先,对证据分类方法进行简单阐述,并分析了引起分类差异的原因;然后,将证明力视作矢量,从证明力方向和证明力大小两个方面研究证明力评估问题,重点介绍贝叶斯概率理论、归纳概率理论、谢弗系统等三种证明力评估方法,并对复杂情况下的证据力评估需要关注的细节问题予以说明。[结果/结论]最后,论文对舒姆关于情报分析中证据证明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评价,承认其价值的同时,指出现实应用中存在的局限。

电子审计证据证明力评价体系研究——基于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

信息化环境下，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互联网金融等日益普及，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的发展融合已经使经济、社会信息之间的无缝流动成为常态，组织、机构对信息化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弥补了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人力和技术障碍，使得注册会计师相当一部分的工作，甚至包括部分职业判断的工作能够交给互联网，突破人处理数据能力的上限。

对证据制度与证明标准关系的反思——兼论证据制度的标志

证据制度与证明标准的关系为从属关系,而非重合关系。证据制度的标志应为以证据证明力为支点的证明标准与以证据资格为支点的证据能力法则。

拯救社会公德的证据法药方——论不得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规则

从道德上批判社会公德沦陷固然必要,但只有更加注重法律的激励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社会公德进一步恶化。在美国,不得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规则通过切断从行善行为到过错责任的自然推理链条,激励着人们积极从事对社会有益之行为。而在中国,此类规则不仅拥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和类似的立法规定,更重要的是它们符合构建和谐社会、重塑社会公德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然而仅仅移植此类规则显然不够,因为导致社会公德沦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综合性的鸡尾酒疗法。

新刑诉法视野下刑事证据证明力探析

刑事证据证明力是指刑事证据对查明案件事实所具备的效力,它反映了刑事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程度。刑事证据证明力大小的评判标准取决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客观的、内在的联系。新刑诉法构建的证据制度尚存不足,应当从规范证据规则、明晰证明标准、规范自由心证制度、提高法官素质和保障程序正当性等方面加以改进,从而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

宋代证据证明的基本原则

宋代的证据证明看似无理性,但却暗含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证明原则。宋代的证据证明原则可概括为:以证据为基础的根勘情节裁判原则、情理约束下的自由心证原则、躬亲审查证据的原则。对宋代证据证明原则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宋代的证据证明。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辩护方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了辩护方在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时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和材料,但是对于提供相关线索和材料应该达到怎样的标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证明标准过高,非法证据排除启动困难,或是证明标准过低,非法证据排除滥用的情况出现。因此,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辩护方提供线索和材料行为的性质进行定性,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规定来明确其所应达到的标准,以更好地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

我国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之重构

民事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则是民事证据制度的核心。我国学术界对民事证据证明力问题关注较少,理论的匮乏导致了我国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简单且缺乏合理性,使法官在判断民事证据证明力方面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为防范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有必要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

明知毒品的推定风险与证据证明

事实推定有着诸多弊端,存在造成冤假错案的风险,在刑事诉讼中不应轻易进行事实推定。只有在全案的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已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时,才能认定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明知的。

中国内地涉港澳民商事诉讼证据公证证明制度之初探——以广东省法院的实践创新为基础

随着我国内地人民法院审理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量日趋增加,我国区际司法冲突日益明显,其中域外证据公证证明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本文旨在通过讨论民商事诉讼域外证据公证证明制度的合理性因素,对人民法院适用域外证据公证证明制度的实践创新作出学理探讨。

证据能力和证据证明力的关系初探

证据能力和证据证明力是证据法学中的两个不同概念 ,二者的关系理论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从理论上正确界定证据能力和证据证明力的关系 。

论我国立法上民事证据的证明力

民事诉讼的整个运作过程,皆是围绕证据进行的,当事人提出自己的主张要负相应的举证责任,当事人依据证据来展开攻击和防御,法官要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而法官判断证据就是判断证明力的有无、强弱。民事证据证明力是民事证据的生命,是裁判者进行裁判的依据。我国立法上对各种民事证据证明力的规定不完善,理论上也缺乏研究。通过对我国立法规定的分析以及与国外立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提出对各种民事证据证明力审查判断规则,以指导我国的司法实践。

论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优势证据的概念被引入到民事审判的实践中来，优势证据的证明作为一种证明标准，逐渐为广大的审判人员所接受。但对优势证据证明标准(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或盖然性占优势标准(on a preponderance of probability)概念的理解，掌握上尚有较大的差异。本文拟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概率论在证据证明力判断中的应用

我国证据证明力判断是围绕理性主义展开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传统和各种自然科学理论成果同样是通过理性主义这根畅通的血管,不断向证据证明力判断制度输送养料,比如运用概率理论,可以使证明力判断不断朝合理化、现代化、科学化方向茁壮成长。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认定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由此可见：“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逮捕三个条件中首要的条件。《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73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说明认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无证据证明“H7N9流感病毒是通过家禽直接传播给人”——农业部兽医局局长张仲秋就流感防控答记者问

近期,浙江、广东等地连续报告多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以下简称H7N9流感）病例,再次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全国动物H7N9流感防控情况如何,禽类产品消费安全保障情况怎么样？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农业部兽医局局长张仲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