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调查取证之申请程序的证明预断危机与应对

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是证明权的组成部分,实践中法院高标准适用《民诉法解释》第95条,通过对证据与待证事实间存在的关联、意义或必要程度进行审查从而作出是否准许申请的决定。这种在正式法庭调查前就对证据作出实质性判断的行为形成了不当证明预断,混淆临时心证与心证,不利于发现真实和程序保障。应在引入证明预断禁止原则的前提下,构建当事人与法院协同模式,共同确立证据收集调查范围。

日本民事诉讼中的唯一证据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唯一证据理论的基本内涵为,当就某待证事实只有唯一的证据申请时,法院应当予以调查。其法理根据主要包括法院得自由决定证据调查的范围和保障当事人的立证权。是否为唯一证据,应总合各审级,并考虑证据的种类予以综合考量。当证据申请不合法、证据调查没有必要以及证据调查遇有障碍等情形时,即使为唯一证据亦得驳回。对唯一证据理论与证明预断禁止原则进行调适的趋势是前者对后者的逐步取代。唯一证据理论对我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刑事证据申请之裁判——以裁判标准之合目的性为视角

证据申请的概念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体系中阙如,但这并不代表我国相对应的诉讼制度缺失。当证据申请达到合法性标准时,法官原则上应当准予证据申请。法官仅能于所有被提出之证据被调查后,始能为证据评价,不能将其他证据的调查结果作为判断该证据之价值的依据而预判驳回证据申请,这即是证明预断禁止原则的要求。证据申请之裁判必须依循法官案情澄清义务与控辩平等对抗之双重维护的目的指向。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的两步裁判法则为证据申请之裁判找到了相对客观的裁判标准,以防止法官预断,造成对诉讼权利的不适当剥夺、对案件真实义务的违背以及庭审的形式化。

论拒绝辩护方查证申请的正当事由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辩护方查证申请权,但只字不提司法机关同意与否的条件,完全交由司法机关自由裁量。司法解释虽然将有无查证必要性作为同意与否的条件,但由于十分模糊,可谓聊胜于无。在司法实务中,司法机关大多以"相反事实业已得到证明"为由否决辩方的查证申请。这种将证据评价活动提前至证据调查环节的判断标准不仅违背诉讼认识规律,也使辩护方无法有效参与诉讼,极有可能导致错案。为了防止司法人员恣意行使裁量权,有必要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基础上明确限定司法机关拒绝辩护方查证申请的具体事由和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