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分配正义的局限性——基于弗里克“证言不正义”的思考

在《认知不正义》一书中,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米兰达·弗里克首次系统地讨论了认知领域的不正义现象。其中,“证言不正义”引起她特别的关注,其典型情形可被界定为“因身份偏见而导致的可信度贬损”。由其所导致的对特定群体及个人的不公对待,不仅剥夺了他们作为知识主体的资格,而且亦会导致人性的降格。以此观之,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价值。但是,在分析其本质时,由于弗里克囿于主流的分配正义模式,她只能得出一个缺乏信息量的否定性论断:“证言不正义”并非认知资源的分配不均。为了推进此话题的讨论,如果利用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些成果做出新的尝试,那么其结论将是:“证言不正义”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承认”拒绝。

作为道德判断和不正义的社会压迫来源的“厚概念”

无论是在行动理论的脉络中,还是在其他元伦理学领域,社会性道德责任都在道德哲学中获得了更多的重视。虽然多样的社会行动带来了多种维度的社会责任模式,但本文的目标仅在于谈论在我们思考和实践中的一个特定的社会性道德概念,即厚的伦理概念。瓦尔加斯的“道德生态学”概念1是理解社会性道德责任的可行工具,并试图通过赋予个体行动者在其所处道德生态中更加主动的地位来拓展这一理论。当人们以一种更复杂的、在某些情况下相互作用的方式来理解主体及其周围生态之间的关系时,就可以对所置身的不理想的道德境况有一个更好、更细致的理解,同时保持社会环境中各主体的某种道德责任。本文将使用生物行为理论中既有的“生态位构建”和“生态位选择”这两个概念来指称主体主动塑造其环境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