诂诗与诂诗者的局限——由“大漠孤烟直”想到的

王维诗《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烟直”的“孤烟直”,注家多有分岐。烟何以直,这是西北及北方独特的地理气候决定的。历来学者解诗派少考虑自然现象和生活常识,往往在古籍里找根源,这是历代解诗者的明显缺憾。

论王夫之诗无达志说中的自由阐释思想——兼谈“诗无达志”较“《诗》无达诂”的变异

“《诗》无达诂”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一个著名命题,而王夫之的“诗无达志”说相比于“《诗》无达诂”说则不受学界重视。它们往往也被视为相似的命题,但实质上它们的不同是十分明显的。“诗无达志”说扩大了自由阐释的对象,将经典文本与诗歌文本都纳入了自由阐释的范围;强调了自由阐释的结果,将读者能够获得审美体验视为阐释的结果;讨论了自由阐释的方法,指出读者拥有直接表达所体验之情的自由。总体而言,诗无达志说在多个维度上较《诗》无达诂说发生了变异。

中西文学接受思想的异曲同工——“诗无达诂”说与接受美学理论的比较

董仲舒"诗无达诂"的诗学阐释理念是他在解释《诗》《春秋》的实践中总结出的重要诗学命题。"诗无达诂"一说常常被视为一种审美接受差异,这在无形之中与西方接受美学观点有了不谋而合之处。西方接受美学是在汲取了阐释学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打破了此前将文学研究的重心集中到作家或者作品本身的局限,强调文学活动的整体性与动态性。对"诗无达诂"说与西方接受美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揭示两种文学接受思想的本质差异与通约之处,并实现两者跨越自身文化体系的沟通与交流。

从诗无达诂看译者的主体性——以林纾的翻译为例

诗无达诂是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的重要命题,同时也揭示了语内翻译过程中译者任意选择的主观倾向。由于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本质相同,但凡语内翻译中的断章取义,语际翻译中也同样存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发展进程中,译者主观上对译文内容和形式的任意选择比比皆是,林纾的译著可为典型案例。然而,译者的选择应当受到原文的制约,并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作出最佳的选择,不可诗无达诂。

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内涵

自董仲舒明确提出"《诗》无达诂"后,从汉迄清,关于《诗经》的研究就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阐释的可能是不可穷尽的。而"《诗》无达诂"泛化为"诗无达诂"也源于宋人释《诗》,其后才影响于诗文批评。泛化后的"诗无达诂"在理论内涵上仍遵循着"《诗》无达诂"的阐释理路:"从变"、"从义"。"从变"侧重阐释的自由性,其具体表现有:"见仁见智"、"原意悖谬"、"诗无达诂而不诂";"从义"则强调阐释的限制性,其具体表现有:"本事求诂"、"坐实求诂"、"另类求诂",充分显示出中国阐释学的特色,并与西方阐释学有着密切的相通性。

“《诗》无达诂”解

“《诗》无达诂”是董仲舒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今人多站在现代诗学阐释的立场上,把它只看成是一个与文学和审美接受相关的命题。实际上,这一命题的提出,与董仲舒整肃《诗经》阐释状态,使“学者有所统壹”的文化、政治需要紧密相关。本文从先秦至汉的历史和诗学语境出发,结合董仲舒的经学诗学解释实践,揭示了这一命题如何由经学向文学的转换,以及经学文本和思维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巨大影响和力量。

诗无达诂——中国诗学诠释学传统的回顾

中国古代诗学认为,对诗的理解和解释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推进过程。"诗无达诂"的主张构成我国诗学诠释学的核心理念。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姜夔注重的"以心会心",苏轼强调的"诗有定价",刘勰主张的"知音难求",则构成"诗无达诂"核心理念的基本原则。"诗无达诂"理念的提出和丰富的过程,也就是古代诗学诠释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诗学传统的核心理念提醒我们,对诗歌艺术的欣赏,是在无尽的吟咏中逐步实现的。

“诗无达诂”的批评方法意义

“诗无达诂”说虽产生于西汉,但与先秦哲学思维方式、先秦人对诗的引用解释和汉初今文经学的学术方法有关,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同时和诗歌之中意、象、境的复杂性分不开。从古代诗论对此问题的探讨,可见构建中国文学解释学的艰难。

“诗无达诂”的艾柯诠释学思考

在中国传统的文艺鉴赏中,人们常用"诗无达诂"的原则来看待审美的差异问题。因此,如何准确把握作品的这种开放性也就成了诠释者永恒的追求。通过中国传统的"诗无达诂"诠释学理论与西方诠释学家艾柯关于"开放的作品"的印证,以威廉·布莱克《天真的预言》中译本为例,探讨了"诗无达诂"诠释论的开放性对诗歌鉴赏与翻译的意义。

诗无达诂论的文化探源

诗无达诂是对历代诗经解释纷乱纠纷的一种描述。在历代《诗经》接受史上,伴随着《诗经》研究队伍的壮大的同时,虽然对词义难明的现象有个别定论,但在总体情况上来讲,诗无达诂的状态还在持续着,不过,也正是这种诗无达诂的存在,更加增加了诗经研究的神秘感与神圣感,这也是历代《诗经》研究学者们虽知解经之难但却义无反顾潜心研究的原因。

“《诗》无达诂”的美学历程

自董仲舒明确提出"《诗》无达诂"后,从汉迄清,关于《诗经》的研究逐步经历了汉学传统、宋学传统以及汉宋之争,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阐释的可能是不可穷尽的。而其研究历程则在理论内涵上显示出中国阐释学的"从变"和"从义"特色。

“诗无达诂”的艺术深度——试析《广岛之恋》的多重内涵

法国"左岸派"电影导演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作为现代主义电影的经典力作,其重要特点是内涵的暧昧多义。影片由浅入深地表现出三层矛盾主题,营造出让读者玩味不尽的审美空间和艺术深度,对此可以用中国文艺理论中"诗无达诂"的命题予以印证。

“诗家总爱西崑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诗无达诂”新解

中国古代诗评历代有“诗无达诂”之叹。其实，古代文论中“知人论世”等观点推之极端，有将艺术与历史等同之弊。因作品艺术手法的不同，或读者自身审美经验的参与，艺术欣赏中出现的“诗无达诂”现象不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情理中事。

董仲舒“《诗》无达诂”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董仲舒在解释《诗》、《春秋》的实践中概括出“《诗》无达诂”的思想。“《诗》无达诂”即《诗》、《春秋》没有恒常不变的通义,是常与变的对立和统一。变表明经典之义具有多元性、开放性,解释者可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解释经典;常坚持经典之义并非什么都行而具有经常性,解释者不能任意曲解经典而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董仲舒“《诗》无达诂”思想揭示了文本解释的一般特征,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基本观点一致,因而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诗》无达诂”及其出生时域和场域探赜

既然由于文献缺损而导致无法准确定论,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诗》无达诂"的出生时域上将问题复杂化。重要的是"诗无达诂"的真实意蕴和理论取向,以及生成这一话语的前代积淀和后代影响。因此,为了研究和表述的方便,我们姑且将董仲舒定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总结者和提出者,而将先秦时期的相关理论和活动作为董氏思想的前理解史,将后代的不同称引和表述作为该命题的效果史。此外,《诗》作为文学的身份和特质在后代的渐次张显,中国古代《诗经》学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诗学以《诗》论诗的悠久传统,所有这些都注定了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从经学场域到文学场域的转变。

诗无达诂 文无定法——古诗词教学例谈

诗无达诂,这是董仲舒说过的话,古诗词亦画、亦情、亦理,简洁、短小,诗句的言外之意,要靠读者自己去补充和领悟,这当中需要发挥学生的想象力。许多时候,是没有通达的或一成不变的解释的,会因时因人而有歧异,这是＂诗无达诂＂的明显特征。文无定法,指写文章没有固定不变的规程,可以不拘一格。对有的文章,可以说是不仅无定法,甚至无定意——没有固定的意义,可以有多种解读。

也谈“诗无达诂”

摘要：“诗无达诂”是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命题．最初是为汉代儒生自主阐释僻经》提供的一个思路，但却运用到了文学鉴赏当中，并且它的应用很好地阐释了文学鉴赏的多义性，成为一种重要的鉴赏方法．“诗无达诂”的产生是有其来源的，它之所以能广泛运用到文学鉴赏之中，一定有重要原因促成了这一结果．但是，“诗无迭诂”的应用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存在一定的误区．

略说“诗无达诂”

汉朝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里云:“《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这可算是“诗无达诂”的起源。所谓“达诂”,换一种说法,即“通达的解释”。何以会产生“诗无达诂”的现象呢?因为凡诗历来就有“贵曲忌直”之评说。“贵曲”指写诗隐晦,是一种含而不露的艺术手法,通常称之为“含蓄”。诗之“含蓄”,我们以为可分“单义性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