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剧背后: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评法批儒”运动

对70年代中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人们一般都从政治的角度做出评价。该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审视一下这场具有闹剧色彩的运动。作者认为,起码要注意这场运动的两个思想史背景：近代以来法家地位的节节上升和“五四”以来强大的反传统主义。作者还认为,该运动中的大量印刷古书,可以看做是对“文革”开始时烧古书的修错。文章最后对法家的现代价值和儒法互补提出个人看法。

“文革”时期“评法批儒”与王船山研究述评

上世纪"文革"中后期,"评法批儒"中将王船山定位为法家代表,是船山研究史上的一次倒退。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个船山研究的小高潮,则是反倒退,拨乱发正,思想大解放运动。这次反倒退的思想大解放活动,充分表现了船山学术的魅力。

20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与王船山研究述评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评法批儒"将王船山作为法家代表来宣扬,是船山研究史上一场倒退活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个船山研究的小高潮,则是反倒退,拨乱反正,思想大解放运动。这次倒退与反倒退的思想大解放活动,充分表现了船山学术的魅力。

幽暗中的薪火:“评法批儒”运动的学术遗产

“评法批儒”运动是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场灾难。因具体参与注释工作的大多是学者而非政客,使运动产生了一些学术成果,一定程度上传递了学术的薪火:一些青年借助这个荒唐的契机,接受了学术基本功的训练,为此后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成长为相关领域的专家打下了一定基础,提供了可能;部分古籍注释作品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商君书注译》等;部分研究课题借助这一荒谬的契机开启,并在运动结束后得到深化,如朱维铮、姜义华等人的章太炎研究等。“评法批儒”运动中的古籍整理与地下文献的出土引发的研究热潮及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一起,作为七十年代的三件大事,均为八九十年代古典学术的起步做了准备工作。学术史的相关梳理并不是也不能为“评法批儒”运动翻案。尽管在运动中仍有学术的薪火相传,但其中普遍存在的病态现象均需在激进政治退场后进行全面消毒、清理和反思,因运动机缘成长起来的学术青年,也要彻底进行思想的更新与转变。

“评法批儒”运动与中国当代学术的厄运

“评法批儒”是“批林批孔”运动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如果说“批林批孔”运动是“文革”末期一次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动乱” ,那么“评法批儒”则是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一次特殊时期的灾难。从学术史的视角审视这场打着学术旗号的所谓“学术”研究 ,尽管相关的研究不无涉及 ,然大都是点到为止 ,而且大多是在“批林批孔”题下作一般的述论。因此 ,对“评法批儒”运动的起源与变迁进行学术史的分析 ,一则可见这一特殊时期“学术”是如何被亵渎 ,二则可见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学术操作如何失范。

学术史视野下的“评法批儒”运动研究--以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为中心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评法批儒"给学术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但因运动在传统文化领域内展开,故还蕴含着一个悖论性现象:古典学术的整理与研究以畸形的方式得到了一定的展开和普及。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的学术活动正是这一悖论性现象的典型例证。校注组成员们在遵循古籍整理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取得了一定的校勘及注释成果。《韩非子校注》也因此成为一本深入浅出的学术著作。周勋初在进行集体任务的同时,还完成了个人研究型著作《〈韩非子〉札记》。此书同校注组的学术副产物《韩非子索引》一样,背负了时代赋予的底色,体现了运动时期的"韩学"研究水平。

显隐之间:百年中国的“新法家”思潮

自清末以降,"新法家"作为一种法政思潮,已经或隐或显地流淌了一个世纪。"新法家"思潮中"隐"的一面,主要体现在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沈家本、陈独秀、吴虞等人的著述中;"显"的一面,主要以陈启天为代表。从"新法家"的角度,可以有效地解释从"富强"到"发展"的主流观念史。"新法家"法政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兴起,既是"新战国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法政实践。

试论贤良文学——兼评盐铁会议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发动了一人场大规模的评法批儒运动.西汉的贤良文学也被列入为批判对象.他们给贤良文学扣了许多政治帽子,什么“贤良文学是汉朝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思想代表”,是“顽固党”和“保守复辟势力的代言人”,是霍光拉的山头,用来反对法家桑弘羊的“炮筒子”等等.当时还出版了一批研究《盐铁论》的专著,带注释的小册子,报刊也发表了多篇论文,都异口同声地说什么“盐铁会议”是两条路线斗争,斥责贤良文学是“反动儒生”。

也谈韩柳

解放后,学术界对韩愈、柳宗元的研究一直存在“尊柳抑韩”的倾向(至于“十年动乱”期间韩愈在“评法批儒”中被横加一些罪名,又当别论)。近年来,随着学术民主空气的恢复,有不少同志发表了重新评价韩愈的文章,对韩愈研究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如韩愈是否保守的世族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否反对所谓“永贞革新”,是否勾结宧官,以及怎样评价韩愈攘斥佛老等等,都作了较深入的有意义的探讨,这是很好的。但同时我也感到似乎出现了一种“尊韩”的风气,所以想简单谈一点个人意见。 本来,南宋王应麟提出的“韩柳并称,其道不同”(《困学纪闻》)是一个平实的意见。但目前有人在多方肯定韩愈的同时,对柳宗元又多所贬低。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是欠妥的。今天评价韩柳,应该首先抓住构成韩柳之“道不同”的特质或特点。

欧阳修晚节述评

承认欧阳修为文学家、史学家的人,是否还承认他为政治家? 承认他为政治家的人,是否又承认他晚年趋于保守? 有人发问,恐难以一言作答。 在本世纪七十年代的“评法批儒”鼓噪中,欧阳修被视为王安石的对立面而予以痛斥。有人写道:“欧阳修是曾经推荐过王安石的同乡师友,但他坚决反对变法革新,并屡以辞职来对抗新法。王安石不徇私情,认为欧阳修‘善附流俗……如此人。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年九月 关于韩愈、柳宗元的讨论综述

在“四人帮”大搞“评法批儒”时期,韩愈,柳宗元一被打成“儒家”,一被捧为“法家”,抑扬逾分,褒贬失实。粉碎“四人帮”后,学术界各抒己见,对韩愈、柳宗元重新进行讨论,学木研究正从昔日的混乱中走了出来。这里综合介绍一些重要的讨论意见。 (一) 关于韩。

以义为镜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这样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种认识,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不过,照‘镜子’还须有个‘标准’,要有‘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的愿望,这才能‘照’出好效果来。倘若有人以衣冠歪斜为美观,视国家兴替如儿戏,置得失于颠倒。

《儒学在现代中国》

中国传统儒学发展到清代随着经学的解体而渐趋衰颓.但是,鸦片战争特别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社会结构中,不但还有支撑传统儒学的社会基础,而且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也不断产生出冲击与批判传统儒学的社会思潮,传统儒学面临新的挑战,再次处于历史发展的困境之中.

秉笔直书著青史

余生也晚。潘汉年案突发时,还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小青年。上海市的一个副市长一夜之间成了被人诅咒的“内奸”,思想上颇有震动。此后再未见到有关他的消息,因而长期以来,“潘汉年是坏人”的先人之见已在头脑里扎了根。读夏衍同志《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载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才对这位在特定环境中,在最前沿阵地上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对这位勇于负责、平易近人、严守纪律。

开拓前进,推动秦俑研究的深入发展

今年是秦兵马俑发现十周年,也是秦俑馆建馆五周年。在这个时间,我们召开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就是最好的纪念,也是向我们祖国的汇报。秦兵马俑破土而出,便以它雄奇的风姿,震撼了世界,引起了环球重视。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一份重要文化遗产。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十年来,学术界的同志们对秦俑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关于秦俑的专著已有十余种,发表的文章四百余篇。研究的领域涉及到我国古代政治、军事、文化。

我怎样教古代文学——校庆五周年的祝贺暨献礼

建国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五十至六十年代中期,古代文学处于显学地位,深受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文革十年除从属于政治的“评法批儒”,评“水浒传”的所谓研究之外,正常的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之后,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曾经得以复苏,但从84年以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否定传统文化,崇洋媚外的思想对学术界的恶劣影响,古代文学的显学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据说近几年,在许多大学里听古代文学课的廖若晨星,古代文学研究也处在徘徊不前、成就甚少、茫茫然不知向何处去的困境之中。

江青的小靳庄之行

1974年6月江青的小靳庄之行,新华社记者陈大斌随行。《百年潮》第三期刊登了他的追忆文字。1974年6月22日上午,小靳庄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开始。女社员于瑞芳汇报之后,要唱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铁梅的一个唱段,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这美丽、可爱、辽阔而又富饶的疆土上,居住着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塔塔尔、达斡尔、俄罗斯等十三个民族,他们在服饰、饮食、居住、婚姻、丧葬、节日、娱乐、礼俗、禁忌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民族特色。

韩愈与永贞革新

韩愈对待永贞革新的态度问题,过去的论者一般把它看成是韩愈政治上的一大污点,并以此作为他保守的重要证据。到“评法批儒”时,有人又以此进而给韩愈扣上“保守派”、“反动派”等一连串帽子,大张挞伐,这是不公道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韩愈并不是“保守派”、“反动派”,而是中唐时代一位进步的文学家、思想家。

身处逆境 雄心未已——读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

(一)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下简称《念》词),是他所开创的豪放词风的代表作,在宋词的发展史上具有纪念碑的意义。但是对这首词的思想内容的认识,却一直存在着分歧,过去一些评论者较多地看重了它的消极成分;而在所谓“评法批儒”期间更被有意无意地归入“反对王安石新法”的“黑词”的范围。直到今天,还有人判定它所反映的“不过是他(指作者苏轼)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的一种失败的心理罢了”,他“是托古讽今,含沙射影,抒发了他那顽固守旧派反革新潮流的强烈的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