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信息、评级偏差和中国评级机构的市场声誉

考虑到评级机构拥有市场声誉的本质在于其可以通过扭曲评级从而对市场产生影响,本文分两步研究中国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的市场声誉:第一步,将信用评级对各种基本面因素进行回归,并以实际评级与回归预测值的差值作为评级偏差的量度。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重要改进是在基本面因素中引入了发债企业与各评级机构(分支机构)最短距离的均值和方差,这能较好地控制因发债企业私有信息可能造成的选择偏误。第二步,考察评级偏差和机构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的发债成本。研究表明,中国评级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显著的市场声誉,但各评级机构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最后,考虑到评级机构与发债企业在选址上可能会有集聚效应,我们基于高铁开通事件进行双重差分检验,研究表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基金经理、分析师策略性行为与声誉机制

本文围绕证券行业分析师在基金经理影响下获取信息的动机,研究分析师声誉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一是分析师受到基金"重仓股"的影响而采取故意发布低盈余预测的行为以获取更多的私有信息,这种私有信息的获取显著提高了研究报告的信息含量。与此同时,分析师们也会基于利益性动机而采取乐观评级调整的行为,这种行为严重损害研究报告的信息含量。二是分析师的市场声誉形成更多依赖于研究报告的结论性建议,尤其是对基金"重仓股"的评级调整行为显著影响中小投资者的情绪。但是,分析师的非市场声誉同基金经理密切相关,无论是针对基金"重仓股"提供具有信息含量的报告、发布乐观评级调整意见,还是向基金经理提供"软服务",都对分析师获选为明星分析师产生重要的影响。三是在《新财富》评选的外部激励下,本应作为市场理性代表的分析师却和基金经理"合谋"以攫取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分析师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向基金经理提供额外的服务,通过策略性行为迎合基金经理的需求,这种行为严重损害市场信息传递的效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是要完善证券行业分析师薪酬、声誉等激励机制,将分析师盈余预测、推荐评级的准确性等客观指标作为明星分析师评选的重要标准,遏止分析师向基金经理提供"软服务"而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二是要强化卖方分析师行业的竞争,促进证券市场研究机构培育以研究报告质量为核心的竞争力,提高证券市场信息传递的效率;三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声誉机制以及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有效减少机构投资者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