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诅楚文》文体辨析

秦告巫咸、大沈厥湫、亚驼的三刻石,自北宋出土以来,多被称为《诅楚文》,说明人们普遍认定这是诅辞,也有人称之为"誓"。它同诅辞、誓辞都有些关联,但并非诅辞、誓辞。其历数敌人的罪大恶极,显示我方的无奈与正义,祈求神灵的祐助,是典型的祷战文。三刻石是秦国在与楚大战之前所制的祷战策祝,不仅要在神灵前祝告,还要铭刻于玉石,或埋于土中,或沉到水里,以显示祈祷者的诚意。

春秋时期的“诅”及其社会影响

春秋时期的“诅”及其社会影响晁福林在我国上古时代社会史的研究中，＂诅＂是很引人注目的一项。这是因为它与人们的社会信仰与鬼神观念很有关系，并且对于某些社会历史事件也有一定的影响。不揣浅陋，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求专家指教。祷告于神灵，要某人...

从《诅楚文》看楚怀王前期的朝政改革

北宋嘉祐年间,在凤翔开元寺下出土了一块秦国的刻石文,后人称之为《诅楚文》.《诅楚文》作为秦国"告于丕显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的祝诅之文,对楚怀王前期的内政外交,进行了刻骨铭心的抨击.其所述内容,有不少未见载于《战国策》和《史记》.姜亮夫先生指出:"细绎其内容,则与战国时势关系至大,可补史公之缺,以见从亲一派之大力未遂。

试论商代的会盟誓诅制度

对有关材料分析研究可知，商代存在会制盟誓制度。盟誓制度具有主盟人和与盟人地位不平等、盟誓用品和盟誓仪式独特、盟辞内容程式化以及盟誓多与军事战争有关等特点。商代盟誓制度并不发达，原因在于王权的强大。

两汉“妖言”与“祝诅”关系探析

学者所质疑汉文帝二年"除诽谤妖言诏"中的"妖言"二字为"误衍"的说法,实不可信。通过对《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所载"毒言"的爰书,以及《论衡》对"妖"、"毒"关系的考察,知道秦汉人视"祝诅"为"妖言",并可与汉文帝诏文中"祝诅上"相印证。藉此确认文帝诏文中的"妖言"二字绝非多余。

《诅楚文》三神考

《诅楚文》,秦昭襄王伐楚之时所作。内容是数楚王之罪,昭告于神。文刻三石,文词皆同。惟所告之神有异,一曰“巫咸”一曰“亚驼”、一曰“大沉久湫”。三石均在宋代出土,出土地点也各各不同。《巫咸文》出于凤翔开元寺之土下,《大沉久湫文》出土于朝那湫旁之土中,《亚驼文》出土地点不详,亦当不外乎秦之故土。

诅楚文辨疑

秦诅楚文是战国晚期一种重要的古文字资料,从古到今,为历代文人学士所看重。关于原石的发现,散记于多种文献当中。容庚先生撰《诅楚文考释》,曾就此进行梳理,其言甚为明晰。诅楚文问世以后,苏轼首先为之赋诗并作序,其后宋元明清各朝以至近现代,都有文人学者为之题咏、著录、注释、考订。但是几乎在诅楚文发现的同时,就有人对它提出怀疑。最早向诅楚文献疑的是苏轼。接着,元代的吾丘衍、明代的都穆。

秦诅楚文考释——兼释亚驼、大沈久湫两辞

上篇释文诅阻豫切,御韵。又音阻,语韵。字亦作謯,咒诅也。《小雅·何人斯》:“以诅尔斯”,《释文》:“以祸福之言相要曰诅”。《书·无逸》:“否则厥口诅祝”,《疏》:“诅祝谓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谓诅祝,请神加殃谓之诅。《周礼》春官之属掌盟诅之祝号”。古者出师,必底敌人之罪于神,如武王伐纣,底纣之罪于皇天上帝。诅楚者,(?)人以祸福之言,相要于楚、齐、诸侯三晋诸神,令加以诛讨,以咒楚齐之盟,求胜之也。诅楚文或题曰秦祀巫咸文(《集古录》),或曰秦誓文(《西溪丛话》),或曰巫咸碑(方勺《泊宅篇》),而题诅楚文者为最多。其文凡三篇,题曰《诅楚》。

盟、诅之关系及其巫术因素

《礼记·典礼下》郑玄注云:“聘礼今存,遇、会、誓、盟礼亡。”是汉末已不知盟礼的具体内容。孔颖达曾据《左传》所载事例探寻盟礼的仪节,具见于《典礼下》“正义”。侯马盟书出土以后,陈梦家先生的《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一文有“左传所见盟誓之制”一节,详细讨论《左传》中散见的盟礼程序和仪节,较孔颖达更细致,更有条理,但是没有更深入的探讨。他同大多数学者一样。

誓盟诅约与我国先秦法制

本文认为，誓盟诅约既具有宗教功能，又具有国家强制力和法律约束力的功能。先秦法制在刑法、民法、国际法、司法制度等方面均受誓盟诅约的影响。誓盟诅约在先秦法制中起到解法邦国之间、万民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弥补之不足的作用。

秦《诅楚文》浅释

秦《诅楚文》是战国时期秦国声讨楚王熊相，并祈求神灵保佑秦国战胜楚师的刻石文字。石共三块，文字基本相同，分别以所祭神名命名：一日“巫成文”，一日“亚驼文”，一日“大沈厥湫文”。《诅楚文》出土日久，研究成果亦丰，然其中尚有未能尽解之问题，故本文从以下三方面补阙：一、词语校读札记；二、由《诅楚文》看祝祷辞文体概况；三、由《诅楚文》看先秦时代告神之礼。

郭沫若《诅楚文考释》订补

《诅楚文》有三石,皆发现于宋代。因不断拓刻,版本亦有多种。今天学者研究多据元至正中吴刊本。对《诅楚文》的考释,自宋以来不断。近人容庚、郭沫若、杨树达、姜亮夫皆其中卓著者。其中以郭沫若考释最为精当。郭沫若对《诅楚文》考释的贡献在于:(1)考证元至正中吴刊本并非原石原拓,说明《诅楚文》版本之多而异;(2)把《诅楚文》年代断定为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3)断定《亚驼文》为伪。以郭沫若之地位和影响,学者多有从之。然而郭说作于1947年,随着学术的进步和考古材料的不断涌现,笔者以为郭说既有误,又有意犹未尽之处,因为之作订补,请诸家指正。

《诅楚文》时代新证

谈到《诅楚文》的制作年代,人们自然立即就会想到其中的一段话: 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力同心,两邦若壹,……今楚王熊相……兼倍十八世之诅盟,……乍看起来,这段话对于诅文的时代,似乎交待得很充分了。其实不然。如同学术界熟知的那样,从宋代以来。

先秦巫者的祝诅放蛊活动

运用商代甲骨卜辞的记录,并与先秦的传统文献及出土文献、考古学的报告,互相印证,探讨先秦巫者曾从事的祝诅放蛊方面的巫术活动。巫者职司交通鬼神,其本身虽不具超乎自然的力量,但古人相信巫者可藉鬼神之力以成就诸多事。祝诅放蛊之事,因古人相信巫者能为祝诅放蛊之事,遂成为巫者从事之重要职事。巫者不仅能解除人之灾祸,尚且能以其术害人,学术术语称为"黑巫术"、"凶巫术",于制敌、制人、作弄敌对者时,便施行此法。

《诅楚文》考辩与屈原变法的时间问题述评

《诅楚文》是一篇对楚檄文,也是唯一现存的用秦篆书写的祝盟文本。战国时期秦惠文王为发动对楚战争,诅咒“楚王熊相”诸多恶行,将檄文布告给秦国奉祀的大神巫咸、亚驼、大沈厥湫,以保佑战争胜利。这篇檄文作于秦楚丹阳大战之前。“熊相”是《诅楚文》这一秦国诅咒文本中对楚怀王酓槐的贬损性称谓,体现了指称敌方为兽类图腾的巫术心理。《诅楚文》出土于北宋时期,在欧阳修《集古录》、苏轼《凤翔八观》诗、董逌《广川书跋》中都有记载,南宋章樵《古文苑》保存了完整释文,与郭沫若《诅楚文考释》所收拓本对照,古今辉映,相得益彰。《诅楚文》所载史实见于《左传》《国语》《史记》等传世史书,对认识屈原变法的动机与时间有很重要的启示。

春秋时代的诅祝仪式与诅辞

春秋盛行的诅祝活动,源于远古时代人们对诅咒之语的迷信,也与巫蛊之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由祝史之类的官方人员组织公开进行时,则成了具有宗教特征的仪式。诅祝仪式,要给神灵贡献牺牲,公开央求神灵加灾于被诅者,是强迫他人守信的手段。《左传》所保存的三篇诅辞都企图对对方进行控制要挟;侯马墨书诅辞的被诅者是"韩子"而非"无恤",是赵鞅集团借神灵的力量对韩氏实施的拉拢。春秋诅辞使用"而不……者,有如……"之类的假设句型,内容包括被诅者、诅约和惩罚三大要素,语言简劲铿锵、质朴透彻,是含有恶意色彩的宗教性文体。

诅楚文“亚驼”考

诅楚文是北宋时发现的战国时代秦国的石刻文字,是秦王诅楚王的告神之文。学者多据其内容定秦王为惠文,楚王为怀王,当可信。北宋时先后在三个地点发现过诅楚文,每地各出一石。三石刻辞基本相同,但所告之神各异。出于凤翔“开元寺土下”

汉匈西域战争中的“诅军”巫术

西域战争中汉王朝与匈奴双方都使用"诅军"巫术,是军事史记录中罕见的情形。透视其文化内质,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讨论汉匈西域"诅军"史例,不仅涉及汉王朝处理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军事行政方式,也有益于深化对当时数术文化的理解。

元拓诅楚文册

《诅楚文》指刻于战国秦惠文王年间(公元前三三七年-公元前三一一年)的湫渊(又称“大沈厥湫”)、亚驼、巫咸三块石刻文字。所谓诅楚,即诅咒楚国。古代将祈求鬼神加祸于敌对者的活动称为“诅祝”。三石所刻文字即为秦、楚两国争霸时,秦人祈求天神克制楚军,复秦边城的祝文。

“盟诅不及三王”辨

《荀子·大略》说:“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这是关于盟的起源的明确而最早的论断.自兹以后,学者们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持续二千多年的争论.今文学家们接受了它,并加以发挥.《谷梁传·隐公八年》说:“盟诅不及三王”;《公羊传》云:“古者不盟,结言而退”《春秋繁露·王道》:“古贵信,结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后成约”;《礼记·檀弓下》更明言:“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郑玄注:“会谓盟也”;《淮南子·氾论训》云:“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古文学家们则表示怀疑.号称“五经无双”的东汉许慎认为今文家所言非是,据《左传》、《周官》“于礼得盟,”“礼,约盟不今.”郑玄、惠士奇等人的见解与许叔重相同.惠士奇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于是乎有盟,盟之礼其来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