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国防空识别区实践的法理瑕疵

关于防空识别区具体操作规程,比较清晰的“一般惯例”和“法律确信”尚未形成,亦不存在较为明晰完备的防空识别区“习惯国际法规则”。目前尚难确言韩国防空识别区违反国际惯例,但其在覆盖范围和适用对象上均比较特殊,与国际上“多数派”实践明显不同。韩国防空识别区(KADIZ)设立已久,其近期实践对中国军机活动特有针对倾向,并屡次提出外交抗议,甚至存在“双重标准”。韩国防空识别区规则显然与美国有关“航行与飞越自由”的立场并不一致,而应属于“过度海洋主张”,但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从未将其列为挑战对象,国际社会对其“与众不同”亦缺乏关注。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活动的中俄军机无意侵犯韩国领空,但韩方仍不断“抗议”或表“遗憾”,其似乎意在利用炒作推动防卫监视雷达换代升级,还抱有对中俄军机在该区域活动加以限制的心理预期,并可能欲以韩国防空识别区“实践”范围对中韩海域划界施加影响。

东南亚国家防空识别区现行特点与法理辨析

目前,东南亚仍有不少国家公开划设防空识别区(ADIZ),其现行规则颇具特点,不仅反映出对美国等较早划设防空识别区之国规则的继承和发展,还包括一些本地区独有的特色条款。在覆盖范围上,东南亚的所有防空识别区皆延伸至本国领空之外,甚至有覆盖他国领空者,但大体均位于本国飞行情报区(FIR)之内,与他国飞行情报区少有重合。在适用对象和适用穿越情况方面,东南亚国家的防空识别区规则并未提及适用外国军机,亦未明确排除适用“仅穿越”而无意进入领空的航空器。东南亚国家防空识别区的实践呈多样化,除了以“飞行计划”和“位置报告”为主的防空识别区程序要求外,部分国家防空识别区规则的“空防许可”(ADC)或“拦截花销”规定在其他地区实践中甚为少见。作为南海沿岸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若扩展防空识别区,则难免牵涉到南沙争议岛礁和相关水域。

拉美国家防空识别区的现行实践及其借鉴

拉丁美洲已有不少国家划设防空识别区,其现行规则颇具特点,与美国等较早划设防空识别区之国实践有着较大差异。在覆盖范围上,所有拉美国家现行防空识别区皆位于本国飞行情报区之内,且其中多数范围限于本国领空之内,仅少数覆盖“国际空域”。在适用对象上,绝大多数国家防空识别区现行规则是针对民用航空器,个别国家规则对外国军用航空器有所提及,导致其适用对象范畴可能“超规”。在适用情况上,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防空识别区规则并不涉及是否适用于无意进入领空的“仅穿越”情况。另外,个别国家防空识别区早期实践中允许使用致命武力攻击民用航空器之规定在其他地区实践中较为少见。部分拉美国家的“独特”实践表明,防空识别区亦可专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而设,此颇具借鉴价值。在拉丁美洲,划设防空识别区的国家愈益增多,但并未得到国际社会重点关注,国际民航组织所发相关文件论及防空识别区多对拉美国家实践予以“忽视”而未能将其反映于“国际惯例”概括表述之中。

论海上防空识别区划设的合法性

海上防空识别区设置的合法性关涉国际关系、国际法发展,但目前设置防空识别区的国家均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防空识别区的合法性问题。海上防空识别区的合法性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相关条约法的体系解释的结论,或者构成一种国际习惯,以及国家自卫权的实施。划设防空识别区属于一种创设国家权力(权利)的行为,此界定可有效解决防空识别区划设的权源问题,同时因其本身蕴含的平等性,可有力地反驳某些国家对我国的无理指责。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防空识别区的划设体现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国的具体实践可为相关国际法的生成与发展提供鲜活的素材。

基于贝塞尔曲线的动态识别区农机避障路径实时规划

为解决农机田间作业避障路径实时规划问题,该研究提出一种在动态识别区内利用三阶贝塞尔曲线实时规划农机避障路径算法。首先构建农机作业行走动态识别区,在动态识别区内利用激光雷达感知障碍物。然后利用障碍物信息计算避障路径控制点选取范围,生成满足农机最小转弯半径等多约束条件下的路径簇,同时以曲率最小为目标从路径簇中选取最优避障路径。最后进行避障路径实时规划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本文算法规划的避障路径最大曲率和平均曲率分别为0.126和0.054 m^(-1);路径跟踪过程中产生的最大横向误差和平均横向误差分别为0.12和0.057 m;拖拉机到障碍物外轮廓的距离大于0.375 m。和现有算法比较,本文算法规划的避障路径最大曲率和平均曲率分别减少25.9%和42.6%,路径跟踪过程中产生的最大横向误差和平均横向误差分别减少36.8%和28.8%。研究结果可为拖拉机无人驾驶作业提供技术支撑。

设立空防识别区的法理分析

空防识别区是指一国基于空中防御需要,在其领空以外划定的邻接其领空的特定空中区域,在此区域中所有的航空器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都要求被识别。该区域建立于公海之上,邻接陆地,覆盖领海。建立该区域的法律依据是国家权力,《芝加哥公约》规定国家有权制定他国航空器进入本国空间的条件及程序。尽管主张空防识别区并不关乎任何主权事宜,且目前也无国际法对此进行规制,但国家实践将赋予其国际习惯法地位。

基于动态识别区和B样条曲线的智能叉车避障路径规划

为降低干果仓储智能叉车自主避障误警率,提高仓储空间有效利用率,结合叉车运行环境特点,基于激光传感器,设立探测范围随车速、等效转向角变化的动态识别区,有效探测叉车行进方向上的障碍物;将获得的障碍物特征控制点作为分割点,采用四次五阶准均匀B样条曲线,分前后段合并生成满足叉车最小转弯半径、曲率连续、最大转向轮角速度等多约束条件下的避障路径;对仓库中的直行路段和转弯路段进行避障路径规划试验,结果表明所得避障路径满足各项约束,曲率不大于1. 06×10-3mm-1,等效转向角不大于60°,等效转向轮角速度不大于1. 05 rad/s,验证了算法的可行性。

基于识别区域估计优化NCC-P算法的断路器储能弹簧形变特性研究

储能弹簧作为断路器分合闸动力元件,其可靠性对断路器运动过程的驱动和控制至关重要。提出一种基于图像匹配跟踪技术的非接触式弹簧形变特征测试方法:由高速相机捕捉储能弹簧伸缩过程高速图像序列,以弹簧活动端首圈为形变检测匹配目标,采用归一化互相关图像金字塔匹配(normalized cross-correlation-pyramid,NCC-P)算法对目标进行逐帧搜索,并获得各关键帧目标的坐标以及弹簧形变相关特征参数。提出基于识别区域估计优化归一化互相关图像金字塔匹配(normalizedcrosscorrelation-pyramid-estimation,NCC-P-E)算法。根据前后帧位置关联预测后续帧目标位置,并根据该预测动态调整识别区,消除相似结构对匹配结果的干扰,提高匹配速度和准确率。通过实验验证可知,该方法可在断路器带电的情况下有效检测断路器弹簧释能过程中的伸缩形变特征。

论防空识别区的性质——“灰色地带”的成因与特点

防空识别区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是沿海国为维护国家安全而在领海以外水域上方划定的一定空域,其虽然是对空域的划定但却以领海基线为起点。囿于经济驱动的不足以及安全利益的弱化,该制度始终未能通过国际条约或者国际习惯确立其法律地位,这就使得防空识别区作为国家主权权利的拓展无法得到国际法的有效保障,而成为国家权利的"灰色地带"。防空识别区具有剩余性、技术性、辅助性和沿海性等特点。根据对等原则,任何已经建立防空识别区的国家都不应当对我国的防空识别区制度提出质疑。深入理解防空识别区的这些性质和特点对于我国防空识别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法理依据与建议

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型空中预警防卫概念,防空识别区对于捍卫沿海国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现阶段我国海上安全形势,通过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原理和规定的分析,探讨我国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合法性与必要性。结合我国现有预警体制,对立法中的相关制度构建提出自己的拙见。

东海防空识别区与中国国家安全法治

中国政府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甚至抗议,也引发了国人对防空识别区作用和影响的探讨和争论。作为冷战的产物和美国的发明,防空识别区从出现到现在,其主要作用已从防空预警转变为防止恐怖袭击。虽然对划设这样一个空域是否合理合法一直存在争议,通过法理分析,其合法性得以确立,它并不违反任何一条国际法、公约或国际惯例。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于它有利于保障民航飞行安全和人员安全,尤其可以避免民航飞机遭击落的事件。目前国内对防空识别区的研究很少,它对国家安全与法治的影响也没有被掌握。对于中国国家安全政策发展的研究,尤其如何在敏感领域大胆改变思维、创新治理方式,如何运用法理学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来解决国家安全法治难点问题,如何完善现有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以及如何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保障国家安全,划设防空识别区问题是个很好的切入点。

我国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的必要性与风险

对于是否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以及何时设立、如何设立等问题的考量应该基于我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和国家安全需要。南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有利于我国信息安全,更好地应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潜在威胁,并且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保驾护航,但也存在可能导致南海周边形势更加复杂化,给一些国家进一步介入南海提供借口等政治风险。因此,短期来看南海防空识别区设立的时机还未成熟,但长期来看,南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将是中国未来战略的必然选择。

国防权视角下海上防空识别区合法性证成——兼析单体论证法与整体论证法之不足

目前学界通过“主权权利说”、“专属管辖权说”、“其他权利说”等单体论证法和“国际法不禁止即自由说”、“被‘适当顾及’说”、“主权性质说”、“自卫权说”等整体论证法证成海上防空识别区合法性的路径,均存在一些不足。作为一个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运用的国际习惯,沿海国主权的运用,对于其划设海上防空识别区是否具有合法性上的依据,是一个较优的选择。国防权是一种未被条约承认的国际习惯法下的国家基本权利,划设海上防空识别区因满足所有国防权行使的要素而构成一种行使国防权的行为,并获得合法性证成。

防空识别区法律问题初探

2013年11月23日我国宣布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防空识别区”是一国根据空中防御需要划定的一个范围。从国际上第一个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初衷--维护国家安全来看，它从属于国家安全预警机制的一部分。防空识别区的法律性质区别于领空，也区别于飞行情报区。但出于国家安全目的设立的防空识别区，必然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予以贯彻。从国际实践来看，划设国一般会获取飞行器相关飞行信息、跟踪查证以及强制驱离等。

日韩防空识别区威慑机制研究

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围绕构建防空识别区的威慑机制探索了一系列做法,具体包括构建监侦系统明确威慑对象、战机拦截实施拒止威慑以及操控舆论实施外交威慑。日韩两国的经验启示我们,在构建防空识别区威慑机制时,必须提升技术研发能力,为构建威慑机制提供装备支撑,加强识别区与相关部门的有效联动,强化威慑联动机制,区分威胁等级,灵活运用威慑手段。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战略意义

作为国家预警机制的组成部分,防空识别区的实质是基于国防需要而设立的预警区域。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是中国政府在新国家安全观背景下,综合考量中国总体安全形势后的重大战略决策,此举有利于强化我国防御空间、确保发展精华地带、应对岛屿纷争,切实维护国家利益。

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看中国周边安全态势

中国基于空防安全划设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在直接和非直接牵涉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中产生了不同反应。东海防空识别区最终得到大多数周边国家与地区的理解认同,这也让我们从中得到几点启示:一是美国继续巩固围堵中国的网络,日本也在中国周边精心编织另一个围堵中国的网络。二是印度、澳大利亚等中等地区大国也展现出积极介入中国周边热点问题的态势,"美—日—印—澳"这一围堵中国的网络在逐渐形成,并不断得到加强。三是中国对于周边国家与地区既要展现"亲、诚、惠、容"软实力的一面,又要展现现代化军事力量等硬实力的一面。四是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确立有利于增强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复兴的自信心。

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的法理基础及制度构想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防空识别区制度已经成熟,并已具有丰富的国际实践。防空识别区范围通常会大于一国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但其不属于主权范畴,不能对该范围内的他国飞行器行使完全的排他主权,只能实施定位、监视、管制等措施,除非飞行器进入该国领空。防空识别区在属性上属于国际习惯法,其法理基础是剩余权原则。中国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是基于国家南海重大利益考量,是对南海周边国家的一种战术防范,是对西方海上霸权国家的一种战略警告,有利于提高中国南海空防能力,有利于维护我国南海权益。要制定具体制度,为有效监控中国南海防空识别区提供保障;制定相应策略,积极应对外界的责难。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从防空识别区制度的性质入手,阐释划设国的法律权力为获知航空器信息权、跟踪查证权和驱离权。分别从防空识别区与领空、防空识别区与飞航情报区、防空识别区与过境许可制度三方面对新设防空识别区制度与相近领域旧有制度展开辨析。提出中国建立防空识别区的依据为防空识别区制度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社会存在诸多防空识别区制度的实践以及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填补了专属经济区剩余权利领域规定的不足。指出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为划设为中国领土争端争取主动权,为维护海洋权益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是中国打造"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步骤。

《芝加哥公约》与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依据

防空识别区是与一国防空预警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特殊空域,在此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被要求接受识别区设立国的预先识别、定位与管控。自美国与加拿大最初设立防空识别区之日起,与之相关的国家实践已走过60余年的历程,但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律地位却一直未见明朗。目前规范与调整国际航空领域的主要国际法规则为1944年《芝加哥公约》及其相应附件。对国际社会若干典型防空识别区实践的考察与分析表明,防空识别区的主体规则与《芝加哥公约》及其附件2相协调,而公约序言与第4条已经为识别区的设立提供了潜在的国际法依据。设立防空识别区存在正当的国际法基础,同时也存在相应的国际法约束,与国际法相协调的防空识别区实践具有发展成为国际习惯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