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诈骗人怎么办？

王庆没有特意去抽奖，却意外收到一份领奖通知，奖品包括高级收音机一台、日本照相机一台、全自动高级镀金手表一块。领取奖品要先付邮资200元。王庆于是到邮电局汇款200元，但却一直没有收到对方邮寄的奖品。期间王庆又给颁奖单位写了两封信，也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基于协同治理理念的大学生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策略——以常州科教城高校为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校学生遭受电信网络诈骗问题日益凸显,以常州科教城的高校为对象,探讨了大学生面临的网络诈骗问题及其成因。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网络诈骗受害情况较为严重,且存在主客观的原因,包括心理上易于信任他人、价值观念缺失以及高校防范教育的不足。基于此,借鉴协同治理理论,提出了防范能力策略,旨在通过完善制度、搭建共享信息平台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有效提升大学生的网络诈骗防范能力。

电信诈骗案件退赔机制运行困境与出路——基于被害人教义学视角的展开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完善了多位一体的预防、打击电信诈骗活动制度建设,但是在过往电信诈骗案件办理中,因为多重主客观原因而导致的追赃挽损不及时,不仅会进一步扩大损害结果,而且极易产生因被害人的种种不满而衍生的社会治理风险。针对违法所得退赔被害人问题,各地司法呈现出多维倾向,形成被害人保护以及被告人权利保障对立立场。基于法益恢复之现实需要,被害人保护应该成为处理电信诈骗退赔问题应有立场,在此基础上应当兼顾被告人责任的合理分配。被害人保护的目标可以通过扩大责任主体范围、精准适用连带责任以及先行返还程序等具体措施实现,而公平追偿、退赔激励性制度则是实现被告人责任公平的保证。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发展与对策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作为高发犯罪之一,具有犯罪组织稳定化、诈骗手段多样化、主犯的隐蔽性与从犯的胁迫性等特征。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然而,目前对于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国家之间的法律不一致、调查取证难度大,追缴资金困难,等等。为了有效遏制跨境电信网络犯罪,应当加强与各国的执法合作,加强边境管理,引导出境人员回流,完善赃款追缴机制,进行全链条打击,实施打击与预防犯罪并重等综合策略。

同伴力量: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防范网络诈骗探究——以“e起反诈”小组为例

互联网在给生产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滋生了新的诈骗方式——网络诈骗,“00”后大学生们成为网络诈骗主要受害群体之一。运用个案研究法,立足于S高校“e起反诈小组”活动,探讨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防范网络诈骗的作用。研究发现:将小组工作介入大学生防诈骗教育符合大学生内生性需求;同伴教育下同辈预防力量能有效推动“自助互助”防诈骗教育模式构建;互惠场域中朋辈经验迁移实现“自助互助”教育成果转化。伴随高校对学生防诈骗教育的重视,研究经验对高校开展防范网络诈骗教育具有一定实践借鉴意义。

关于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侦查用谋的思考

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态势,仅从技术层面创新侦查技战法、优化侦查技术策略存在一定局限。公安机关应秉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路,在进一步强化信息技术作用的前提下,高度重视侦查谋略在此类案件中的运用和创新。运用侦查谋略,能够弥补信息技术手段在侦查中的不足,充分发挥侦查主体智慧优势,进一步查明案情、获取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侦查此类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应审时度势、因势设谋,通过攻心夺气、奇正相合、示形用佯、迂直相寓等谋略,积极主动开展谋势、谋人、谋事、谋证等方面工作。

基于集成学习的电信诈骗与营销呼叫行为识别方法研究

传统的诈骗识别方法难以区分诈骗电话和营销电话,导致大量营销电话被误判为诈骗电话,降低了打击诈骗精准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集成学习的电信诈骗与营销呼叫行为识别方法。该方法通过对大量异常呼叫样本数据进行处理,提取出商业性营销呼叫和诈骗呼叫在不同场景下的呼叫特征参数,并利用集成学习技术对这些样本数据和特征参数进行训练和建模。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快速、准确地判断出诈骗电话,从而实现对诈骗电话的限制和有效打击。

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界定与辨析

英国《2006年诈骗罪法案》将诈骗犯罪由结果犯变更为行为犯值得关注和研究。民事欺诈的行为构造与刑事诈骗的行为构造基本吻合。以非法占有目的和民事救济可能性来区分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并不妥当。必须严格依据刑法规定与相关司法解释认定涉案行为性质,先检测涉案行为是否符合诈骗犯罪的表象构成要件,再进一步检测是否存在排除犯罪性或责任的辩护事由。可从以下方面把握涉案行为性质:从国家刑事司法政策立场正确把握涉案行为性质;交易主体是否真实且具有实质内容;行为人是否有真实合法履约行为;不能履约是否有合理解释或事出有因;是否有足额担保;被害人是否了解或知道交易中的虚假信息;是否已进入民事处理程序或者已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结案。

高校裸聊诈骗的心理成因与防范对策——基于隐私暴露视角的分析

文章从隐私暴露的视角,基于知、情、意心理结构,构建了高校裸聊诈骗发生机理的分析框架。从认知角度来看,高校裸聊诈骗是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意志迷失。从情感角度来看,高校裸聊诈骗的发生是由于情感匮乏导致的欲望放逐。从意志角度来看,盲目的生命意志冲动是导致大学生隐私暴露而被骗的直接原因。基于上述3个因素,文章提出了以知育人、以情育人、以志育人的心理教育对策,旨在提高包括裸聊在内的电信网络诈骗防控机制的科学精准性和实践针对性。

心理学视域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研究

目前复杂多变、高发频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严重威胁公民财产安全,给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破坏。犯罪人与受害人的线上接触、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作案手法均借助了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基于心理学理论观点,从多个视角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发生机制、作案手段、防控对策进行剖析和论证,并运用相关知识制定应对策略,可以弥补当前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学术研究上的不足,对有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竞合视角下盗窃罪与诈骗罪关系研究

传统的互斥论难以处理实务中的疑难案件,应当重视犯罪之间的竞合,主张一体理论。盗窃罪与诈骗罪之间不能排除成立想象竞合的可能。盗窃罪是一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转移型财产犯罪的兜底性条款,而诈骗罪是拥有被害人表面上同意的转移型财产犯罪,两者在违反被害人真实意思、侵害他人财产上存在竞合。盗窃罪中的“未取得被害人同意”属于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并不为其违法性与有责性提供依据,只是为了将侵犯同类法益的两罪相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法条竞合中的位阶关系,即诈骗罪是盗窃罪的特殊法条。

数字普惠金融对电信网络诈骗影响的实证研究

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日益频繁,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侵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将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的诈骗模块数据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结合,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成为诈骗目标的风险、实际受骗风险和受骗损失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增加了家庭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目标的概率,但能帮助家庭在成为诈骗目标时降低受骗风险,减少经济损失;异质性分析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抑制电信网络诈骗的积极效果在农村和东部地区更加显著,当家庭成员属于数字鸿沟中的优势群体时,数字普惠金融会对其产生更好的降低受骗风险并减少损失的效果;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增加家庭的金融可得性、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家庭成员对金融经济信息关注度来降低居民实际受骗风险,减少损失;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监管、家庭成员金融素养提升和社区宣传教育能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抑制效果。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赃物追缴问题研究

近年来,中国—东盟范围内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增长较快,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对我国的法治体系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在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中,涉案赃物的追缴问题一直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难题之一。当前,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赃物追缴主要以刑事追缴为主,采取个案单独追缴的方式,缺乏系统化的追缴合作协定和规范的追缴程序,追缴协助积极性不高、效率低、效果差。为进一步打击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高涉案赃物的追缴效果,我国应完善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赃物追缴协助的规则体系,探索多元化的赃物追缴途径,建立电信网络诈骗受害人信息系统,构建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赃物追缴“协助补偿”制度。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实效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治理的制度逻辑,在纵向层面,经历了简约治理向专门治理的制度转型;在横向层面,体现为严厉惩罚、全链条打击与简化证明。然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实效之间始终存在较大落差。两者背离的主要原因,在于不断迭代更新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一方面突破了传统犯罪的组织形态与行为模式,另一方面改变了传统案件的证据结构与事实结构,这就导致在回应传统犯罪基础上逐渐演变且趋于稳定保守的司法治理模式,难以避免制度缺失、制度滞后、制度抽象与制度冲突等结构性的制度短缺问题。此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治理的制度实效,还同时受制于制度体制与制度资源。因此,刑事司法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采取体系化、前瞻性、整体性的立法回应模式。

协同治理视角下青年群体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研究

本研究从协同治理的视角入手,针对青年群体在电信网络诈骗防范中的问题展开研究。通过详细分析青年群体在电信网络诈骗中的受骗原因和特点,揭示了协同治理对于青年群体的防范意义。本文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结合实地调研和大数据分析,深入探讨了青年群体在电信网络诈骗中的行为规律和心理特征。研究结果显示,青年群体在电信网络诈骗中易受骗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信息获取渠道不当、对骗局缺乏辨识能力以及对危害后果的认识不足等方面。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了一系列针对青年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措施和策略,旨在提升青年群体的防范意识和能力。通过协同治理的方式,将社会各方合力整合起来,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从而有效减少青年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风险。本研究为青年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同时也对于电信网络诈骗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困境与突破路径:专案侦查的有效实现与策略

中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猖獗,尽管采取了宣传预防、技术反制、境外劝返、跨国打击、断卡断流和打击黑灰产等多种措施,但其效果有限,仍有大量民众被骗,大量案件无法破获。随着诈骗窝点的外移,传统治理手段面临巨大挑战。专案侦查作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手段,在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其有效性受到专业人才短缺、技术手段不足、跨境侦查难度大和并案处理复杂等因素的制约。为此,需要深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案侦查的学术与实务研究,并促进研究成果向实战能力的有效转化;构建并优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的综合支撑平台与专属技术工具体系;强化法律体系,破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案侦查的法律瓶颈;强化跨境侦查能力建设的专项培训策略;优化案件信息共享机制,确保电信网络诈骗侦查并案高效与精准管辖;全方位优化关涉专案侦查的要素及其关系,从而构建良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案侦查运行机制。

青年群体何以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基于布迪厄的探究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严峻,青年群体是主要受骗者。质性研究发现,劣场博弈、惯习迟滞及无资对抗是青年群体遭受电信网络诈骗的前置因素,而贯穿于电信网络诈骗实践全过程的误识才是青年被骗的核心所在。误识是青年受骗者对电信网络诈骗场域建立的一种信念状态,具体表现为:在入场阶段对幻象的误识,在诈骗方争取合法性阶段对规则的误识,在诈骗方资本掠夺阶段对象征权力的误识。误识不仅是青年受骗者发生身体化运作的原因,还是场域结构得以长期维系的原因。因此,要从主体性视角来预防和消除青年群体对电信网络诈骗的误识,改善其安全情境与理性思维。

探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模式——以被害预防为路径

面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针对被害人的被害性,以被害预防为路径构建新的电诈犯罪治理模式。当前我国被害预防工作面临宣传教育流于形式导致实效性降低、预警干预乏力导致成功率低下、善后能力不足导致后续预防堪忧的情况。应构建三级预防模型,在初级预防阶段进行宣传教育,使已然受害人和潜在受害人经历“渗透—共鸣—内省—发散”的反诈宣传教育过程;在次级预防阶段由公安机关预警劝阻,突破反诈技术,优化劝阻方案,加强对被害人的后续监督;在三级预防阶段追赃挽损,拓宽救助渠道,对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重建,注重后续跟踪调查,丰富电信网络诈骗被害预防经验,优化被害预防方案。

新质公安战斗力:公安机关社会治安治理的实践创新——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为视角

进入新时代,科技创新不断推进生产力发展,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质生产力应运而生,反映出生产力的质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治安领域出现了新常态,而社会治安新常态又带来了新的社会治安治理需求,具体表现在安全新需求、效率新需求、秩序新需求以及伦理新需求等方面。为了满足社会治安治理的新需求,公安机关应积极创新,以新能力、新模式、新关系、新措施以及新融合来助力形成新质公安战斗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公安力量.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变异态势及打击治理智慧应对探究

当前,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普遍呈现出骗术套路升级、技术对抗升级、地区转移升级、黑灰产业升级等变异态势。打击治理高压之下,电信网络诈骗变异不绝的根源有诈骗分子认知因素,受害人心理因素,也有社会外在因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伴随时代发展下新型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产物,需要一个系统化、体系化的应对方略,建议从打击、治理、防范、立法等层面予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