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范围的重新界定及查处职权配置的优化——基于《禁止传销条例》修改的思考

传销作为舶来品在我国历经了允许、限制到禁止的演进历程。面对当下传销与直销的纠缠及其多层级直销、不同类型分销经营模式的复杂,尤其是数字经济下新型网络微商的出现,修改《禁止传销条例》《直销管理条例》被立法部门提到日程。基于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禁止传销条例》修改有必要通过刑法及其相关规定、解释来重新厘定传销的边界范围,确保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在实体和程序上的衔接,保持法秩序统一下对传销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在传销性质界定上,应限定其范围,保持与直销新营销模式的协调;在治理方式上,实行由刑事治罪与行政治理并重向倚重行政治理转变,赋予行政执法足够的治理措施,改变现有冻结等措施向司法机关申请的规定,赋予其紧急止付等新的行政措施;在职权配置上,对诈骗型传销、经营型传销以及网络传销等新类型优化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督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查处职权,构建重罚传销组织、领导者和约束积极参加者的梯度性规制体系,保持刑法的谦抑性,推进协同治理传销有效机制的建设。

《禁止传销条例》与计酬监管的改革路径

《禁止传销条例》不加区分地将具有上下线关系的团队计酬视为违法的传销方式之一,而司法解释又将形式上采取团队计酬方式,但实质上属于拉人头的传销活动,应视为犯罪。基于1242件涉传生效法律文书的实证分析表明:相比于诈骗型传销,法官对于经营型传销(有真实商品销售的团队计酬)量刑更轻,且该因素的影响力超过被告发展层级和人数等法定量刑情节。这说明法律规定与社会发展的脱节,使面临据法裁判压力的法官,只能通过自由裁量权在个案中对正义进行补救。为促进执法统一和司法公正,我们应借鉴域外经验,在立法上对计酬监管制度进行改革,包括:设定合理的拨出比例、修订完善《禁止传销条例》、探索推进网络直销立法。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性质与界限

根据是否存在实际经营内容,传销可以分为经营型传销和诈骗型传销。在刑法修正案(七)设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前,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经营型传销行为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传销是指诈骗型传销,因此该罪与诈骗罪之间存在特别法与普通法的法条竞合关系。随着司法解释将团队计酬的经营型传销行为非犯罪化,传销犯罪的范围被进一步限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