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行政诉愿立法趋势研究——一个比较法的考察

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诉愿制度在各国行政法治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考察各国行政诉愿制度的立法进程,可以看出行政诉愿法趋向法典化、行政诉愿法趋向与诉讼法关联化、行政诉愿法解释主体下移化是三大明显的共性趋势。这些有益经验对于我国行政复议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台湾地区新“行政诉愿法”主要特点探析

我国台湾地区诉愿制度已有较长历史，其“诉愿法”也历经修订，新“诉愿法”于1998年10月2日通过，10月28日公布施行，其修正条文也于2000年7月11日起施行，新“诉愿法”计101条，本文择其八个方面的主要特征而析之，。内容涉及对行政处分的界定，行政诉愿的性质，行政诉愿的主体，行政诉愿审议委员会，诉愿人的程序权利保障，诉愿程序，情况判决，禁止不利变更等方面。

论宪法诉愿程序的价值

在现代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直接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宪法诉愿制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在公民宪法权利与宪法秩序的价值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宪法诉愿制度设计了统一而规范的程序。宪法诉愿程序有助于发挥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有助于发挥违宪审查制度的功能,有助于建立以宪法救济为中心的权利救济体系,有助于保持宪法诉愿制度的“补充性”功能。是缓和还是强化宪法诉愿程序应考虑各国司法体制的实际情况,从宪法诉愿所发挥的社会功能进行思考,力求在保障人权与维护宪法秩序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

关于韩国禁止裁判诉愿的宪法评价

《韩国宪法法院法》第68条第1项明确将普通法院的判决排除在宪法诉愿的审查对象之外,对于禁止裁判诉愿的此项规定,韩国学界聚讼纷纷。合宪论与违宪论之间形成了四大争点:禁止裁判诉愿是否符合宪法诉愿的本质、是否属于立法形成自由,司法行为侵犯基本权利的机率与审级制度对其控制能力是否使得裁判诉愿不再必要,裁判诉愿是否包含在裁判请求权之内,是否导致第四审法院的形成以及案件负担的激增。四个回合的对决式过招中,韩国宪法诉愿制度的内涵,渐次清晰地呈现出来。

德国宪法诉愿的双阶受理程序及其法理——兼论对我国立法法第90条第2款的启示

我国《立法法》第90条第2款的公民提请审查乃是一种非典型的宪法诉愿机制,自确立以来虽屡有公民"问津",但迄今仍然缺乏显在的实效性。德国现行的宪法诉愿制度堪称当世之典型,这尤其体现在受理程序的双阶构造,即联邦宪法法院合议庭的初步受理与审判庭的正式受理。在初步受理环节,宪法诉愿必须具备四项适法条件;基于宪法诉愿的双重功能定位,联邦宪法法院还发展出相应判断基准,以此指导双阶受理程序的展开。德国宪法诉愿的程序品位及其法理为吾人提供了诸多启迪。

行政程序视野中的我国警察诉愿制度初探

我国现行警察诉愿制度存在制度设计明显缺陷、警察诉愿调查委员会组成人员任职资格不严格、警察诉愿程序中行政自我纠错机制的缺失等问题。我国应制定行政程序法、诉愿法,明确规定警察诉愿制度,夯实依法治警、从严治警的基础,也使警察个体在维权时有法可依。

论基本权利在民事权利保护中的作用——以德国宪法诉愿制度为视角

对于权利的实现而言,救济是不可或缺的。长久以来,对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权利纠纷,通常都会依据民事法律的有关内容,对权利受到侵害的民事主体予以救济,在民事法律领域内解决纠纷。然而在特殊情况下,的确存在对民事主体的权利救济缺失的状况。与我国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通过建立联邦宪法法院和宪法诉愿的制度,充分发挥基本权利在民事权利救济中的作用,有效填补了在民事权利的保障与救济方面可能存在的立法缺陷和救济缺失,这对我国未来的立法及司法实践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国际法上的个人诉愿制度对国家豁免理论的影响

作为一种国际人权保护机制,个人诉愿制度已为许多全球性或区域性人权条约所确认,个人已成为人权领域的国际法主体。基于对人权充分保护的考量,应当坚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扩大《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适用范围,全面限制人权领域的国家豁免权,重新配置关于人权诉讼的管辖权。

“诉愿”:国民党的地方政制及其难局

20世纪30年代河南"区"政权的建设情况表明,国民党的地方改制建设虽然提高了政府行政尤其是税收税率,但这种只顾"消费"不讲"生产"的政治,已使地方当局陷入了农民"诉愿"的重重包围之中。对此进行分析,能揭示国民党在农村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论德国的人权司法保障——基于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的宪法诉愿

德国的人权发展经历了艰辛的历程,而人权的司法保障更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实施之后实现的。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构建的宪法秩序中,公民的基本权利真正占据了核心地位,以基本权利为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形成了国家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种权力相互制衡并受到基本权利的拘束,其中,司法权通过制约立法权和行政权来保障基本权利不受侵害。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而创设的联邦宪法法院是基本权利的有效维护者,公民在其基本权利遭到侵害时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根据宪法诉愿,联邦宪法法院以基本权利教义学的论证方法来切实有效地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宪法的基本秩序。

韩国宪法诉愿制度

在现代违宪审查制度中,作为直接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宪法诉愿制度为个人面对国家寻求直接的基本权利救济提供了有效的机制,也对维持宪法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韩国作为第一个将宪法裁判制度,尤其是宪法诉愿制度引进亚洲的国家,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也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韩国宪法诉愿制度的性质依据《宪法裁判所法》,可分为权利救济型宪法诉愿和违宪审查型宪法诉愿,宪法诉愿的对象是公权力的行使或不行使,且在提请时需遵循补充性原则。文章对韩国宪法诉愿制度进行了分析和评述,以期对我国宪政制度的完善具有启示作用。

台湾地区诉愿审议委员会对大陆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的启示

行政复议制度在化解行政争议、定纷止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为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功效,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正在推进之中,而海峡对岸台湾地区的诉愿制度已较为成熟,考察台湾地区诉愿委员会的设置及运行模式,对我们进一步推进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宪法诉愿制度与民主、法治的关系

宪法诉愿制度有主观的权利保障和客观的宪法秩序维持二重性功能,该制度还有宪法实现、平衡国家与个人关系以及少数保护的功能。宪法诉愿制度与民主有着抗衡专制的共同价值取向,是一对互相促进的共生体。宪法诉愿制度与法治的关系首先体现在制度本身包含了法治原则,宪法诉愿制度的施行对法治理念的传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公民诉愿权行使与司法宣传工作机制的创新

人民法院一方面要依法保护公民通过新媒体手段正当行使公民诉愿权,另一方面要依法规制公民诉愿权的行使,确保公民不滥用其诉愿权。同时要加强司法宣传工作机制创新,积极引导公民正确行使诉愿权,构建人民法院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的沟通合作关系,提升司法公信力。

行政程序视野中的我国警察诉愿制度初探

为了使警察在受到行政机关(主要是来自于警察部门)的行政处分时,能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求得有效的救济,并能在行政体制内彻底地化解,应当尽快完善法律体系,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诉愿法的方式,明确规定"警察诉愿"制度,夯实依法治警、从严治警的基础,同时真正让警察维权时能有法可依,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商标诉愿法制初探——以“上海美星公司商标注册案”为例

中国近代商标法制肇始于清末,发展于民初,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趋于完善。上海作为近代商标法制形成的标志性城市,以商标专用权为核心,围绕着商标专用权的取得、变更、丧失而展开,形成了一套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商标注册管理体系。为了维持商标注册管理体系的正常运转,形成了商标诉愿和商标诉讼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发生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上海美星公司商标注册一案,不仅影响范围广,而且诉愿程序完整,历经实业部的诉愿程序和行政院的再诉愿程序裁定后,最终落下帷幕,是当时上海地区商标诉愿案件的经典案例,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标的注册管理体系和纠纷解决机制的集中体现。

我国台湾地区诉愿制度之过去、现在与未来

诉愿乃是人民因行政机关所为违法或不当之行政处分侵害其权益,或机关怠于作出人民申请之行政处分而侵害其权益时,于行政体系内之救济制度。我国台湾地区之诉愿制度肇始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自此后,诉愿即为人民对抗"国家"(行政机关)公权力侵害之重要基本权利。1930年之"诉愿法"确立了诉愿、再诉愿的两级制。1998年修正时,废除再诉愿,目前仅剩诉愿一级。且诉愿之性质、功能之加强和诉愿决定之拘束力在新修法中都有明确体现。但现行法仍有些规定或不合时宜,或因相关法规已修正,而有修正之必要。诉愿之提起改为向诉愿管辖机关提起、由委托机关作为诉愿管辖机关、增设拒为处分之课以义务诉愿都是未来可能之修法方向。在共同诉愿及诉愿参加上也宜有较大修正。而在诉愿制度之存废问题上,参照德日制度同时,也应注意到诉愿制度在我国台湾地区之独特性。

我国台湾地区诉愿审议委员会研究——兼谈对我国大陆地区复议制度改革的启示

诉愿审议委员会是台湾地区诉愿制度得以发挥作用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关键性设计。在组织建构上,诉愿审议委员会强调委员的专业知识、资格条件、构成比例以及个案回避,追求诉愿机构的中立性;在机构运行上,诉愿审议委员会通过在审查——审议——决定的全过程中贯彻公开和公正的理念,追求诉愿程序的准司法性。这样的制度设计保证了台湾地区诉愿审议委员会的实效,也启发大陆地区要以中立性和准司法性来完善我们的复议机构及复议程序。

诉愿制度运作成效之实证评估架构——以中国台湾地区“内政部”2006—2009年诉愿案件为例

中国台湾地区每年有数万件诉愿案件，但却少见以诉愿决定为主题的实证研究。本文除以台湾地区“行政院”所公布的台湾地区“内政部诉愿会”相关统计数据为研究客体外，抽样台湾地区“内政部”2006年至2009年近900件诉愿案件，以逻辑回归模型、费雪精确检验、叙述统计，分析抽样案件。本文提出“诉愿程序更正比例”为新的指标，用以辅助评估台湾地区“内政部诉愿会”的运作成效。该指标计算诉愿程序所发现的行政处分错误，占诉愿暨诉讼程序所发现的行政处分错误之比率；台湾地区“内政部诉愿会”的诉愿程序更正比例为91％。此外，本文发现台湾地区“内政部诉愿会”倾向尊重原处分机关对“非法律专业”案件的事实认定；并且，诉愿决定书较少记叙“合目的性审查”的内容。再者，当事人较少陈述意见，台湾地区“内政部诉愿会”更少举行言词辩论。最后，台湾地区“内政部”诉愿审议时间一般短于台湾地区“高等行政法院”审议时间，但有23．8％的诉愿人未接受诉愿结果而向台湾地区“行政法院”提诉。

国外代议机构的民众诉愿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代议机构的民众诉愿制度源于瑞典的议会监督专员制度,因其在接受民众诉愿上的优越性,为西方其他国家所效仿,其中以英、日、澳、法、德等国最有代表性。国外代议机构民众诉愿制度遵循抑制"官权"、独立自主、无强制力等重要原则。这一制度对中国的启示有:要发挥代议机构作用,救济机构需要独立运行,救济手段是必要补充,救济手段不能越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