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起诉权人在我国滥用的规制

诉权是一种当事人要求司法裁判的权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权利意识增强、法律意识增强,运用法律进行公力救济也越来越多的替代原有的私立救济方式。这本是可喜可贺的事情。然而,由于现实和法律的原因,也有些人滥用诉权,给对方当事人,第三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诉权滥用包括很多方面,今天,就仅对起诉权滥用进行一下试论。

论环境领域刑事诉权与民事公益诉权的协调

严重的环境损害行为是刑事诉权和民事公益诉权共同的适用对象,但我国立法并未明确规定两诉权同时行使时的关系如何处理,实践中呈现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附从于刑事诉讼,后者却疏离前者的现象。这是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客体范围、主体资格、诉求实现方面,与刑事诉权具有高度的亲缘性,但在办案时限、诉权成本、财产刑执行方面又与刑事诉权不相协调。因此,应当在立足两诉权适用对象具有同一性的基础上,以优先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为导向,在刑事办案过程中实行公益损害审查的法定化模式,从批捕或介入侦查环节开始即可启动民事公益诉权,遵循“附带为原则,不附带为例外”的要求,与法院的审判权良性互动,实现两诉权的有效协调。

民事诉权的希尔伯特问题

诉权是民事诉讼法学的首要希尔伯特问题。面对边缘化风险,民事诉权亟需证成自身的有用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诉权先后肩负民事诉讼体制的社会主义转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立案登记制改革以及“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历史使命与时代精神。二元诉权论虽然是我国长期坚守的通说,但并未对诉权规范及其实践提供清晰的概念指引,法律文本中的诉权规范可能分别指向起诉行为、起诉权、胜诉权、案件受理等意涵。学说史的发展和迭代表明,诉权保障并不必然伴随立案登记制。立案登记制改革亟待与诉权模式转型形成联动。二元诉权论与具体公法诉权论存在亲缘关系。囿于诉之可能性等关键概念缺失以及“案多人少”的现实挑战,二元诉权论同样面临“起诉难”这一私法诉权说的实践弊病。“诉讼爆炸”“无理缠诉”并非诉权模式转型的当然结果。随着民事诉权希尔伯特问题的有效解决,立案登记制改革终将走出“历史的三峡”,实现民事诉权保障与规制的衡平与共赢。

集体成员诉权的组织法配置:法理、实践和解释性构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从体系性视角初步构建集体成员诉权机制,但仍然存在粗疏遗漏和诉权克减现象。运用组织法逻辑配置集体成员诉权并构设诉讼规则,纵向维度上应当尊重其不同诉讼阶段动态递进的三阶构造,横向维度上适用以诉讼目的为依据划分形成的三种类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主要沿着以撤销权保护成员权益、以代表诉权保护组织权益、以行政行为监督决议合法性的进路展开,尚存撤销诉讼规则错裂、代表诉讼规则疏漏、决议纠纷可诉性不明的问题,在司法实践的具体适用仍有极大解释空间。应结合集体成员诉权原理构设侵权诉讼、代表诉讼和决议诉讼,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或法官采取扩张性解释拓展细化具体规则。

诉权保护维度下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论析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的理论渊源是《民事诉讼法》中的支持起诉原则以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当前,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实践已经突破固有的制度目的,导致理论与实践不符。在诉权保护维度下,应明确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存在程序与实体上的双重目的,程序目的是要促进诉权行使的实质平等,实体目的则是要满足原告权利的实现。为此,检察机关在办理支持起诉案件时,原则上应当依申请审查原告是否存在诉权行使的障碍因素,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依职权展开行动。同时,检察机关支持原告的起诉范围应当涵盖全部诉讼权利。另外,应根据穷尽救济原则理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及律师代理制度的衔接关系。

论知识产权普通被许可人之独立诉权:基于实体与程序的二元视角

根据现有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普通被许可人尚不具有独立诉讼主体地位。对此,实践中常采取类推适用商标领域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做法。为促进知识产权运用、保障许可双方合法权益,应赋予知识产权普通被许可人以独立诉权。当前基于代理型任意诉讼担当构造的诉权规则,既无法有效保护被许可人利益,还可能会带来滥用诉权的现象。民事诉讼中的正当当事人的判断标准历经实体权利义务说、管理权说到法的利益说之理论演变。普通许可使用权在权利属性上具有特殊性,难以兼容以实体权利为基础的传统诉权理论。法的利益说能够合理解释知识产权普通被许可人享有独立诉权之正当性,同时也能防止诉权滥用。今后理论上应从代理型诉讼担当转向代表型诉讼担当,程序上则应参考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程序,放宽诉讼程序启动限制、扩张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明确界定各主体赔偿份额。

诉源治理与诉权行使的冲突风险和应对策略

近些年以来,我国法院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人案矛盾”,为了疏解该问题,我国创设性地提出了诉源治理。诉源治理是治理国家社会的重要举措,也是因应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建设的智慧方案。但诉源治理亦有可能同公民诉权行使有相冲突风险,一方面,对于公民诉权行使态度,或出现治理优先、诉权行使后置;另一方面,法院审判职能错位且与行政权过度衔接,使得诉权行使或遭受阻碍。另外,诉权行使途径不畅也可能引发诉权行使危机。针对上述问题,首先应秉持尊重与保障公民诉权行使意愿;其次,法院需要保持谦抑姿态,适当退出诉源治理机制以着重审判职能;最后,还要兼顾诉讼与非诉纠纷解决路径间的关系,确保各机制之间达到微妙平衡,进而保障诉权行使路径畅通。

网络暴力案件中被害人诉权保障研究

近年来网络暴力犯罪案件频发,网络暴力犯罪不同于传统的侮辱、诽谤犯罪,其发生和传播均与网络密切相关,而网络上的信息传播速度快且易删改、易丢失,加之网络用户的海量性及匿名性,使得被害人维权具有较高的成本。以被害人诉权保障为切入点,明晰网络暴力中各责任主体,厘清公安机关协助取证性质,构建新型公诉介入模式,为确保被害人顺利行使诉权并高效打击网络暴力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且具备一定促进作用。

论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权的研究路径

域外检察民事公益诉权呈现公共自主型和私人自主型两类,我国相关研究受此影响并在路径依赖下形成三种路径,即以“法律监督型诉权说”为主的公共自主路径、以“公益代表人诉权说”为主的私人自主路径,以及有限的折中性路径。国内检察民事公益诉权的研究路径延续了域外的路径分化以致缺乏研究共识。基于路径反思,我国相关研究应回归诉讼程序中的主体间沟通关系,柔化检察民事公益诉权的监督形式,在诉权和监督权的辩证关系中探索新路径。

环境公益诉权法权结构的回溯与厘界

环境公益诉权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与基础,是实体性环境权能否实现的程序性保障。实践中,环境公益诉权研究在促进环境公益诉讼理论的创新与重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与超越的现实价值被低估。重新对环境公益诉权法权基础“元问题”进行回溯与追问,重新厘界环境公益诉权的法权向度,并由此对环境公益诉讼目标实现和环境权益维护确立新的价值与目标,成为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气候变化应对案的法律化:内涵界定与诉权基础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构建气候变化诉讼具有积极意义。但因气候变化诉讼概念不清,立法不明,从而导致实践无所适从。为增加可诉性,需从立法上解决“谁因何提起何种诉讼”这一基本问题。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解决路径,即技术进路和规范进路。进入法典化时代,在立法形式上宜采用生态环境法典+气候变化应对法的形式。为准确判断和辨识气候变化应对案件,在立法内容上应从因果关系角度转向以诉讼标的来解析“气候变化诉讼”,从权利本位构建模式转向以国家义务作为诉权基础。同时在坚持“义务论”基础上选择和完善气候变化行政公益诉讼。在起诉主体上,以监督权为基础赋予社会组织补充起诉实施权,在审判对象上,以充分保障气候环境利益为基础授予法院针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权。

论亲子关系否认之诉中诉权主体的扩张——基于子女本位的展开

我国现行立法将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诉权主体明确限定为父和母,存在对子女利益保护不足的问题。为契合现代亲子法立法理念的转型趋势,尊重子女主体地位,并妥善应对亲子关系否认之诉中的利益冲突,有必要将其诉权主体范围有限扩张至可能的生父以及子女。当子女与法律推定之父不存在实质家庭生活关系,或出现子女权益受到侵害等特定情形,可通过扩张解释肯定可能的生父享有诉权主体资格,并以子女利益保护为中心限制其诉权行使。未成年子女与否认之诉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为贯彻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应当赋予其相应的诉权,并由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同时,也可适度扩张未成年子女在身份关系案件中的诉讼行为能力,并引入程序辅助人制度以提供更全面的保护。成年子女的诉权行使应在与法律推定之父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已履行抚养义务的法律推定之父可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从生父母处获得赔偿,或者要求成年子女继续给付生活费。

外观设计专利诉权滥用的法律规制——以常州邹区灯具市场为例

由于外观设计专利审查方式形式化以及我国现行法律对外观设计专利诉权滥用案件的认定标准和裁判标准没有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也没有明确的裁判标准,灯具设计领域近年频繁出现假借合法诉讼手段牟取非法利益的现象。通过诉讼滥用外观设计专利权,不仅会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破坏竞争秩序,而且还会浪费司法资源。规制灯具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滥用是节约司法资源、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社会诚信的必然要求。在对此类案件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议从增强个体权利意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完善立法、加强司法等多个层面构建我国规制外观设计专利诉权滥用的制度。

刑事诉讼法中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建议——评《刑事被害人民事诉权多元实现方式研究》

随着社会法律体系的健全,人们的“人权意识”逐渐得以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以法律条例为标准,衡量自己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实现。比起其他人而言,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往往更关注这部分内容。而确保被害人合理合法地享有其自身应有的权利,是大部分法律行业工作者的岗位职责。为了进一步促进社会上刑事案件的执法过程更加公平公正,相关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实际案例的处理方法进行总结,指出人们在保护被害人权利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根据现有问题提出解决策略,继而确保被害人的利益不受损。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行政诉权滥用规制路径探讨

我国行政诉权滥用案件日益增多,因滥诉行为不具有诉的利益,无端给行政、司法程序和资源增加负累,需要加以规制。目前一些典型案例,虽然为行政诉权滥用认定和规制树立风向标,但是,在我国的行政体系中,未对行政诉权滥用规制体系进行建构,故有必要探究并完善行政诉权滥用的规制路径。

立案登记制背景下诉权滥用规制研究

2015年5月1日,为解决“立案难”问题,我国正式决定由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立案登记制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立案难问题,有效地保障了当事人的诉权。但同时,立案门槛的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诉权滥用问题。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等现象频发,不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而且挤占了司法资源、扰乱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公信,只有从统一诉权滥用行为的认定标准、赋予诉权滥用受害人以求偿权、构建诉权滥用行为的惩戒机制及探索建立诉权滥用行为人信息登记平台等方面入手,才能有效解决诉权滥用问题,更好地实现立案登记制的法治价值和制度意义。

民事公益诉权配置失衡及其矫正

尽管在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设立初期,许多学者主张扩张民事公益诉讼诉权主体,但近几年的诉权主体发展并未如期扩张,反而面临失衡状态。检察公益诉讼占据民事公益诉讼主导地位,社会组织则因各方原因而无法充分发挥责任分担以及诉求表达等功能。为走出失衡怪圈,在继续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的同时,还应当通过立法等形式适当扩张社会组织公益诉权,完善相关证据制度、激励制度等,为其提起公益诉讼提供充足条件,从而达到完善整体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

论民事诉讼中诉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

近年来,诉权滥用的侵权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越发普遍,不仅损害了当事人利益,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对诉讼程序的破坏。究其原因,是我国对诉权滥用缺乏应有的法律规制。本文主要对民事诉讼中诉权滥用形式以及滥用的危害进行分析,并深入探究民事诉讼中诉权滥用的法律规制,重在以程序性规制、实体性规制及思想上的规制,对诉权滥用行为加以规制,确保诉讼程序的良好运行,提高国家司法公信力,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由两份判决引发的思考——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保障之浅析

一、案件回顾案例一:2021年10月,鸡东县检察院在办理滕某某、刘某某寻滋事案时,两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在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了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同年11月,鸡东县检察院以两被告人犯寻畔滋事向鸡东县法院提起公诉,因两被告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定性及程序选择均无异议,签署了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建议判处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建议判处刘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12月,鸡东县法院采纳鸡东县检察院量刑建议,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