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权层次论”视域下的行政诉权要件探析——基于诉权本质学说与诉权要件之关联性考察

行政诉权要件乃当事人享有行政诉权所需具备之条件,其在判断当事人有无诉权、优化配置司法资源、过滤纠纷、为真正需要者提供救济等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行政诉权要件受制于特定的诉权本质学说,且遵循"诉权本质学说→诉权内容→诉权要件"的研究思路。经由对既有行政诉权本质学说的反思与批判,可得出应在"诉权层次论"视域下界定行政诉权要件之结论。根据"诉权层次论",行政诉权要件区别于起诉要件、诉讼要件、本案要件等与诉讼过程阶段化构造相关的诸要件,且具备自身的独特构造:第1层次行政诉权(起诉权)之要件为起诉要件;第2层次行政诉权(获得实体裁判权)之要件为行政纠纷可诉性、原告适格与狭义诉的利益;第3层次行政诉权(获得公正裁判权)缺乏独立的诉权要件。

诉讼要件与我国民事起诉条件研究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流传于民间的这句俗语反映了人们对于司法状况的不满,尤其反映了存在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中"起诉难"的问题。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种的,首当其冲的是民事诉讼法对于当事人提起诉讼设置了严格的条件和审查制度。法院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接受或者拒绝当事人保护权利的请求。这一状况与民事诉讼救济权利的制度目的有根本冲突。

论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的积极要件——兼评《民事诉讼法》第119条

以往学界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要求的立案登记积极要件"门槛高",然而,在现行立案登记制模式下,这种解读已不适宜。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上的立案积极要件是可以解释的,也是可以适用的。司法现实中的"立案难"问题并不能归咎于立法。未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立案登记积极要件修订时,立法者应考虑到尽早过滤无法律利益的诉、兼顾诉讼解纷的固有界限、秉持宽容的立案受理理念的外部因素。由此留下的解纷真空,则可通过讼外解纷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来填补。

刑事诉权初探

现代诉权是宪法性权利,刑事诉权也不例外。刑事诉权的概念不能简单借鉴其他诉权的概念,它应等同于自诉权与公诉权之和,是指刑事纠纷的当事人因权益受侵害,依法请求国家专门机关通过诉讼方式依正当程序解决该刑事纠纷和附带民事诉讼纠纷,并最终由裁判机关依法做出裁决的宪法性基本权利。从最终意义上讲,刑事纠纷的最终解决机关应当是法院,但在审前程序中,又不应当仅仅限于法院。刑事诉权具有主体多样性、内部关系复杂性、阶段性、其他诉权的后盾与保障等特征。对于当事人诉权主体而言,刑事诉权是基本人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化。当事人适格及诉的利益是其必备要素。

被害人刑事诉权研究理论质评

民事诉讼中的诉权导入刑事诉讼,产生了刑事诉权的研究理论。但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并不能因为权益受到犯罪行为侵害而当然地拥有刑事诉权。对刑事诉权的把握要以民事诉权的核心内涵为校验标准。在现有的刑事诉权研究理论中,一般只有一元化的权利人观察角度,即只有对诉权应然性的论证,缺少对诉权识别标准、诉权实然性的讨论,这容易导致诉权研究陷入空洞化。通过借鉴民事诉权理论中的诉权要件制度,从实然性角度,可以对被害人刑事诉权及当事人地位进行比较细化的解析。但同时也要看到,导入民事诉讼中的诉权理论,只能解决"何以为诉"的问题,对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可以做刑事诉权"切口"以外的更多努力。

刑事诉权理论:质疑、反思与修正

刑事诉权理论来自民事诉权理论。目前,刑事诉权的研究陷入简单化与空洞化的泥潭,简单地移植民事诉权理论将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具体表现为:违背诉讼规律、刑事诉权与公诉权理论难以协调、无法合理解决刑事诉讼中的争议问题等。此外,由于未能认识到诉权是自诉讼外加以利用的权能,刑事诉权理论也造成了诉权与诉讼权利关系的误读。空洞化则表现为刑事诉权研究只有对诉权应然性的研究,而忽视诉权判断标准——诉权要件的讨论。本文在提出质疑与反思的基础上,尝试修正现有刑事诉权理论,以避免空洞化。但是,笔者认为,鉴于诉权理论逻辑起点差谬,刑事诉权理论是否为解决争议问题、赋予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良方善法,仍值得商榷。

被告姓名书写错误法院应当行使释明权

有这样一个案例,原告葛以兰以与被告孙传兵感情确已破裂为由,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在庭审中查明,被告"孙传兵"应为"盛传兵",而作为正当被告的盛传兵却因为未获得法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被传票传唤的却是一个不存在的所谓"孙传兵"。据此,法院认为,原告葛以兰的丈夫为盛传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