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司法背景下城区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为中心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表明,诉源治理是当前城区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诉源治理基本上覆盖了纠纷发生前后全过程,纠纷发生前主要以风险预测为主,纠纷解决中则以工作指引、调解指导及裁判说理等方式为主,纠纷解决后则以司法建议为主。人民法庭的诉源治理策略贯彻着“政策—法律”“跨界—守界”双重逻辑,前者是人民法庭的一般逻辑,而后者则是城区人民法庭的特有逻辑。双重逻辑内部存在着结构性张力,城区人民法庭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应从分工转向合作,通过诉源治理增强分工合作的主动性与灵活性,与其他非司法性力量协同解决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

诉源治理视角下我国企业合规制度的改革

诉源治理以“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多元主体共治”为基本理念,旨在通过多种治理方式从源头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性。在诉源治理已上升为治国方略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社会治理模式之一的企业合规制度改革应当遵循诉源治理的基本理念,正视自身所存在的企业合规内在动力尚未激发的源头问题、行政合规的预防功能尚未彰显的诉前问题、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尚未构建的主体问题,逐步实现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事后合规”向“事前合规”的推进,从“一元治理”向“多元共治”的迈进。

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的理念革新与路径优化

经过几年的实践,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重要成果,但也呈现人民法院的职能与界限缺乏清晰性、角色和职能存在模糊性、人民法院事实上成为诉源治理的主导者、诉前治理异化等诸多困境,因此有必要革新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的基本理念。应该看到:诉源治理进程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圆”;诉源治理的根本目标不是解决法院“案多人少”问题,而是纠纷的终极化解;诉源治理旨在进一步加强纠纷解决的多元性。据此,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应重点通过审判实质化解纠纷,着力完善纠纷“诉前调解”机制,积极融入构建诉源综合治理大格局,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化解乡土纠纷的前沿阵地作用,提速智慧法院建设。

诉源治理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的实践反思——以广东S市为例

以广东省S市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实证调查为基础,深入探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在具体运作中存在的缺陷。结合诉源治理将社会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的要求,提出厘清制度的性质定位,明确仲裁机构独立性,赋予仲裁“一裁终局”效力,尝试构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仲裁与诉讼相衔接的良性互动机制等一系列解困建议,以重现公正、及时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完善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人民法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证研究——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

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的“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力实践。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之一,总结了做好基层调解的先进经验,形成了符合当地乡规民约的调解方法和解决纠纷的方式。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是提升辖区案件审理质效、展现地区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的必然选择。推进通辽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将社会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对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具有重要的意义,既是努力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现实需要,又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对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情况、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和深度剖析,以期为内蒙古其他地区进一步优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诉源治理机制研究

以矛盾纠纷前端预防化解、综合治理为特点的诉源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防止我国成为“诉讼大国”的有效路径。现阶段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于“诉源治理”及其机制建设研究所呈现出的概念扩大化、主体模糊化、流程碎片化等问题已成为推进诉源治理机制建设的重要障碍。强调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的治理理念在实践中的理解偏差所引致的追求“治理全面开花”“矛盾法院主导”“民声有求必解”,使得诉源治理必须充分考虑治理主体、治理内容及治理手段的涵盖范围与应用形式,以契合当下治理诉求与治理理念的脱节、治理主体与治理手段单一的不适症。

诉源治理视域中的基层社区治理——以电梯加装等相邻权纠纷为例

诉源治理是预防诉讼案件数量暴涨,减少行政、司法机关案件压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作为社会治理元单位的基层社区,理应是诉源治理的重要起点。有效应对类型多样的社区矛盾纠纷,应从社区治理的维度上对矛盾冲突予以整体把握,而非局限于司法裁判路径对个案进行处理。社区纠纷治理应在正视矛盾纠纷本质源于利益冲突的基础上,确立和谐社区的基本目标,建立以经济利益调整机制和社区自治机制为主要抓手的合作博弈路径,实现社区成员在经济关系和邻里关系两个层面的双重和谐,从而在源头上化解和预防矛盾的爆发。

“枫桥经验”与诉源治理法治化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创造性地解决了新时代的系列治理问题,逐渐发展为党领导基层治理的重要经验。当前我国基层矛盾纠纷仍呈高发态势,法院面临的“案多人少”问题依然严重,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矛盾纠纷前端预防化解和多元综合治理相结合的诉源治理,是防止我国成为“诉讼大国”的有效途径。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构建诉源治理大格局,形成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体系,推动矛盾调处机制法治化、智能化发展。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路径——以诉源治理为视角

诉源治理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继承与发展,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之间具有耦合关系。诉源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基础路径及具体表征。检察机关基于政治和司法的双重属性,应当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承担重要职能。近年来,检察机关立足职能定位,延伸检察触角,致力于通过推进检察建议、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强化检调对接工作机制以满足社会治理现代化新需求。然而,实践中还存在检察建议制度约束力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起诉率低、检调对接制度功能发挥差等问题。在诉源治理的宏观背景下,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高检察建议质量来优化检察建议的源头疏导功能;通过强化不起诉权的适用和充分保障辩护权来增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前分流功能;通过细化程序与加强合作来增强检调对接的诉中止纷功能,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诉源治理视阈下我国调解机制现状及优化

近些年来,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有效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应当通过发挥调解机制的作用来强化诉源治理,避免大量纠纷涌进法院。我国当前存在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及其他调解等众多调解类型,但调解重叠设置与分工不均衡、调解效力不强、调解专门人才匮乏与调解保障措施不足等问题也是必须正视的事实。针对上述问题,首先,应充分利用调解联动体系、建全调解引导机制、鼓励个人调解机构成立来理顺各类调解间的关系以避免过度重叠与分工不均;其次,需优化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管辖与审查方式进而增强调解效力、完善调解人才培养机制与建立调解员职业荣誉制度等来突破人才匮乏与保障不足的困境;最后,运用信息科技搭建统一电子调解平台、电子备案制度进一步为调解提质赋能。

诉源治理视阈下民事不起诉契约研究

民事不起诉契约制度有利于缓解法院案源压力,节省公共资源,促进私人自治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制度多元发展。然而,理论界担忧滥用民事不起诉契约损害弱势一方为其发展隔阂,签订民事不起诉契约后缺乏救济措施也与诉讼目的相抵牾。构建不起诉契约应先理顺其与诉权的关系、转变理念以打破思想壁垒,限定不起诉契约的适用范围以消解适用隔阂,规定订立不起诉契约后的救济路径以扫清实现障碍,还须明确民事不起诉契约内容中的主体、条件、效力等方面来增强适用性,以期推动民事不起诉契约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沟壑。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诉源治理“三端共治”机制研究

新时代“枫桥经验”逐渐从党领导基层治理与群众工作的经验发展为全局性综合性的社会治理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理论贡献。诉源治理“三端共治”机制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司法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时代主题的法治回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主动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着力打造“三端共治”机制模式,解决前端预防不足、中端化解失灵、末端控制欠缺的问题,提升“前端、中端、末端”全流程诉源治理能力,融入网格化、多元化、智能化解纷体系,让矛盾纠纷化在源头、解在诉前、消在萌芽。

检察机关参与诉源治理的角色定位及实践路径

诉源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理念的实践创新成果之一,注重从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目前,诉源治理理念的内涵逻辑基本明晰,诉源治理制度的体系框架逐步确立。同样,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如何参与诉源治理,则成为提升司法机关诉源治理能力以及健全诉源治理体系的新命题。检察机关作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部门,应当从自身法定职能及要求出发,以“法律监督者”和“法治保障者”的角色定位来整合相关社会治理资源,为诉源治理体系注入法治化和规范化的力量,努力以非诉讼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和诉讼内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两条途径来构建与完善诉源治理的实践路径,从而实现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司法性职能和治理性职能之间的有效衔接,以推动诉源治理社会共治体系的形成。

诉源治理语境下对规范性文件的检察监督——以生效行政裁判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原告一并请求审查规范性文件的立法目的,在于从源头和行政行为依据上避免违法行为、解决行政争议。规范性文件检察监督既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检察机关作为“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的职责所在。规范性文件检察监督,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启动,也可以依职权发现启动。人民法院合法性认定错误是否属于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范围,需要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判定: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认定错误,导致“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按照监督规则应当提请抗诉,也可考虑以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在适用《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97条时,则需要从立法体制和备案审查制度发展的角度全面检视、理解、把握。

基层检察视域下诉源治理路径的探寻与完善

作为司法机关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诉源治理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为了取得诉源治理的更大成绩,从基层检察机关的视角来看,需要从诉源治理的时代要求出发,在司法办案过程中立足自身职能定位,以积极能动的姿态,贯彻诉源治理理念,从不同角度以创新发展的思维和务实的措施,探寻与完善检察建议、公开听证、案例指导、数字检察、公益诉讼等路径,提升诉源治理效能,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社会对抗,厚植党的执政基础,为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

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审判工作现代化——Sora在诉源治理中的应用与挑战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视频生成模型Sora的出现,诉源治理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Sora的视频生成能力可以极大地提升法律宣传、案件立案、证据展示等诉源治理环节的效率和效果,同时也可能引发证据造假、隐私侵犯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分析Sora对法院诉源治理工作管理带来的挑战,提出加强法院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数据安全与外包服务管理规范以及适时调整管理机制以适应人工智能发展需要的应对策略。

诉源治理背景下数字化纠纷解决的新模式:“网上枫桥经验”

诉源治理的核心价值追求是从逐步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有效化解,到最终实现“法治、德治、自治”相融合的“天下无讼”的目标。基于技术支撑的智治系统、预警监测的网格体系、敏捷有效的政府回应和数字赋能纠纷解决的“网上枫桥经验”是数字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预防、有效解决和实现诉源治理的关键。相较于传统的多元解纷机制,“网上枫桥经验”通过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治理优势,塑造党建引领、多部门协同的“整体智治+流程优化+风险预警”新型数字化基层治理体系。对传统纠纷解决模式进行系统化重塑,突破在制度设计、程序技术、资源配套等方面存在的瓶颈和短板,实现矛盾不上交、就地及时解决,缓解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达到诉源治理和构建“无讼”社会的目标。

马锡五审判方式“红色法治基因”对新时代人民法院推进诉源治理工作的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马锡五审判方式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法治基因”,这对于新时代人民法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工作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如何将人民法治的“红色基因”更好地融入到司法活动中,是基层法院亟需考虑的问题。马锡五审判方式所蕴含的坚持党的领导、便民为民原则和调判结合原则,能够为新时代人民法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工作赋能。

诉源治理视角下的检察听证制度之完善

检察听证是检察机关践行司法为民理念,积极参与诉源治理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在畅通案件当事人诉求、实现人民群众监督,推进诉源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实践中仍然存在着检察官主持听证能力不足、听证程序不够规范、听证社会知晓度过低等问题,亟待加强检察官的检察听证学习培训,进一步规范检察听证程序,增强检察听证的社会影响力,切实推动检察听证工作提质增效。

数字法治下的诉源治理研究

在数字法治兴起的背景下,诉源治理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现实需求与挑战。数字鸿沟、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缺位、法律制度的滞后性、数字技术的双刃剑效应、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机制尚未完善等因素都对数字法治下的诉源治理造成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应坚持完善立法,为数字法治下的诉源治理提供法制保障;坚持技术创新,充分发挥技术的优势和作用;坚持机制创新,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纠纷解决需求;坚持协同治理,实现资源互通,切实推动数字法治下的诉源治理的发展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