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采访侵犯隐私权的诉由及其预防

在现代社会中,新闻行业很多记者为了收集到独一无二的有新闻价值的材料,不惜采用如偷拍、窃听等一系列非法手段获取信息,由此带来的法律纠纷时有发生。为了预防新闻采访侵犯隐私权,除了当事人要提高预防意识、记者要恪守职业道德外,制定一部新闻法是极为必要的。

面向长尾分布的民众诉求层次多标签分类模型

接诉即办是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提高人民满意度的重要举措,其中精准分析民众诉求智能匹配工单处理部门,实现诉求的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尤为关键;然而,民众诉求数据中的诉求描述不清晰、类别混淆且比例失衡会导致诉求类别分析困难,影响了智能派单的效率与准确性。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编解码器结构的诉求层次多标签分类模型(HMCHotline)。首先,在文本编码器中引入诉求领域中的细粒度关键词先验知识以抑制噪声干扰,并融合诉求的时空信息提高语义特征的判别力;其次,利用标签层次结构生成具有层次与语义感知的标签嵌入,并构建基于Transformer模型的标签解码器,利用诉求的语义特征和标签嵌入进行标签解码;同时,在标签的层级依赖关系基础上引入动态标签表策略限制标签的解码范围,以解决标签不一致问题;最后,采用Softmax分组策略将样本数量相近的标签类别分为同组进行Softmax操作,从而缓解由标签长尾分布导致的分类准确率低的问题。在Hotline、RCV1(Reuters Corpus VolumeⅠ)-v2和WOS(Web Of Science)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相较于层次感知的标签语义匹配网络(HiMatch),所提模型的Micro-F1分别提高了1.65、2.06和0.43个百分点,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论公诉变更的必要性及其可能限度

审判对象论是检验刑事诉讼模式的试金石。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审判对象论既未采用诉因对象说也未严格贯彻公诉事实说,但诉因制度所承担的审判对象划定功能和防御功能不仅有刑事诉讼法上的法条根据,而且在实务中也有被认可的趋势。从诉因的基本功能出发限制我国公诉变更范围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属于诉因范围内的必要事项发生变动或者对被告人的防御具有重要意义的事项发生变更时,原则上应变更公诉。然而,公诉的变更受制于公诉事实同一性,在同一性的判断上,应尊重共同的事实基础,并且不得超越被告人的防御范围。

论补充债务与先诉抗辩权——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释(一)》第十四条规定为视角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释(一)》第十四条关于教育机构对第三人造成学生伤害承担补充责任规则的规定,《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二十五条关于一般担保规则的规定,都是对补充债务及其规则的解释。将这些规则综合起来,可以对债法的补充债务规则进行升华,建立补充债务及其先诉抗辩权的规则体系,改变长期以来民法理论和实务在合同法和侵权法领域对补充债务自说自话的偏向。债法的补充债务包括合同之债的补充债务和侵权之债的补充债务,是指多数债务人中,主债务人承担全部债务清偿义务,从债务人在主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承担补充其履行不足部分的债务,或者依照其过错程度履行相应的清偿义务的债的关系。先诉抗辩权是补充债务的从债务人于债权人未就主债务人的财产强制执行无效果前,对债权人享有的拒绝履行的抗辩权。

隐名股东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困境与突破

在隐名股东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股东对登记在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否排除强制执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之分歧。争议的焦点在于,外观主义原则能否适用于执行程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的第三人能否扩张解释为非交易第三人。隐名股东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冲突应定位于隐名股东的实体权利与申请执行人执行利益之间,但我国既有法律规范并未为隐名股东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提供确定且充分的规范支撑,此时应当引入价值衡量方法,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为标尺,原则上应支持“否定说”,仅在申请执行人不具有信赖利益以及股权代持形成不可归责于隐名股东等情形时,隐名股东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超大城市乡镇场域接诉即办多主体策略行为:内在机理与困境纾解

接诉即办工作机制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抓手。然而,在超大城市乡镇场域接诉即办的实践中,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利益诉求的多元性和治理场景的多样性使得多主体策略行为频发。通过构建超大城市乡镇场域下的“结构—过程”分析框架,剖析接诉即办结构耦合、过程调试和互构互赖的运行逻辑。基于对北京市Z镇的案例分析,剖析诉求方“诉求合理化+评价负面化”策略行为、乡镇政府“风险规避+非正式简约治理”策略行为和村民委员会“变通化协商+被动执行”策略行为的深层动因,提出通过结构要素配置、增强过程统合优化和推动“结构—过程”联动共治,纾解超大城市乡镇场域接诉即办多主体策略行为双刃效应导致的困境,为中国基层治理中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

棘手问题何以应对:基于试验学习的理论解释——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应对棘手问题,需要做好知识管理和利益协调工作,创新科学性和共识性兼具的政策方案。中国政策试验以高效率学习为导向,针对不同问题情境灵活调整学习策略,形成了多样化的试验学习模式,促进知识生产和价值共创,为应对棘手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从政策问题的棘手程度和决策系统的知识需求两个维度,区分了试验学习的4种模式,即溯因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协商性学习和倡导性学习。通过选择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试验进行案例分析发现,政策问题棘手程度和知识需求直接影响试验学习模式的选择,随着问题棘手程度降低或知识需求变化,试验学习模式也会相应作出调整。不同模式的组合运用,可以为解决棘手问题提供一套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共识性的价值基础。

公立医院党建与业务融促机制的实践——以某医院的接诉即办为例

本研究围绕公立医院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的实践展开探讨。通过以某医院的接诉即办为案例,深入剖析了党建和业务融合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研究发现,将党建工作与医院业务工作紧密结合,不仅有助于提升医院的整体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还能促进医院持续健康发展。本文还提出了促进公立医院党建与业务融合的具体措施和建议,包括强化党建引领、完善制度保障、创新融合方式等,以期为公立医院实现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提供有益参考。

走出逮捕中心主义:捕诉相对分离的新型羁押审查机制

“逮捕中心主义”导致了庭审的虚化,掣肘着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近年来,我国针对刑事诉讼程序的一系列改革并未解决逮捕中心主义存在的问题,重罪案件对逮捕措施的依赖性不降反升,逮捕结果的绑定效应更加突出,案件定罪标准前移的问题仍然存在。检察机关的捕诉合一改革导致逮捕权在行使过程中出现了权力异化与权力溢出的现象,逮捕事实“绑架”裁判事实,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被逮捕权“俘获”,逮捕中心主义被进一步加深。究其根源,逮捕权被赋予了发现事实的制度期待,社会危险性审查受困于唯客观化的证明机制和法定证据种类导致的材料短缺,羁押审查监督和救济程序的缺位导致了办案人员的法律规避。走出逮捕中心主义,应立足于我国的司法现状,在检察机关内构建捕诉相对分离的新型羁押审查机制。具体而言,应当设立独立的羁押审查部门,通过依申请启动和双重审查构造来保障羁押审查的被动性,着重收集专门证明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材料,设立羁押复议程序,并对现有的羁押听证制度进行公开化与实质化的改进。

实体法视角下低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理解与展开

《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核准追诉”并非纯粹的程序法要件,而是同时具备实体法意涵。就逻辑前提而言,立法者并未以“个别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法律拟制路径改变应负刑事责任的“一般人形象”,只是在极端个案中赋予司法机关具体证明个别刑事责任年龄以下者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权力。就权力性质而言,核准追诉权不是以“是否有必要惩罚低龄未成年人”的需罚性考量为中心的自由裁量权,而是以“惩罚低龄未成年人是否正当”的应罚性判断为中心的例外反证权。实体法要件不能独立解决应罚性问题,多数观点完全切割程序法要件与实体法要件的做法不能成立,司法机关应当根据低龄未成年人是否在家庭、学校等具体场景进行充足的法律社会化为根据,补足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证明,这正是“核准追诉”在实体法有责性层面的具体意涵。

个性化身心诉求护理模式对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的护理效果观察

观察2型糖尿病患者经个性化身心诉求护理模式后的效果。方法 分2组讨论80例2型糖尿病(2023年4月-2024年2月)患者分组进行护理,即对照组vs观察组,分别予以常规护理、个性化身心诉求护理模式,对比血糖控制效果、自护能力有无提升、并发症发生率等。结果 观察组(时间点:护理后)HbA1c、2hPG、FPG更低,ESCA评分更高(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2.50%vs15.00%)更低(P<0.05)。结论 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经个性化身心诉求护理模式干预后,能让其更具良好的自护能力,有效且稳定控制血糖,降低因血糖诱发的并发症发生几率。

诉求统筹下城中村改造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以天津市北辰区改造项目为例

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是推动城中村改造项目顺利高效实施的关键,但改造实践中各阶段利益相关者关系及利益诉求错综复杂。以天津市北辰区改造项目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全面地分析项目各阶段利益相关者关系及其诉求的网络特征、演化规律。结果表明,拆迁安置补偿阶段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协调难度最高;同一利益主体在项目不同阶段的角色功能差异明显;建设公众满意的生活环境是多元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诉求。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剖析利益相关者关系及诉求协调的重点问题,为城中村改造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提供科学参考与依据。

先诉抗辩权之内涵演变与适用规则

先诉抗辩权制度历史悠长,但学界对诸多问题仍存争歧,故有必要考察其内涵演变明确其适用规则。先诉抗辩权源于古罗马优士丁尼时期的先诉照顾制度,一般保证人享有债权人应先起诉主债务人的顺序利益。近现代以降,大陆法系承袭先诉照顾制度并将其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先诉抗辩权,此时一般保证人的顺序利益已转向债权人应先执行主债务人财产。先诉抗辩权除可适用一般保证合同外,亦可适用其他补充责任存在之情形。多数情形下先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为债权人未就直接责任人财产强制执行且无效果,但也存在后位责任人需承担证明直接责任人有方便执行的财产或垫付必要费用等先决义务之情形。先诉抗辩权只能由后位责任人主张,法规范之设定不得将先诉抗辩权必然被行使作为逻辑前提。行使先诉抗辩权的效力具有持续性,从后位责任人首次主张权利持续到权利消灭事由出现;债权人若怠于执行直接责任人财产,后位责任人会在相应财产范围内免责。

利益诉求与实践逻辑:冰球场域多元主体行为研究

基于场域理论视角,运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S市冰球场域中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实践逻辑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冰球场域中多元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产生特定的实践逻辑。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表现为政绩与平稳,凭借政治资本占据场域的主导权,生成支配惯习和行政干预逻辑;占据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冰球俱乐部、教练员和学员家长在场域中处于弱势地位,是场域规则的被动执行者,话语权有限。政策执行存在利益冲突、行动主体独立性缺失、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成为制约S市冰球运动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其推动路径在于重建场域秩序、发挥协会作用、重塑政府惯习。

“爱自己”还是“亲社会”——绿色消费利益诉求对绿色购买意愿的影响

驱动绿色消费行为产生的利益诉求有两种——基于利己主义的个人利益诉求和基于利他主义的社会利益诉求。企业在使用绿色广告时应传递个人利益诉求还是社会利益诉求才能更有效刺激绿色消费行为产生?为此,基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本研究探讨广告信息类型(能力信息v s.热情信息)对绿色消费利益诉求有效性的影响、边界条件及其内在机制。实验1探讨了广告信息类型与绿色消费利益诉求对绿色购买意愿的交互效应,发现当绿色广告传递个人利益诉求(v s.社会利益诉求)时使用能力信息(v s.热情信息)能够引发消费者更积极的绿色购买意愿。实验2验证了产品质量感知、集体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反映了绿色购买意愿具有不同的形成路径。此外,权力感调节绿色消费利益诉求与广告信息类型对绿色购买意愿的交互效应。

“堵”还是“促”:无人驾驶的社会诉求与政策因应——以武汉“萝卜快跑”为例

基于对2531位武汉市民的问卷调研及百余名相关者的深度访谈,本文以“萝卜快跑”为例,深入剖析无人驾驶技术从构想走向现实的路径与策略。研究发现,无人驾驶技术的推广不仅具备社会广泛接纳的可行性,更是在多方博弈中展现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公众关注的焦点,精准地指向了推进城市规划的适配、就业转型的挑战、安全保障的需求以及利益格局的重塑等核心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优化时序管理、把控无人驾驶推行节奏,托底百姓生计、强化失业人员转型保障,守护公众安全、提升交警协同治理效能,布局共赢格局、构建利益均衡生态体系等针对性政策回应。以期为无人驾驶技术的全面落地与推广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指引与实践参考。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法理化——兼论法理学与法教义学的关系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历经注释学到规范研究的方法迭代。着眼于规范研究超然于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受法理学和部门法学之影响,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被青睐和提倡。囿于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转型尚未最终完成,民事诉讼法教义学存在异化可能,即低估理论对实践的指引作用,盲从于立法和司法实践,消解来之不易的诉讼理论共识,蕴含退回职权主义诉讼体制之系统风险。停留在注释和实证分析的民事诉讼法教义学也终将枯竭其思想体系而退化为单纯的知识体系,最终由“深科学”退步为“浅科学”。充分肯定和贯彻当事人主义,实现法理在法律体系和审判实践中的泛在,这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和研究方法革新的有益经验,亦是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目标与路径。

“下交群评”:迈向人民主体性的基层治理——以北京市平谷区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日益成为主导基层治理的逻辑,在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不断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以北京市平谷区“下交群评”工作为例,探索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并重点关注如何引导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研究发现,“下交群评”通过治理主体的组织嵌入化、治理单元的熟人社会化、治理规则的崇公抑私化、治理机制的交互整体化形塑了新时代“三治融合”的实践机制,为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从接诉即办的倒逼式治理到主动性治理,再到自主性治理,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治理问题的发起者、治理过程的参与者、治理成效的获得者、治理情况的监督者。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基层正在从被动的市民诉求驱动迈向人民主体性的治理。

数据抓取竞争互诉案件滥诉风险防范机制构建

因数据抓取引发的竞争互诉案件大量进入司法程序,引发滥诉的司法风险。既有司法案件表明,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诉讼具有数量层失衡、主体层偏颇及结果层纠葛的特征,而现有滥诉机制鲜有基于风险防范视角,难以进行有效回应。目前竞争互诉司法理念较为陈旧,管辖制度规定略显滞后,大小平台诉讼博弈失衡,竞争诉讼负向激励配置匮乏。以贯彻新时代能动司法为原则,诉前应探索竞争诉讼集中管辖机制,诉中应进行数据抓取行为正当性的综合认定,并建立正负向相结合的激励制度体系,并树立现代化的司法理念。

基层选择性应付民众诉求的发生机理及其治理策略

基层是观察中国治理实践、理解中国行政体制的重要窗口。特别是在“人民至上”的新时代,基层是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基础环节。已有研究多关注基层工作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应付行为,鲜有其“问题解决者”角色的相关研究。依据政治系统理论,并结合研究事实的发展过程,可以从联系阶段的程序依赖、转换阶段的策略空转、输出阶段的避责建议三个方面,对基层工作者的选择性应付进行类型化分析。研究发现,复合交织的立体化系统环境、复杂性转向的情境化诉求与诉求转换处理的系统限制性三重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影响并导致了选择性应付行为的发生。要解决这一问题需优化基层工作的系统环境、探索建立解决民众诉求的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建立职业能力培养的长效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