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确认之诉中诉的利益研究

消极确认之诉在司法案例中大量出现,但因为我国现行立法未对其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大量的案件因缺乏实体法依据被法院拒之门外。虽然消极确认之诉的判决结果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当事人需要另行起诉来实现实体权利,但是在确认权力的归属、预防纠纷等方面,消极确认之诉依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从保障当事人诉权以及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来看,需要严格规定消极确认之诉的诉的利益,有选择地将各种纠纷纳入司法救济的范围。

论公益诉讼之诉的利益

公益问题的诉讼保护形式体现为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公益诉讼。但由于司法政策的原因,特别是由于公益诉讼与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的冲突,导致中国司法实践对公益诉讼采取回避态度。因而建议扩大公益诉讼的范围,根据诉的利益来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可以请求司法保护,在利益的判断标准上应当强调公共利益保护优于国家利益。

论诉的利益之定位——基于大陆法系诉的利益与英美法系救济法的比较视角

"诉的利益"的定位是指诉的利益究竟是实体法事项还是诉讼法事项,或者是实体法与程序法混合事项的问题。英美法系中的救济法与大陆法系中的诉的利益具有内在的关联,两者在目标、功能、定位上具有诸多的一致性。我国对诉的利益的合理定位是:诉的利益贯穿程序法与实体法两个领域,具有横跨程序法与实体法的中间性,是沟通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桥梁。

浅论诉的利益——从当事人适格层面的分析

诉的利益又称权利保护利益或权利保护必要,是指原告要求法院就其私权主张予以裁判时所必须具备之必要性,狭义的诉的利益即“原告就该请求有为判决的必要”应该成为当事人适格的基础。这种诉的利益在诉讼中既有消极功能又有积极功能。

诉的利益与行政公益诉讼

诉的利益是指运用诉讼程序为当事人提供权益救济的必要性,其消极功能在于限制原告滥诉、消除被告无端应诉和避免司法资源浪费,其积极功能表现为促进实体法上未得到明确肯认的权利和利益的形成。诉的利益所具有的这种积极功能与现代服务行政条件下行政法的价值追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进而也为行政公益诉讼的产生提供了依据。事实上,通过对起诉人是否具有诉的利益进行衡量和判断还可以有效防止行政公益诉讼中可能的滥诉。

司法审查视野中的诉的利益

司法审查之诉的利益是附着于起诉资格制度的一种救济必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诉的资格的实质性内容。从起源的角度来看,诉的利益原本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概念。将“诉的利益”导入司法审查制度中主要有下述两方面的原因1·为了有效地保护公共利益;2·为了保持司法机关职权行使的正统性。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司法审查中之“诉的利益”具有如下特点1·诉的利益的核心内容是“合法权益”;2·诉的利益的生成条件是原告的利益受到了被诉行政行为的侵犯;3·诉的利益的阻却性否定因素比较多。行政诉讼法关于“诉的利益”限定标准过于严格,不利于发挥行政诉讼的作用,对此必须进行改革。

行政诉讼的诉的利益--以日本撤销诉讼为素材

狭义的诉的利益,一般是指原告的诉求是否具有发动国家审判力量加以审判的必要性或价值的问题。这种必要性或价值若存在,原告的诉求就会接受法院的实体(本案)审理并由法院做出实体(本案)判决,反之就会遭到驳回。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9条既是有关原告适格也是有关狭义的诉的利益的规定,因而两者面临着同样的课题——如何解释“法律上的利益”。狭义的诉的利益问题,大多出现于行政处分后的情况变更等场合。行政处分性、原告适格、狭义的诉的利益,归根到底属于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其不过是为了解决能否进入实体判决的入口问题而已。鉴于作为主观诉讼的撤销诉讼同样发挥着监督和督促行政正确运营之功能,在诉讼政策上,对于那些与自己利益相关且真心诚意提起诉讼者尽可能予以承认和支持方为上策。

恶意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辨识

诉的利益是行使诉权发动诉讼的基础和前提。为制止恶意诉讼的发生,必须准确及时识别当事人对其所发动之诉是否存在诉的利益。明确诉的利益的含义和判断基准是有效辨别诉讼是否存在恶意的基础;而正视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则是判断恶意行政诉讼"诉的利益"的关键。明确诉的利益的识别方法、强化法官的证据调查权力、科学设置当事人的异议程序应是保障恶意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得以正确及时辨识之机制和措施。

恶意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辨识

诉的利益是行使诉权发动诉讼的基础和前提。为制止恶意诉讼的发生,必须准确及时识别当事人对其所发动之诉是否存在诉的利益。明确诉的利益的含义和判断基准是有效辨别诉讼是否存在恶意的基础;而正视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则是判断恶意行政诉讼"诉的利益"的关键。明确诉的利益的识别方法、强化法官的证据调查权力、科学设置当事人的异议程序应是保障恶意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得以正确及时辨识之机制和措施。

转型期民事纠纷的可诉范围研究--以诉的利益为视角

民事纠纷如果需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必须具备"可诉性"或"可司法性",即具备由诉讼来解决纠纷所需要的条件或特征。关于纠纷的可诉性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模糊、不确定的。本文分析了现行法律规定下,纠纷可诉性范围存在的问题,引申出"诉的利益"的概念。诉的利益是我国诉讼法上所没有的概念,通过对诉的利益的分析,纠纷的可诉性可以得到合理的界定。此外,还对诉的利益的制度保障提出了对策和思路,并建议完善诉讼外的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

知识产权视野下诉的利益研究

在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与当事人适格组成了诉讼要件的重要内容。诉讼要件是指诉的合法性要件,决定着诉讼是否可以进入实体性审理。在知识产权诉讼中探寻诉的利益,有利于在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明晰案件审理范围,使得权利人的利益能够及时得到救济,法院快速有效地解决纠纷,促进诉讼公正的实现。

从诉的利益理论反思我国民事审查起诉制度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案件的实质审查阻碍了公民诉权的行使。诉的利益是确定民事事实能否进入救济领域的评判标准,因而以其为思路规制民事审查起诉制度,是解决"起诉难"问题的重要路径。

中国行政诉讼明确“诉的利益”必要性分析——以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为视角

行政诉讼诉的利益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保护新兴权利需要的积极功能和规制诉权形式的消极功能的双重作用。司法机关在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也开始针对案件的诉的利益进行识别和判断,且将其认定为衡量案件能否进行实质审理的重要因素。但是实务界对于诉的利益的构成要素及判断依据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这直接导致了司法裁判中出现要素混用及乱用等问题。因此,亟需厘清行政诉讼诉的利益制度,以应对日后的司法适用。

论知识产权领域确认不侵权诉讼的诉的利益

确认不侵权诉讼是自新世纪以来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出现的一种新型诉讼。它改变了通常权利人是原告而涉嫌侵权人是被告的传统。由于现在我国还没有这方面的法律规范,实务界和理论界感到很困惑。本文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对确认不侵权诉讼的诉的利益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即是否应该承认其诉的利益,是否应该限制其诉的利益,如何限制等等。

行政公益诉论笔谈（上）——诉的利益理论与行政公益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行政公益诉讼何去何从，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近年来。围绕行政公益诉讼问题可谓是观点纷呈。热吹捧者有之，冷思考者有之，反对者也不乏。为了使得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最终确立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尚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这里发表的一组笔谈是黄学贤教授主持的司法部项目《行政公益诉讼研究》（06SFB5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由于是笔谈，课题组成员（黄学贤教授的两个研究生：陈峰、廖振权）观点不强求一致，其宗旨是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一孔之见。本刊将分上、下两部分对其予以摘登。

论我国公益诉讼中法官的角色——以诉的利益为视角

本文通过在公益诉讼中引入诉的利益学说,完善公益诉讼中法官的角色。公益诉讼案件法官通过判断原告是否具有诉的利益、衡量原告与被告代表的利益,最终对公益诉讼案件进行裁判,为法官更好的审理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理论支持。

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之审查原则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通过行使审判权解决行政争议,所涉及的主要是有关利益衡量问题,需要对行政诉讼诉的利益进行审查。对行政诉讼诉的利益进行审查,应当遵循合法审查原则、全面审查原则、正常人原则、宽严结合原则和利益均衡原则。

我国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之重构

本文从分析国内外私人诉的利益的发展变化以及对公益救济的不同主张出发,以实现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行政机关利益与公众利益、形式正义与行政效率之间的利益平衡为基础,对我国诉的利益重新进行了建构。本文认为理性的诉的利益应当以私人利益为主,兼而辐射至公共利益———它包括法律调整范围内的私人直接物质利益、间接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公共利益成为诉的利益则应以存在私人利益和损害为前提。

以诉的利益控制消极确认之诉

消极确认之诉具有提诉强制的机能,面临着对原告诉权之保障与被告防御权之保障的冲突。诉的利益是判断是否具有解决纠纷的必要性与实效性的概念,其有无是均衡原告、被告以及法院三方面利益的结果。诉的利益作为一种筛选机制,可以决定将哪些私人纠纷纳入司法救济体系,因此通过对诉的利益的调整,判断是否允许原告提起这种具有攻击性格的消极确认之诉,应当是可行的。当然,对于消极确认之诉,应当规定更严格的确认利益。

论诉的利益理论在公益诉讼制度中的运用——兼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21、24条

在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已经获得全部实现的情形下,人民法院没有必要对公益诉讼案件(继续)进行实体审理。但是,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情形下,检察机关丧失请求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的利益,并不当然意味着其同时丧失请求法院对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进行确认的利益。为了及时救济遭受损害或威胁的社会公共利益,引导被告尽早纠正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应当根据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的时间,设计不完全相同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