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庭审实质化研究——以诉讼公开为视角

庭审实质化目标的实现是一个艰难的系统工程,而以诉讼公开为切入点研究庭审实质化问题是一个全新的视角。诉讼公开的限度应坚持侦查活动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审查起诉阶段则应尽可能公开,但不应过度;在审判阶段应以公开是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诉讼公开视野中庭审实质化的制度建构应坚持有限原则和理性原则,围绕当事人一方以及社会两个层面,把握好尺度,并对相关制度加以完善。

诉讼公开与刑事代理权

本文认为审判公开与检务公开是诉讼公开的一种浅表阶段的表现形式。应从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和国家权力间的相互牵制的角度来理解诉讼公开。刑事代理权所具有的三项权能，即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诉讼参与权，对维护被害人的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可以促进诉讼公开的程度。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很不完善，应当进行及时修改。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学术梳理

兼具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双重特性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预防行政权力的腐败与异化、扩展权利保护的内容和方式、规范国家机关权力的范围与限度等方面的价值不容忽视。面对快速发展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信息公开与行政效率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构建包括科学处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合理界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确立公开原则为指导的审查规则体系、完善政府信息不存在案件的证据制度、健全责任与制裁机制等内容的保障制度,必将助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良性发展。

信息公开诉讼运作规则研究

信息公开之诉是信息公开权利人在请求公开有关行政信息的过程中,因不服公开义务人对特定信息的作为或不作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具有诉讼目标的给付性、诉讼基础的请求性、诉讼利益的双重性及争讼对象的事实性等基本特征。拥有信息公开请求权、穷尽行政救济、遵守特殊请求权时效规定共同构成了信息公开之诉特有的起诉条件。与传统的行政诉讼相比,信息公开之诉在举证责任分配、审查方式选择及判决种类区分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规则。面对信息公开之诉的涌现,以类型化为目标重塑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

建立我国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以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为视角

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引发的争议层出不穷,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也越来越多。虽然《行政诉讼法》刚修订实施才一年多,但新法所确立的判决类型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即将上升为法律之际,建议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的内容加以完善,真正建立健全我国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切实保障当事人权益,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发展。

美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律师费制度及启示

为了实现公众对《信息自由法》的执行、惩罚试图阻挠合法信息申请的行政机关、消除诉讼当事人面临的经济障碍,美国国会在1974年修改《信息自由法》时引入了律师费条款:即在《信息自由法》诉讼中,如果原告已经实质上胜诉,法院可以裁决政府承担合理的律师费和其它诉讼费。在《信息自由法》案件中,律师费的裁决是否适当,取决于一个两步走的调查:第一步,原告必须通过其实质上胜诉以证明其"有资格"获得律师费;第二步,原告必须证明其"有权利"获得律师费。

信息公开防御诉讼运作规则探析

《政府信息条例》的颁布,对于保护公民知情权固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缺乏大量实践的考验与论证,《条例》的实施前景充满荆棘。在一直倡导信息公开的同时,绝不能忽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在保护大多数人知情权的同时,对少数人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保护。信息公开防御诉讼就是信息原始持有人为维护自身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而向法院提起旨在阻止信息公开的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诉讼类型,其在起诉和审理方面都有着特殊的运作规则,因此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困境与完善

在当前中国的法制框架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无法与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顺利对接,政府信息公开诉讼面临诸多困境。适当借鉴外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制度经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管辖及审理方式等的制度设计,是切实保障公民知情权司法救济的必然选择。

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禁止判决——兼析《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

我国行政诉讼禁止判决作为预防性权利救济之重要方式,首先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之确立,是我国行政救济体系之重大理论革新。但从该判决本身及其相关配套制度建构层面而言,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禁止判决尚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明确禁止判决的适用条件、限定禁止判决的适用范围、拓展预防之诉的受案范围及增设临时禁止公开命令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日本以信息公开诉讼反腐败的经验及其法治意义

日本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行政诉讼案件,即交际费、食粮费信息公开诉讼,其历时久,影响大,不仅制止公款消费效果明显,而且推进了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等重要法律的制定,为实现日本行政法制由近代法治到现代法治的升级换代作出了特殊贡献,对发展我国的信息公开与反腐倡廉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环境信息公开公益诉讼现状考察

环境信息公开公益诉讼在我国法学界尚是一个崭新的话题,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及公民维权意识的增强,环境纠纷日益增多,自"环境信息公开公益诉讼第一案"被广泛公开报道以来,陆续出现了多起环境信息公开公益诉讼案件。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公益诉讼存在受案的立法阻隔、环境信息公开申请实体请求受阻隔等困境。在国家立法对环境公益诉讼缺乏明确规定之时,环境公益诉讼的开创性实践"贵阳模式"值得推广,新环保法对环保公益诉讼主体的有限放开,也将为艰难前行的环境公益诉讼提供新的动力。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研究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问题在理论和实务中的争议颇多,从争议的具体情况看,排除争议的第一步应当是明确当前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基准,为讨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提供分析框架。第二步是在运用权利推定技术得出知情权应当受保护的基础上,对照原告资格的分析框架,在就不同类型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提起的诉讼中,具体分析起诉人主张的个人权利是否存在及其是否与被诉行为存在关联性,进而得出相应结论。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现状管窥——基于对2013年28个案例的观察与思考

作者分析了2013年全国范围内为发生的28个信息公开诉讼案例,发现存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例数量与地域经济无必然联系,但是诉讼案例数量相差较大;信息公开申请的阻力较大,申请人较难如愿获取信息;申请人进入诉讼之后胜诉率较低,证明责任分配对其不利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申请范围,完善信息公开诉讼证明责任,提高信息公开立法技术以更好地保护公众的知情权,打造顺应时代的阳光政府。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现状管窥——基于对29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针对2013年发生的29个信息公开典型案例,从案例的发生地、公开申请事项、行政机关答复以及诉讼结果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政府信息公开案例数量与地域经济无必然联系,但各地数量相差较大;信息公开申请的阻力较大,申请人较难如愿获取信息;申请人进入诉讼之后胜诉率较低,证明责任分配对其不利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申请范围,完善信息公开证明责任,提高信息公开立法技术以更好地保护公众的知情权,顺应时代打造阳光政府。

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救济制度——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视角

2007年4月24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施行)结束了中央立法的空白,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条例第33条直接确定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救济途径。但在当前中国法制的框架下,该条例如何贯彻实施(尤其是如何与行政诉讼制度对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应尽快从理论与立法上建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合理设计及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初步确立了一定的雏形,然而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其仍然暴露出种种问题和缺陷。文章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法律渊源、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法律原则、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受案范围三个方面分别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合理设计提出完善路径,以期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顺利推进提供些许帮助。

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行政诉讼

在承认依申请公开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前提之下,主动公开信息的行为也理应迈进行政诉讼的门槛。但其在走出法院诉讼的大门之前,会遭遇现行诉讼制度难以解决的困境:滥诉的问题、司法权的界限问题、诉讼类型的问题等。对此,可以通过对现有诉讼制度的技术调整和修补改革来暂渡难关,但更为根本的还是通过信息公开制度的渐进发展来加以解决。

中国行政诉讼明确“诉的利益”必要性分析——以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为视角

行政诉讼诉的利益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保护新兴权利需要的积极功能和规制诉权形式的消极功能的双重作用。司法机关在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也开始针对案件的诉的利益进行识别和判断,且将其认定为衡量案件能否进行实质审理的重要因素。但是实务界对于诉的利益的构成要素及判断依据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这直接导致了司法裁判中出现要素混用及乱用等问题。因此,亟需厘清行政诉讼诉的利益制度,以应对日后的司法适用。

追本溯源:立案登记制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乱象分析及规制——以行政给付之诉为视角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所谓"滥诉"问题,因立案登记制的实施而进一步放大。解决问题的思路,既不能简单界定其为"滥诉",更不应归咎其于立案登记制,而应客观分析诉讼乱象,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本质出发,寻觅规制的正途。在追本溯源地逐层进行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本质的再认识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审理应当回归其本质——行政给付之诉,即主要以行政给付之诉的起诉要件和诉讼价值为理论引导,提出规制诉讼乱象的双向建议:一是预防,依据起诉要件设定立案排除情形,结合法定理由裁定驳回起诉,预防诉讼乱象的发生;二是阻断,围绕诉讼价值优化文书说理和裁判,针对知情权固定既判力,阻断诉讼乱象的继续。

反信息公开行政诉讼问题研究

反信息公开行政诉讼逐渐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出现,其在实践和理论中的问题也逐渐成为行政法专家研究的重点对象.通过探究反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内涵与原则,找出其理论问题所在——起诉依据、起诉时机与保护方式、原被告与第三人资格、举证责任分配、审查标准等以及司法实践中的滥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引入'预先禁止'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等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同时借鉴吸收美日等国反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先进经验,强调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建立健全适应我国司法现状的反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制度,展开对'政府信息'含义及对'利益衡量'标准的讨论与探索,希望对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建设'法治中国'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