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功能之实证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通过对《中国法律年鉴》1989年至2004年行政审判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行政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维护行政与救济权利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监督行政的功能。行政诉讼的实有功能、设计功能与应有功能出现偏差。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应正确认识行政诉讼的功能,合理定位立法目的,选择与行政诉讼性质和立法目的相匹配的制度,使行政诉讼发挥立法者所预设的功能。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与制度构想——以行政诉讼功能模式为分析框架

尽管新《行政诉讼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本次修改明显带有"权宜之计"的嫌疑,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也必然带来司法实践中如何明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困惑。因此,以主观公权利与客观法秩序为两条基本路径探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具有理论与现实基础。在主观公权利救济模式下,一个行政行为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取决于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司法审查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的实质上的关联程度。在客观法秩序模式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就是假定一切行政行为可以接受司法审查为原则,其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被诉的行政行为与起诉人是否有利害关系无关,对行政行为是否遵守所有与行政行为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完全的司法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当立法明确双层结构的受案范围标准,假定行政行为可以审查标准,立法排除司法审查的例外范围。

论我国犯罪构成诉讼功能的复归——兼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

两大法系犯罪构成具有推定功能,由于推定同时也是一个诉讼法概念,因而使犯罪构成具有诉讼功能,其不仅决定着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而且决定着证明标准的选择。我国犯罪构成源自前苏联,前苏联在改造大陆法系犯罪成立体系时,在内容上抛弃了违法性要件,并在结构上破坏了其层次性,导致该体系推定机能的丧失。为此,需要恢复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以实现对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指导,从而恢复犯罪构成体系的诉讼功能。

美日两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其借鉴

通过对美日两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历史演变分析,发现两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都最终走向了主观公权利救济与客观法秩序维护相统一的模式。只是两国的路径不同,美国从最初的主观公权利模式转向了混合模式,即主观公权利与客观法秩序维护的统一。而日本行政诉讼法深受美国行政法的影响,同时也兼有德国行政法的特点,总体上经历了从大陆法系模式向普通法系的变迁。美日两国这种殊途同归的历史演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行政诉讼发展的趋势,对我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的定位具有历史借鉴价值。

证据保管链条制度的诉讼功能分析

证据保管链条制度伴随实物证据重要性的提升而日益重要。证据保管链条制度体现了证明责任的要求,其要求从证据的收集到呈现于法庭之上的各个环节都有完善的保管和记录,在实物证据存有争议时相关人员应当出庭作证。如此,证据保管链条制度直接保障着实物证据的同一性,有利于规范侦查人员对证据的收集、保管和鉴定等行为,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也有利于事实认定者审查判断证据、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关于证据保管的规定实效较差,其功能的发挥受到较大的限制。

我国行政诉讼功能新探——以应然与实然的划分为起点

随着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被提上议事日程,行政诉讼功能的定位问题就成了亮点。从应然与实然的划分起点探究行政诉讼功能,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行政诉讼功能。应然的行政诉讼功能,以公民的利益诉求为基点,强调公民权利保护的唯一性,充分体现了对行政诉讼受益者的尊重。实然的行政诉讼功能,则是对中国法治发展状况的总结,包括提供社会公正与推动相关立法两方面。因此,对应然与实然进行差异分析,进而提出合理的解决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增进死刑复核程序诉讼功能的若干思考——兼评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修正

死刑复核程序因具有限制死刑、防止死刑滥用的功能而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缺陷抑制了其诉讼功能的发挥。构建以完善刑事诉讼为视角,由控辩双方及被害人启动,基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进行开庭审理,明确规定死刑复核程序诉讼期间等科学合理的死刑复核程序,增进死刑复核程序诉讼功能,加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实现程序正义。

谈强制措施的含义、诉讼功能及性质——中德侦查强制措施比较研究

正确界定强制措施的含义,并探求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性质所在,对人们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强制措施,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指导意义。文章通过对德国强制措施的比较研究,来分析强制措施的含义、功能和作用,从权利和功能两个角度探求其性质,希冀能挖掘其本质所在。

民事诉讼功能局限性之出路——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的构建

民事诉讼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最正式的纠纷解决方式,对和谐社会的建立有十分积极的的意义。但"诉讼全能主义"的说法是片面和主观的,对于正处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社会,亟需构建起一个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证券集团诉讼功能之检讨

美国集团诉讼已经介入到劳资纠纷、环境污染、产品责任等公共事务领域并产生重要作用。证券集团诉讼具有损失填补、威慑功能、教育功能、监督功能、政策形成功能等,这些功能是其作为法律制度存在的根本依据。我国应在仔细考量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价值及功能后,再结合本国的法律和文化,将集团诉讼制度移植到现有的法律体系中。

从行政诉讼功能定位看类型化发展——以主观诉讼、客观诉讼为分析视角

修改《行政诉讼法》之际,我们应当检视行政诉讼的功能定位问题。当前,我国以主观诉讼为中心的功能定位的局限性在实践中越来越明显,实践中又呈现出"主观诉讼、客观裁判"的现象。以"民告官"为形式仅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一元诉讼模式,不仅缺失了行政诉讼在维护公法秩序方面的制度价值,而且落后于行政诉讼类型化、标准化的发展趋势。在分析上述缺陷成因的基础上,主张区分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不同功能诉求,进而建立相应的行政诉讼类型制度。

浅析诉讼文化对诉讼功能的影响

诉讼文化始终对诉讼功能的实现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诉讼文化内涵的更新,诉讼功能不断地受到诉讼文化的影响,诉讼文化的不断充实为诉讼功能的实现起着极大的导向和牵引作用。如果没有与现代诉讼制度相适应的诉讼文化,就不能真正建构起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程序理念,进而影响了诉讼功能在现代社会中的实现。因此,深刻了解诉讼文化与诉讼功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建构起符合法制现代化进程要求的诉讼制度。

论我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及其理论价值

行政诉讼的功能模式是指设计行政诉讼制度以及行政诉讼活动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而呈现的总体风格。行政诉讼的功能模式关系到整个行政诉讼程序的设计以及具体制度的构建。依功能取向不同,世界范围内,行政诉讼的功能模式可分为主观公权利保护和客观法秩序维护模式两种理想类型,分别具有与其模式相适应的行政诉讼程序构造特点,但不存在绝对意义的理想模型,其价值在于为我们认识行政诉讼程序构造提供了分析工具。我国行政诉讼应定位为客观法秩序维护功能模式,同时兼顾主观公权利保护模式的特点,具有宪法学以及行政诉讼法学基础。客观法秩序维护功能模式为我国行政诉讼扩大受案范围、放松原告资格限制、增设公益诉讼类型、准确定位行政诉判关系提供了理论空间,也为人民法院审判职权的正确行使提供价值指导。

评“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诉讼功能——借助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后司法首例的分析

我国立法机构对"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诉讼功能缺乏足够且清醒的认识。借助于首例实践的具体分析认为在直接功能上,该制度有可能减少法官对鉴定意见的误判,但不能保证鉴定意见的正确判断;在间接功能上,可以揭露个案鉴定意见中的问题,但不能保障鉴定质量的普遍提高。而且,该制度能够轻易挑起专业领域内的分歧,诱发"重复鉴定",进而产生有损于司法效率的负面功能。

论刑事诉讼功能的契约化嬗变

从制度运行与结构的关系的角度,刑事诉讼活动在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公民权利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就是诉讼功能的体现。弘扬契约理念就是要强调通过契约主体的主动参与,防止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产生错位。至此,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已从一种国家对被追诉者的绝对关系,发展成为国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刑事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活动所体现的也就不再只是服从于政治需求的单一功能,纠纷解决、人权保障、权力制约以及政策昭示因此而得以呈现。

刑事诉讼的功能性结构及其法理学分析

所有刑事诉讼主体的诉讼功能之间的整体关系构成刑事诉讼的功能性结构,经过法理整合的审判、控诉和辩护三种基本诉讼功能之间的关系的整体构成刑事诉讼基本的功能性结构。以刑事诉讼的功能性结构概念为基础建构的“三分圆”理论模型优越于“三角”理论模型,既可藉以对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作定性分析,又可藉以对刑事诉讼的结构模式进行定量分析。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结构模式的区别在于刑事审判程序中证据调查的功能性结构的不同,二者的划分严格讲来只适用于刑事审判程序。刑事诉讼的两重结构不是两种结构。

德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其借鉴

德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的历史演变,以主观公权利救济为逻辑起点,走过了一段实现主观公权利救济与客观法秩序维护相统一的历程。德国行政诉讼的历史演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行政诉讼发展的趋势,不仅为我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的科学定位提供了方法论,也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即构建以主观公权利救济与客观法秩序维护为路径,以原告诉讼请求为起点的,实现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相统一的行政诉讼类型化体系。

刑事诉讼的功能性结构初论

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刑事法律关系规定了刑事诉讼的基本主体及其功能方向。审判、控诉和辩护是刑事诉讼中的三种基本诉讼功能,其他功能要素经过法理上的整合可以分别纳入其中。作为证据方法的证人和鉴定人以及翻译人员均不具有独立的诉讼功能,也不承担任何协助诉讼的功能。所有刑事诉讼主体的功能边界的集合构成刑事诉讼的功能性结构,经过法理整合的审判、控诉和辩护三种基本诉讼功能的边界的集合则构成刑事诉讼基本的功能性结构。

论ADR在中国乡土社会的功能与制度设想——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社会学和法理学分析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 ,将ADR机制置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 ,指出中国法制要摆脱在乡土社会的尴尬境地 ,提供在乡村中适时对路的法律产品 ,凸显诉讼功能 ,实现法官职能现代化 ,加强法治 ,就必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从而解答了对ADR的部分质疑。

《行政诉讼法》的权力制约功能及其演进与走向——基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考察

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制约,是实现法治的关键和重点之一,尤其在行政权力具有强势的历史传统、计划经济的先期背景和自利导向的内在冲动的本土语境之中。行政诉讼作为基本诉讼类型之一,不仅具有解决行政纠纷的一般功能,而且更加具有以行政案件审判的诉讼构造与诉讼方式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特殊功能。遗憾的是在近十年以来,行政诉讼的权力制约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体现。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在顶层设计的改革全局和法治方略上对行政诉讼的功能定位与制度重构进行了政治方向和价值选择的定锚标航,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修改《行政诉讼法》,使得其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功能从立案制度、受案范围、被告资格、管辖、审查深度、被告应诉、执行和检察监督等方面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同时,还需要切实防范以往以撤诉、和解等的方式使行政审判中该功能的弱化与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