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缺失与构建

当前,中国缺失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法律规定,从而使环境公益的司法救济囿于传统诉讼法狭义、严格的原告资格概念。中国应当借鉴国外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拓宽原告资格,抛弃“直接利害关系人”说,扩大对环境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扩展“实际损害”的范围,承认环境保护团体以及其他公益组织的原告资格,赋予当代人保护后代人合理的环境资源福利需求的起诉权;应当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采取有利于保障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措施,从而建构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法律制度。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生成模式剖析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是一个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公民权益与司法救济权关系的问题,历来为实务界和理论界密切关注。事实上,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认定是各国行政法所共同面临的难题。本文认为只有结合具体的事例来分解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构成要件,才能准确把握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生成模式。

环境管理机关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理论与实践之辨

环境公益诉讼是保护环境的利器,它对于改善环境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学界以及司法实践对于何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一直存在争议,随着新《民事诉讼法》的颁布施行,关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争论更是甚嚣尘上,其中,对环境行政管理机关原告资格的分歧尤甚。笔者认为,质疑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厘清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再加之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的单一功能定位,使得对环境管理机关作为适格原告有诸多误解。本文沿此思路,通过理论与实践的辨析,试图解决此问题。

论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

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以及《环境保护法》有关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较为模糊,致使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此类诉讼存在主体资格无法律依据、案源匮乏、无特定程序等问题。文章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应当通过法律条文确认检察机关的主体资格,并借此来稳定案源、规范管辖以及限制起诉条件。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探析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认定,是公民合法权益遭受公权力侵害时,能否启动司法救济程序的关键。深刻理解原告资格的内涵与本质,正确厘定其与相关概念的界限,进而结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原告资格的时代发展趋势,把握原告资格认定的核心要素,方能有效保障行政诉讼原告的合法权益。

与行政行为仅有间接利害关系的起诉人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当事人以行政机关土地登记行为损害了自己合同法上的利益为由起诉的，因其与登记行为只存在间接利害关系，不属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2条规定的“法律上利害关系”，故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简析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拓宽

行政诉讼原告是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宽窄直接关系到行政诉讼的救济范围。随着我国行政诉讼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应当适时拓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完善之探讨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指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根据法律规定,能够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我国对其的研究自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以来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学者们众说纷纭,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在比较法的基础上,寻找我国存在的相关问题,并提出拓宽原告资格范围的大胆构想。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探讨

要推动民事公益诉讼的建立和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效运行,必须突破原告资格这一制度＂瓶颈＂。检察机关可以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在相关的行政机关对保护公益不作为时,普通公民对民事公益诉讼也有原告资格。公益团体法人和公益律师事务所作为相关行业或领域的比较专业的组织,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从中外比较分析论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当今为了防止滥诉现象的发生和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各国都规定了利害关系人启动诉讼程序的限制条件,即规定了行政诉讼的资格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和外国的有关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和现状,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完善提出几点建议。

举报人作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探析

在社会主义法治的进程中,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日益提高,举报这一现象在生活实践中频繁出现,与“举报”相关的词语在司法文书中也屡见不鲜。本文首先从与举报有关的行政法的基本理论角度分析举报人的原告资格,此后通过对举报人作为原告诉讼资格所涉及的行政答复性质及利害关系判断两个方面的认定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现阶段其在理论与实务所面对的诉讼障碍、缺乏举报人的统一分类及实践困境三个问题,最终结合上述问题提出相应完善措施。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的判断结构

从过去近40年的行政法历史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标准经历了'直接利害关系标准''行政相对人标准''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和'利害关系标准'四个发展阶段。在'刘广明案'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判例中,没有发现有引入保护规范理论的判例,法院判断'利害关系'时,要么采用'直接联系论',要么采用'实际影响论',其判断标准都偏向于主观性,因而难免个案中法院判断方法上的任意性。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刘广明案'引入域外法上的'保护规范理论',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形塑了一个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结构,即:公法规范要件、法定权益要件和个别保护要件。这个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结构淡化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标准的主观性,同时增加了其可操作性。

浅析军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军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不仅是军事行政诉讼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理论与实践上需要重点把握的问题,对其予以确立和完善不仅对于军事行政诉讼的建立和发展,而且对于推进依法治军伟大方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借鉴国外军事行政的有益做法,我国军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确立应体现维护国家军事利益原则、维护军事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战时从严原则,分为平时原告资格与战时原告资格,并且在普通行政诉讼的基础上有所缩小,以适应军事社会关系的统一高效。

内地与香港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研究

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不仅关乎行政诉讼的范围，而且影响到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介入的程度。囚内地、香港两地在法律传统、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两地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方面也有不同。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就两地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方面作一比较研究，以期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方法的法理展开

围绕对"合法权益受行政行为侵犯"的认定,现实中形成了两大最基本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方法:效果侵害式判断方法与权利侵害式判断方法。效果侵害式判断方法以行政行为法律效果为判断标准,权利侵害式判断方法存在以"既得权+因果关系"为标准的法与权利分离型和以保护规范为标准的法与权利结合型两种子类型。经分析可知,对行政行为第三人原告资格判断来说,法与权利结合型权利侵害式判断方法确实是最佳选择,但保护规范理论的实质就是采用规范目的说的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理论,实体请求权概念在我国并不必要。对行政行为相对人原告资格判断来说,保护规范理论无法适用,因而效果侵害式判断方法与权利侵害式判断方法不得不并存,尚无法统一。

浅谈消费者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消费者公益诉讼已写入其中。但是,目前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较为狭窄,难以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通过介绍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外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认为我国要完善消费者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法律规定,既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又要借鉴域外经验,拓宽消费者协会范围,重视其他消费者组织,明确检察机关的诉讼权等,使创设的制度能够有效发挥其社会治理作用。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审查机制的正当化改造

原告资格要件是行政之诉的合法性要件之一,域外通行的做法是将其作为实体判决要件在立案登记之后审查。在主、客观两种行政诉讼程序模式下,原告资格的审查标准有所不同,客观诉讼程序特征更突出的我国行政诉讼却适用了主观诉讼原告的起诉资格标准。原告资格审查时段因立案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我国立案登记制下的行政起诉与受理程序中,法院在立案登记前仍须审查起诉人的原告资格。我国行政诉讼法将原告资格前置为起诉条件的制度安排欠缺程序正当性,必须作优化改革。在再次修法将原告资格审查时段后移不太现实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先行制定或修订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立案登记时采用"可能性"审查标准,并适用"参与型"原告资格审查程序。

劳动违法行为举发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探查——基于保护规范理论的分析

行政审判实践中,新近以保护规范理论作为判断投诉举报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重要标准,并有扩至一般性原告资格探求的趋向。劳动者、用人单位与行政机关处于三角关系,劳动者向行政机关投诉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做出行政处理。基于保护规范理论,相关劳动法律规范作为保护规范,或兼具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目的,或伴有倾斜劳动者利益的冲突解决方案,因而,作为投诉人的劳动者享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可就该行政处理提起行政诉讼。

从一起案件谈公司登记材料审查注意义务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某甲公司于2004年4月取得公司设立许可，法定代表人为某A，股东为某B和某C；至2007年4月，该公司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某D，股东变更为某E、某F。

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以诉的利益为模式

我国法学界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研究颇丰,但由于原告资格的界定及其构成要件的标准不一,加之现有法律规定的模糊性,造成人们认识上和司法操作上的混乱。根据诉之利益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逻辑契合情况,有必要引进诉之利益的模式来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从而使我国行政诉讼中对原告资格的认定能达到宽窄适当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