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的再思考

我国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司法、行政、民间调解的调解体系,然而并未构建起体系化的调解机制,尤其是对诉讼外的纠纷调解制度重视不够。诉讼外纠纷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由于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融合多种全新理念,消除纠纷效率高、成本低,在整个纠纷解决制度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试将从以下三方面对其加以阐述。

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关系新论

在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途径的全球背景下,关于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学说。我国学者提出的"防线说"以"司法最后救济原则"构建民事纠纷解决程序,它与国外学说相比强调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即诉讼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支持和监督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表明,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过度扩张,诉讼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被忽视。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坚持并发展"防线说"。

英法行政诉讼外救济手段比较与借鉴

诉讼外救济虽不是行政救济的主要途径 ,但它却是不可缺少的行政救济途径 ,是诉讼救济的必要补充和辅助 ,有着诉讼救济所不能或难以涉足的功能。因此对于诉讼外救济途径应给予更多的重视。文章通过英法两个代表性国家的行政诉讼外救济手段之比较 。

论诉讼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

诉讼外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使得诉讼外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成为了可能。为保障司法确认制度的正当性、合法性,必须正确处理诉讼外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与裁判请求权保障的关系。诉讼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本质上属于非讼程序,应当遵循职权探知主义、书面原则、不公开原则等基本原则。法院对诉讼外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应当使用司法确认决定书;诉讼外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以后,可以成为执行根据;诉讼外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出现瑕疵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司法确认决定,法院也可以依职权撤销司法确认决定。

诉讼外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构造及其路向——以原平县交警与华阴市法院“执法碰撞”为例的展开

现行法律规范并未为诉讼外化解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碰撞"提供直接的制度支撑。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宪法缺乏对处理诉讼外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的顶层设计,并且已有条款关涉的"伏势"制约机理,存在嵌入新场域的难度。经深入分析发现:当前权力的宪法构造具有历史局限性,与当下法治的现状并不契合,而且,当下我国已经具备构造诉讼外权力关系的基础与条件。因此,应当将诉讼外两者之间的关系纳入宪法关怀的视野,并应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宪法精神加以指引。基于此,进一步探究诉讼外行政权尊重司法权的限度,并提出通过架构诉讼外导向性机制,以确保诉讼外两种权能运转良态化。

论保险争议诉讼外解决模式与我国的选择——基于比较法的分析

在比较法的视野中,保险争议诉讼外解决模式有三种:以英国为代表的独立第三方解决模式,以日本、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依托行业协会的解决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法庭诉讼内嵌模式。每一种模式都与该国的政治和司法体制、诉讼文化、法律技术与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需要在对我国的司法制度、诉讼传统、保险行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独立第三方解纷模式严重依赖政府公权力,不利于机构精简和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离,法庭诉讼内嵌式模式的成本较高,不利于保险消费者维权。发挥保险行业协会在资金和专业人员储备方面的优势,建立以行业协会为依托,但又独立于行业协会的诉讼外解决模式应当作为我国未来的选择。

医患纠纷预防措施及诉讼外解决机制之探讨

医患纠纷的发生以及解决不但与纠纷的主体有紧密的联系,与政府及社会相关组织也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医方注重人文情感能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可减少医患纠纷;医方健全规章制度、实施规范化的管理亦可降低纠纷;医方要重视宣教,在纠纷中要争取积极主动,抱着诚信提前介入,可避免纠纷产生或使纠纷得到顺利解决。政府及社会相关组织应开辟诉讼外的解决机制和途径,减少诉讼,提高医患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医患纠纷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纠纷的预防和处置需要医方、政府及社会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

司法权对诉讼外调解的意义

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关键在于司法权的优化配置。司法权对于诉讼外调解的意义主要在于:调解标准的确立、调解组织的权威化和调解效力的强化。因此,我国的诉讼外调解制度,应当明确:改革我国诉讼外调解制度的突破口在于建立司法审核制,提升诉讼外调解协议的效力;通过设置附设于法院的诉讼外调解机构在组织上进一步融合诉讼外调解与司法权力的关系;而最重要的还应是完善诉讼机制,在更深层次上确立诉讼外调解的规范化背景。

美国ADR对我国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在"诉讼爆炸"的压力下,通过大力利用、发展ADR,拓宽了高效、公正解决纠纷的新途径,成功缓解了法院压力。当前,我国法院面临着民事案件日益增多的压力,借鉴美国ADR,构建本土化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有利于缓解法院日益增长的诉讼案件的压力,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日本电子商务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实证实验的启示

电子商务的发展，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纠纷。这些日益增多的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将很大程度损害人们对电子商务的信心，成为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如何迅速、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纠纷，增强人们对电子商务的信心，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诉讼可以解决纠纷，但成本高，难度大。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以下简称ADR）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比较好的方法。日本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本文介绍、分析了日本ADR机制实证实验做法和模式，以期对我国的电子商务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浅析基层民事纠纷的诉讼外调解

完善基层民事纠纷的诉讼调解有利于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维护当事人利益。实践中应避免片面追求结案率、片面注重调解、诉讼外调解不能与诉讼调解有机结合、调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拓展调解领域,构建司法调解网络,鼓励基层民事调解组织进行民事调解,注重成功经验的推广总结。

我国建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设想

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ADR)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有效手段,但在我国运用尚不充分。我们应该树立多元化的价值理念,构建充分运用ADR的制度体系。

论我国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之构建

调解是化解纠纷的重要方式，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我国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司法、行政、民间调解的调解体系，然而并未构建起体系化的调解机制，尤其是对诉讼外的纠纷调解制度重视不够。诉讼外纠纷调解制度由于其高效率、低成本、消除纠纷的独立性、彻底性等特点，在整个调解制度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

试论对被害人的诉讼外保护

对被害人除了应当予以强有力的诉讼保护外，诉讼外保护也十分重要。对被害人的诉讼外保 护主要是指：及时抚慰，治疗心理创伤；提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帮助其总结教训，摆脱 中毒状态；果断处置，排除潜在威胁。

论我国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之构建

调解是化解纠纷的重要方式,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我国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司法、行政、民间调解的调解体系,然而并未构建起体系化的调解机制,尤其是对诉讼外的纠纷调解制度重视不够。诉讼外纠纷调解制度由于其高效率、低成本、消除纠纷的独立性、彻底性等特点,在整个调解制度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试将从立法、行政、司法三方面入手分四个层次对其加以构建与规制。

论我国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之建构

调解是化解纠纷、维护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我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司法、行政、民间调解的调解体系,然而并未建立起体系化的纠纷调解机制,尤其是对诉讼外的纠纷调解机制重视不够。诉讼外纠纷调解制度由于其高效率、低成本,消除纠纷的独立性、彻底性等特点,在整个调解制度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

患者安全视阈下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的优化

以患者安全为目标的医疗纠纷解决新思维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从倡导引入医疗资讯和医疗行为透明化的公开揭露机制入手,在加强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制度保障的同时,主张鉴定程序先行并对外公布鉴定内容,通过确立无过失补偿制度来分担医疗风险,以建立保障患者了解伤害事实的权益与维护医疗专业自主性、有效化解医疗纠纷的诉讼外解决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诉讼外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对策分析

虽然诉讼外调解制度逐渐受到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政府重视,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文件,并不断探索建立内地与香港、澳门跨境调解机制、网上调解、异地调解等新方式新方法,但诉讼外调解制度仍无法处理大湾区不同法系的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政府主导和司法行政机关指导性强,不利于解决大湾区经济关联性的日益增强以及其政治文化、人员流动呈现扩大化趋势下所不断出现的纠纷难题。通过对澳门、珠海、中山、江门、佛山、肇庆六个城市的诉讼外调解制度现状进行考察,参考国际社会一些较为成熟的做法,大湾区可从引入港澳惯用的促进式调解、以法经济学视角来设计制度、制定商事调解示范法、以珠海横琴作为试点建设四方面来逐步建立健全大湾区诉讼外调解制度。

试论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诉讼外和解——兼评“万福生科”之赔偿

证券民事纠纷的专业性、复杂性以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导致了案件的妥善解决往往耗时甚长。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不仅使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而且企业及证券中介机构也会声誉减损。去年万福生科虚假陈述一案中,其保荐人平安证券通过设立投资者专项赔偿基金的方式将诉讼外和解的纠纷解决方式引入证券民事纠纷中值得赞赏。但诉讼外和解因其私权解决的特定导致其效力存在局限,为此需要详细分析诉讼外和解之于解决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案件的可行性、必要性以及局限,并试图对于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采取诉讼外和解的具体构建进行阐述。

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效能与完善

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其解决方式具有替代性、灵活性和自主性等特征,它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发展与法律滞后之间的矛盾,节约社会成本,促进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并为司法改革提供模式借鉴。在司法实践中,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立法予以明确:一是明确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民间属性;二是诉讼外纠纷解决体系,应涵盖新型的专业性调解组织,且人民调解方法不拘形式;三是应强调将当事人自觉履行调解协议作为法定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