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制度的诉讼性与非诉讼性分析

WTO争端解决制度的非诉讼性与诉讼性的表现在多方面 ,其程序中两种特性并存 ,仅个别程序具有非诉讼性而无诉讼性 ,不存在纯粹诉讼性而无非诉讼性的程序或组织。

“把握司法规律 推进司法改革”系列之司法规律的发展进路: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行政性走向诉讼性

从野蛮性司法向文明性司法转变司法文明是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在司法领域中的表现方式。它是司法活动发展进步的一种状态,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司法活动中所积累、创造的精神成果、物质成果和政治成果的总合。在内容上,司法文明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恪守'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追求'正义与效益'的司法制度,遵循'正当法律程序'的司法行为。在核心要求上,即体现'尊重人格、合乎人性、体现人道、体恤人情、保障人权。'

论民事诉讼回避决定程序的诉讼性

回避决定程序是诉讼回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民诉法有关回避决定程序的规定存在着诉讼性和行政性的矛盾与冲突 ,并由此导致实践中的诸多困惑。本文认为 ,应当回归回避决定程序的诉讼性 ,重新构建回避决定程序的框架 ,以体现诉讼程序的公正性。

事故调查处理结论的可诉讼性及有关问题探讨

事故调查处理结论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事故调查报告的审查、批复结案意见以及依据批复结案意见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因为它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当事人不服是否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是否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和审查，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通过对事故调查处理结论属性的分析，认为事故调查处理结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产生了实际影响，提出行政相对人对事故调查处理结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法院有权对事故调查处理结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纠纷的非诉讼性

【要点】 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安置问题，历来是审判务实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因为处理该问题国家政策比较多，法律适用较少，这与我国实行的两大土地制度：国家土地所有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有关，而这两种制度下的拆迁、安置法律衔接比较困难。特别是目前地方上采用的拆迁、安置每人享有40平方安置房问题，

论非诉讼性物证在侦查阶段的运用

所谓非诉讼性物证 ,即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发现的 ,对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刻画犯罪条件进而攻破全案能够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却不必或不能在案件移送起诉时移交并在案件审判时当庭出示作为定案依据的部分物质性证据。在侦查阶段 ,非诉讼性物证应当是全面、动态、系统、科学地分析案情 ,搜集证据 ,及时准确地侦破案件的重要辅助性工具。有时 ,它会在一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湿地保护领域中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传统的湿地保护模式具有“行政执法人员的机会主义”“多元规制机构的协调难题”“持续性的运行成本支出”等相对劣势。为实现对于湿地生态的全过程保护,督促湿地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职,有必要将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纳入湿地保护体系。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范围、提出时机和诉讼程序。

检察机关视角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认定

“重大风险”的认定是困扰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重要因素,也是司法实践争议的焦点。我国的检察机关具有公益诉讼代表人的角色,但受制于“重大风险”内涵不清、支持起诉职能存在缺陷等问题,当前检察机关缺席“重大风险”的认定,这有悖于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也不利于对“重大风险”的合理认定。为此,应借助“主客二分法”明晰“重大风险”的内涵与认定标准,确定检察机关在认定“重大风险”过程中的辅助支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制检察机关行使支持起诉的职能,推动检察机关助力“重大风险”的认定。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司法认定研究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是对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由事后救济到事前预防转变的回应,但在实践中因为重大风险的认定存在现实困难,致使其功能无法有效展开。因此可以在理论上借助预防原则、比例原则和法所不容许风险理论对重大风险进行检视,并从法律完善和路径优化的角度提出建议,一方面,促进环境实体法的完善,从损害结果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的可能性定义重大风险内涵,并在举证责任上采用因果关系推断的证明规制;另一方面,通过发挥人民法院认定主体作用、明确重大风险司法认定标准、完善重大风险司法认定保障,进行重大风险司法认定的路径优化。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之司法认定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承载着风险防控的价值理念,在环境保护的法治建设中被寄予重大期望。该类诉讼的启动以“重大风险”的认定为前提,但由于当前司法实践中“重大风险”的认定呈现出认定范式尚未统一以及司法者能动性不足的实践样态,无益于该制度的落地实效。“重大风险”的内涵不明、证明责任的规则阙如及传统司法观念与新制度间的非契合性已然成为该制度的病灶。因而,有必要通过厘清“重大风险”概念内涵、完善实然法上的证明责任制度、弥合传统司法观念与新制度之间罅隙,真正发挥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前端预防优势。

面向不确定性: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的规则反思与重构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贯彻了风险预防原则。分析典型案例发现,侵权要件式证明责任规则预设并不能够适配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发生逻辑有一系列不确定性,其事实认定模式是风险控制型而非传统回溯型。这导致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需要面对和处理特有的重大风险不确定性,具体包括重大风险的定义、重大风险的发生、重大风险的承担均具有不确定性。为了应对和消减不确定性,未来从概念、方法和规则方面入手,采取从严限缩解释重大风险的定义、培根式概率评估重大风险的发生、经验规则认定重大风险的承担等方式重构证明责任规则。

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立案条件研究

现代风险社会的到来给国家机关的社会治理和权力监督带来新的挑战与要求。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呈现出对公益事后救济的滞后性,已难以达到风险社会治理模式下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全面保护的目的。值检察公益诉讼法专门立法进程之际,进一步发挥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明确检察机关风险预防的法律监督定位,尊重行政机关公益维护和国家治理的主导作用,对预防性公益诉讼制度进行前瞻性展望,从而规范构造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条件实为必要。

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展开与规范构造

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以“损害结果填补修复”为主要手段的救济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现实需求面前力不从心,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条内容的阙如导致环境重大风险的预防标准和举证规则等司法实践脱节。本文遵循“原则—个案—专门化司法”的发展方向,基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救济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对比,将德国风险三分理论和美国中间性禁止令等审查标准展开比较分析与经验镜鉴,建议法律在完善和适用中应充分发挥重大风险的预防特质,明晰重大风险的内涵外延、矫正认定权属主体、科学审慎分配证明标准和内容,设置多元的预防性责任承担方式。

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困境与完善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环境利益保护的最新制度成果和重要举措。当前,尽管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一般框架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完成,但该制度的实施效果和质量却并未达到预期,还存在着诉讼主体资格范围狭窄、受案标准不清晰、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欠妥、责任承担方式僵化以及与环境执法制度衔接不畅的问题。因此,出于完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进一步实现制度功能的最终目的,应当实施放宽主体资格范围、明晰受案标准、明确举证责任分配路径、探索灵活有效的责任承担方式及执行措施、加强与环境执法制度衔接的具体完善方式,以促进制度实施效果。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境重大风险认定研究

生态环境产生重大风险认定,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得以展开的关键。环境重大风险具有导致生态环境遭受严重或无法恢复损害的盖然性,是一种达到危险程度的法所不容许风险。针对环境重大风险法律规定单一且抽象情状,可参照法所不容许风险客观归责方法,从事实审查和规范评价层面,就环境重大风险认定规则作出规定。从事实上,判断开发和利用生态环境行为是否使生态环境陷入危险状态,包括对原因行为、生态环境危险状态、双重因果关系和时间结点四项事实依据的审查;从规范上,评价生态环境危险事实整体是否构成环境重大风险,可用社会一般人常识、科学因果法则和经验法则标准对事实依据进行综合评价与认定。

预防性公益诉讼预防功能的展开--基于典型预防性公益诉讼裁判文书的分析

出于全面保障公共利益的需要,公益诉讼的功能不应止步于救济已经产生的损害,而应当演进为预防可能产生的“重大风险”。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几起典型案例揭示了预防性公益诉讼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困境以及制度化需求。预防性公益诉讼的制度化应关注“重大风险”认定、预防主体和预防目标三个核心问题,并且在界定和识别“重大风险”的基础上构建“重大风险”的证明责任规则;在明晰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人民检察院监督职能和行政机关监管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预防性公益诉讼中的预防功能、诉讼程序优化;明确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和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的预防目标。把握住三个核心问题的关键,也即“预防什么?谁来预防?预防至何种目标?”才足以充分发挥预防性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全方位构建预防性公益诉讼制度。

论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适用中的谦抑性

风险预防原则在当下环境法中的司法适用,游走在能动与谦抑之间,且呈现出过度能动倾向。“谦抑性”是对风险预防原则适用“分寸”之理论回应,其法理基础可从风险预防原则的规范基础、固有局限以及司法属性等层面予以诠释。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中适用的谦抑性可被解构为“补充性”“有限性”“温和性”和“内敛性”四要素,由此推理出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谦抑性适用的制度框架:在实体上,应促成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典上的体现,只有在对照生态环境风险标准的前提下存在科学不确定性时,方能动用风险预防原则,其适用遵循整体温和的类型化理路。在程序上,诉讼推进阶段下的司法适用应严守职权探知界限,配置阶段化举证责任和类型化的诉前程序;案件裁判阶段下的司法适用不得超出认定事实范围,同时应对援引的风险预防原则附加适用理由。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越位及矫正

风险社会促使环境司法从事后救济向事前预防转型。在“单轨制”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体系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成为司法权规制环境风险的唯一路径。我国立法现状造成了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承担监督矫正职能、与环境行政执法重复处理等功能越位的制度窘境。“单轨制”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体系进一步导致风险规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失衡。因此,为了矫正“功能越位”的制度困境以及平衡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需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路径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进行矫正。

探索与实践: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路径研究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突破了“无损害无救济”的一般侵权原理,将生态环境保护重点移至事中甚至事前,这对提升司法能动性,助力生态文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通过进一步阐析这一诉讼制度的法理价值,分析其现状及实践困境,试图从转变司法理念、完善法律规范、拓展案件线索、构建配套机制和提升专业化水平的路径上予以破解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以期实现生态环境的源头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