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改革及其启示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经历了重大的改革,其审判制度吸取了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的内容,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都着力加强人权保障,大幅缩减了检察机关的权力。台湾的这些改革总体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存在诉讼法律移植时片面、忽视实际,以及未对一些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缺陷的立法进行改革的不足。台湾的经验对大陆的刑事诉讼改革有几点启示与借鉴,即司法改革必须进行诉讼权力结构的调整,要肯定和支持司法机关对于刑事诉讼改革的积极作用,要积极稳妥地借鉴两大法系审判方式的长处,但要加强配套措施,同时在诉讼法律移植时应全面和审慎。

论刑事诉讼改革与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法官辅助人制度

刑事诉讼改革和新技术革命要求建立法官辅助人制度。法官辅助人是受审判人员委托,协助审判人员判断双方专家证言或者鉴定结论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法官辅助人的结论不是刑事诉讼证据,帮助审判人员对有争议的专家证言或者鉴定结论形成确定性结论。为了防范法官辅助人制度的异化,应对法官辅助人的资格和选任进行规制,并建立与法官辅助人制度相平衡的专家证人制度,防止法官辅助人制度的滥用。

西方的接近正义运动与中国民事诉讼改革——以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为中心

民事司法领域的接近正义运动对西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运动兴起于上世纪中后期,旨在让普通民众更加便利和高效地利用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大致包括了加强保障公民诉权、改革法律援助制度、扩张公益诉讼制度、发展ADR机制以及简化诉讼程序等方面的内容。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置身于世界潮流之中,必会受到接近正义运动的影响。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诸多方面体现了接近正义的基本理念。

民事诉讼改革中的法官程序裁量权

程序裁量权是司法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活跃的部分。在我国民事诉讼改革中,建立怎样的法官职权模式未有定论,而对待具有裁量性质的权力,还有待研究。程序裁量权是对个别正义人性关怀的体现,在法治社会中这种权力并不会消失,反而因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大量存在,特别对于我国在司法改革中长时间内要面对的"乡土化"困境时,无视或者惧怕法官程序裁量权的态度都是无益于解决问题的。我们所要做的是构建正当的程序裁量权体系,积极发挥程序裁量权的作用,并进行合理的限制和有效的监督。

论行政诉讼改革的缺陷——以行政管理规律为视角

我国行政管理的实践没有像西方那样经历"政府——市场"此消彼长的过程,其从诞生之初便有行政集权的深深烙印,在转型期也表现出了"为经济保驾护航""行政复议独立救济""行政裁量大量扩张"等特点。当下的行政诉讼改革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复议维持共同告""明显不当情形下的撤销判决"等方面违背了行政管理的规律,不利于行政管理实践,亟待进一步改革和调整,以促进行政诉讼与行政管理规律的良性互动。

新修刑事诉讼法对公共安全的考量--以西方国家刑事诉讼改革为参照

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诸多方面体现出强化打击犯罪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也顺应了西方各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新潮流。西方各国刑事诉讼法在犯罪控制方面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秘密侦查、被告人权利的限制、反恐以及证人保护等方面,我国新刑诉法同样也在这些方面有所修改或突破。但是,新刑诉法在有些内容上与国际进行了接轨,而在被告人权利限制、秘密侦查等诸多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从行政诉讼改革的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不仅要着眼于提高行政能力和扩大社会参与,而且应当充分发挥法治的治理功能。法治能够为行政治理与公众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其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平台,法治的功能有力地表明了习近平指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论断的正确性。以实现善治为基本目标,本文倡导将法治建设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模式,提升司法系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从理论上论证依法治国对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本文通过文献梳理,概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所取得的成就,以2014年以来的行政诉讼改革为研究对象,展示法治在国家治理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改革背景下司法实践中的侦查取证问题研究——评《证据法学(第七版)》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自《决定》发布以来,司法学界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实践探索便未停止过,其中“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改革背景下的侦查取证工作是一项研究热点。文章将结合《证据法学(第七版)》一书,明晰“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改革对侦查取证所提出的新要求,反思当前司法实践中侦查取证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增强基层公安机关侦查取证能力的对策。

论日本“精密司法”及其对中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启示

"精密司法"是日本学者松尾浩也教授首创的用于描述日本刑事诉讼特色的概念,其内涵是基于追求实质真实的目的,检察官与警察以彻底的侦查为核心,并以充足的证据为基础进行起诉,法院竭力调查案件细微的真相,最后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的结果。"精密司法"现象暴露出了日本过于纠问化的侦查、过于严格化的起诉以及过于依赖案卷笔录的审判等问题。中国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日本非常类似,但是在程度上则更为极端化。日本的"精密司法"现象提醒中国未来的刑事诉讼改革,吸收借鉴当事人制度的精髓可能并不适合中国,应当探索一条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进路。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改革背景下侦诉关系之检视与重构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然会影响到侦诉关系的相应调整。而构建新型侦诉关系也是应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当然要求。文章研究以侦查为中心的传统侦诉关系,发现存在侦查主导案件的走向、卷宗笔录中心主义倾向严重、非法证据排除困难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问题。提出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背景下,侦诉关系的重构之道在于检察机关既要与公安机关加强协作建立新型侦诉协作机制,又要建立检察介入侦查、公诉指导侦查制度,还应强化侦查监督与动态制约机制。

推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随着我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要求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呼声越来越高。我省检察机关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和现实需求,依托司法办案开展公益诉讼探索。2011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公益保护案件4295件,帮助挽回国有资产或公益损失30亿余元,有力地保障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也为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打下了基础。

英国民事诉讼改革之进程——兼评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的特点

1999年4月26日,这是一个英国法制史上不可忘记的重要日子。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Civil Procedure Rules)正式生效,是19世纪初以来英国不断渐进推动司法改革的成果、转折和突破,特别是自1994年以来英国将民事诉讼改革纳人法制建设议程、筹备制定统一的民事诉讼规则之硕果。新《民事诉讼规则》的实施,可谓英国民事诉讼发展与改革的里程碑,它标志着英国民事司法制度最基本的变革正式拉开了惟幕,是英国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全新起点。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改革背景下警察出庭作证研究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意味着国家从顶层设计层面来重新理顺侦查、起诉、审判之间的关系,其有内外两个基本面。外部基本面要求侦查、起诉、审判都要以审判为中心,内部基本面要求审判活动以庭审活动为中心致力于实现庭审实质化。庭审中警察能否出庭作证,既是检验外部基本面成果的关键一环,也是促进内部基本面即庭审实质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倒推警察执法规范化的路线选择。为此,应找准着力点,通过转变办案理念、完善配套制度、落实违规惩罚措施等多方面来推动我国警察出庭作证。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中检察机关的审前作用——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作用为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来的是契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之一，虽然贯穿于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及审后程序，但结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审前程序才是检察机关发挥主体作用的领域，这既是程序法上的要求，也是实体法处置上的体现。检察机关要在审前程序中的认罪认罚中发挥作用，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完善相关制度并开展相关工作：

美国《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下的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兼论我国企业舞弊的治理

1995年12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以下简称《改革法案》),该法案与传统证券法律在虚假信息的法律责任规定上有重大差异,因而在美国法律界和会计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本文从注册会计师舞弊的法律责任这一视角分析该法案获得通过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影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改革法案》的新规定及其影响作一简要评介.

言词原则与民事诉讼改革:基于域外法的观察

言词原则是英美法系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与英美法中的对抗主义、陪审团制度和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密切相关。英美法国家的民事诉讼改革及其案件管理制度扩大了法官的诉讼干预权,压缩了对抗主义诉讼文化的生长空间,对言词原则也造成了侵蚀。言词原则既有民主的一面,也有奢侈的一面。我国在引进和实施言词原则时,应考虑我国本土的诉讼模式和现状。

两大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改革中的趋同性

一般认为,现代西方国家刑事诉讼构造类型大致分为两种,即大陆法系国家职权主义模式和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模式。自上个世纪始,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改革在价值追求上出现了趋同性,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追求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注重控辩平衡和法官作用的适度发挥,被害人保护和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平衡,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被强调,既注重公正又关注效率,规范现代化技术手段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刑事诉讼中的趋同性表明了一般规律性,而差异性则体现了世界各国解决刑事案件具体方式与手段的多样性。我国刑事诉讼的未来改革,应该兼顾刑事诉讼中的趋同性和差异性。

聚焦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修正深化民事诉讼法制改革

民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法,是规范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于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先后经历2007年、2012年、2017年、2021年四次修正,在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历次修正均未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相关内容作出实质性调整。

近年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改革及其启示

<正>台湾地区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前身为1935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该法于1967年经全文修正,更名为'刑事诉讼法',台湾法制史学者称此法为唯一在台湾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典。自1997年,台湾'刑事诉讼法'每年皆修,甚至一年'修法'两次,其间经历了诸多重大的刑事诉讼改革。正如林钰雄先生所指出的,进入21世纪后,台湾'刑事诉讼法'同时面临两段阵痛,处境极其错综复杂,既犹豫于'启蒙'与'三不'的抉择,~①又徘徊于'有效性'与'法治国'的路口。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检察机关的影响及应对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意味着强化司法权、约束侦查权的改革方向,但它有别于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必然会对检察机关提出更高办案质量要求,也会给检察改革带来影响。应对这场改革,检察机关就必须提高公诉能力,转变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扭转法律监督职能弱化的局面,协调好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冲突,进一步推进检察机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