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履行请求权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时点

与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程序法理解和实体法理解相应,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客观时点的确定方法有权利被侵害与请求权可行使之别,但在各自的理论脉络下两种确定方法的实质均为权利可行使。权利被侵害的确定方法无法适用于合同履行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九条、第六百九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分句采纳了请求权可行使的确定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分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相悖,属于司法解释的败笔。具有行为请求权性质的履行请求权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但代偿请求权具有不当得利的性质,应适用不当得利债权的起算规则。继续履行请求权属于履行请求权的延续,不存在独立的诉讼时效期间。作为次请求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受履行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制,存在自己独立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点。我国民事立法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点的规定呈现出二元结构,体系化不足。

协调与融合: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时效问题研究

诉讼时效是法律对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期限,诉讼时效届满未提起诉讼,当事人便会承担不利的法律效果。对于诉讼时效制度规范是否涵摄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规定,文章通过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性质进行探究,对检察机关进行定位,并结合诉讼时效相关理论、价值选择等,与传统一般民事诉讼的普通诉讼时效及特别诉讼时效相类比,对诉讼时效在我国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中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诉讼时效作出规定进行探究,以求推动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论诉讼时效协议的效力——从对“三目的说”的重构出发

论述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三目的说”侧重公益性,并由此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具有强制性的特征。新近批判则揭示出该制度中公益价值的衰微与私益价值的兴起,诉讼时效协议是否无效值得商榷。但现有研究集中于对公益价值进行整体剥离,这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观点。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应是多元化的,应将讨论重心转向公益价值与强制性的关系上来。具体规则设计上,应对时效期间进行有限放宽,保持中止中断事由的法定性。

论主债权已过诉讼时效对抵押权的影响——《民法典》第419条之解释

抵押权本质是担保物权,其目的是保障债权实现,本身具有从属性。《民法典》第419条规定的“主债权诉讼时效”是抵押权从属性之体现,不应当解释为一种独立期间。当主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抵押权并不会直接消灭,而是产生抗辩权,抵押人可以自行选择是否主张抗辩。抵押人行使抗辩权后,抵押权因主债权效力降低而消灭。当抵押权消灭后,抵押物所有人和抵押人享有涂销权,可以主张涂销登记,但是其他抵押权人因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并不享有涂销权。

禁止诉讼时效协议之检讨及规则构建——兼论诉讼时效领域中意思自治的边界

自21世纪初以来域外法对时效协议有逐渐放宽的趋势,法、德等国修法活动在反思公益性理由的基础上,允许当事人订立双向时效协议。我国诉讼时效的立法理念及规则设计等深受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影响,故现行法框架下公益性亦不构成禁止时效协议的理由,时效协议亦不违反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且具有独立规范意义。我国司法实务上的时效协议类型各异,既反映了交易实践中当事人对时效利益安排的多元化需求,也表明某些时效协议与现有规则可具兼容性。我国应原则上允许当事人约定时效期间,并设置上限和下限的限制;对人身权保护、消费者保护等领域应限制或禁止适用时效协议;对排除诉讼时效适用和中止、中断事由的约定,应认定无效。

论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起算

《民法典》第694条对保证债务诉讼时效起算的规定,应当在《民法典》第188条第2款之一般起算标准的框架内予以解释,而不能完全排除一般起算标准的适用。对第694条规定的一般保证债务和连带责任保证债务诉讼时效起算标准,均应作目的性缩限解释,而不宜仅依据文义解释。保证债务履行期限是否届满对一般起算标准的认定(行使权利的法律障碍消除)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并行说,保证期间和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分别计算,原则上不发生关联。

主债权罹于诉讼时效后的抵押权效力探究

对于主债权罹于诉讼时效后的抵押权效力问题,《民法典》第419条继续沿用原《物权法》规定“,不予保护”之表述语焉不详,导致司法实践不统一。文章结合类案梳理与个案分析,以“抵押权行使期间性质之界定——主债权罹于诉讼时效后抵押权效力之认定”为主线,论证抵押权行使期间当属于其权利存续期间,并将《民法典》第419条“不予保护”解释为抵押权归于消灭,抵押人得以涂销登记,以使物之权利恢复至圆满状态。

诉讼时效抗辩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探究——以罗森贝克规范说为分析路径

对诉讼时效抗辩如何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证明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诉讼时效的证明责任应该分配给权利人(原告),另一种观点认为,诉讼时效的证明责任应该分配给义务人(被告)。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诉讼时效抗辩是依据抗辩权产生的一种典型的权利抗辩,应当由提出抗辩事实的当事人,对该事实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有关抗辩事实主要包括诉讼时效期间的届满,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或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经继续计算或重新计算后届满;如果上述事实由权利人主张,则由权利人承担证明责任,如果由义务人主张,则由义务人承担证明责任。

医疗损害责任案件中诉讼时效问题刍议

诉讼时效制度也称“消灭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即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权利的制度。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在医疗损害责任案件实务中,涉及诉讼时效的纠纷时有发生,笔者通过案例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剖析。

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

关于保证期间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关系间的争论,从保证制度建立开始便长期存在。本文重点从保证期间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保证期间和主债务诉讼时效、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和主债务诉讼时效来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差异。

反思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质疑“三目的说”

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是指诉讼时效这一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目的,它反映了该制度的价值取向,在客观上表现为该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民法学界,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这一问题,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我国民法学界对此问题的通说为“三目的说”。笔者认为,“三目的说”的合理性能否成立,是令人怀疑的。本文立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历史发展轨迹及与其他制度的关系,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重新进行了思考。

论诉讼时效的客体

诉讼时效的客体应仅限于债的请求权而不包括物上请求权。《民法通则》第１３５条对诉讼时效的客体范围未予明确，不利于对某些权利的保护。

对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起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规定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民法通则》将起诉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之一,于中断效力结束时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这就意味着对于经过诉讼由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民事权利的保护仍可以适用诉讼时效。但依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因起诉进入诉讼程序后应适用诉讼法上的期限制度,从而使《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的适用失去了可能。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采大陆法系各国民法的做法,取消民事诉讼法对申请强制执行期限的规定,统一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二是采取我国目前的做法,民法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当事人起诉前阶段,当事人起诉后则适用诉讼法上的期限制度,同时将起诉作为诉讼时效的终结事由而不是中断事由。两种方案各有优点和不足,我国未来民法典对此应做出科学的选择。

论我国诉讼时效效力的私人自治转向——实体与程序双重视角的观察

我国《民法通则》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诉讼时效法律效力的规定实质上是一种"干预"模式,这种模式既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来目标,也不符合通过私人行为实现法律控制的国家策略,从干预模式到"自治"模式的转换势在必行。同时,那种试图通过法官释明来纠正自治模式可能带来的局限的方式并不是真正有效和适当的方式。

论诉讼时效客体

大陆法系将诉讼时效的客体规定为请求权， 而英美法系将之规定为诉权。我国民法乃继受大陆法系传统， 因此， 其诉讼时效客体应是请求权。

诉讼时效强制性的反思

诉讼时效是否因涉及公益而具有强制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历史溯源表明,诉讼时效在罗马法上的产生,只是为应对裁判官的执政期限及其职责而产生的权宜工具,此后的存在发展则遭受诸多质疑与争论。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基础并不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减轻法院审判负担或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等所谓公益目的,而仅在于使已履行义务的义务人或非义务人免于长期备证以抗御干扰此一私益。所以,应适当肯认诉讼时效的任意性,给予当事人合意约定的空间。

论无效合同与诉讼时效的适用

由于现行立法没有对无效合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予以明确规定,造成理论和实务中常常认识不一。应从遵循立法的价值选择,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及保护交易安全等角度出发,对无效合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作出肯定回答,并对由此引起的相关问题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

破产程序与诉讼时效问题研究

诉讼时效制度在破产程序中的适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债权人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或主张债务抵销,具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但除特殊情况外,在破产程序终结时诉讼时效也随之终结,不再恢复计算。债务人对外享有债权的诉讼时效,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中断,此种时效中断是因为权利行使主体的更替而不是权利主张的提出,所以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新的权利行使主体即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恢复计算。

诉讼时效的理论基础:有待破解的法律之谜——诉讼时效基本理论的反思与我国诉讼时效立法的重新选择(一)

我国近现代继受民法诉讼时效制度时,没有发生如同西方激烈的伦理争议,理所当然地以“效率”和“有利查清案件事实”作为诉讼时效理论基础全盘加以接受。民法学界对于诉讼时效理论基础的解释,混淆了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的差别,抹杀了实体立法与程序立法的目的,颠倒了权利与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无论在功利分析还是逻辑实证方面都不成立。必须跳出既有的理论领域,寻找诉讼时效的理论基础之谜。

诉讼时效根据的逻辑体系

我国理论界将诉讼时效根据总体上归于督促权利人、维护秩序、保护义务人三个平行方面,这种列举式描述虽然全面,但存在两个困境,一是无法说明各根据间的逻辑关系,二是无法统一解释诉讼时效的基本规则及其实践。因此,对诉讼时效根据作“中心—外围”式的逻辑重构势在必行。以保护义务人为中心构建诉讼时效根据体系,既可有效解释义务人得利的直接后果和抗辩权发生的理论学说,又可解释禁止法官依职权援用时效、时效中止和中断、诚信原则排除时效适用等基本规则,这些都是以督促权利人或维护秩序为中心无法予以直接解释或圆满解释的。在诉讼时效根据的层次化新体系中,保护义务人是中心或原点,督促权利人和维护秩序是外围或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