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20世纪 80至 90年代 ,随着法制发展和诉讼高潮的到来 ,中国的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开始走向衰落。然而 ,实践表明 ,仅依靠正式的司法程序难以满足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 ,而一种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更符合社会和法治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2 0世纪 90年代后期开始 ,人民调解的改造和转型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 ,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正在进行重构。 2 0 0 2年 9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和司法部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 ,表明人民调解已经进入了一种现代化的转型 ,开始融入到世界性的ADR潮流之中 ,并在中国当前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中扮演新的角色。本文对近年来人民调解及其他非诉讼机制的一些变化进行了分析 。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再分析与发展路径探讨——兼论社区调解制度的完善

以调解为代表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应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完善社区调解制度。社区调解制是社区调解员采取说理的方式,运用情、理、法化解居民之间纠纷的制度,是促进人际关系和谐与社会秩序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上海市社区调解在全国占领先地位,但是上海市社区调解制度尚有待完善。

从习惯法的视角看民族地区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现代司法诉讼制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民族地区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很有必要。以习惯法运行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地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对民族地区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有益利用和有效整合,实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补,对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有积极意义。

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嵌入国家社会治理之基本途径——以青藏地区现实运作为切入点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为本土化资源,是相应地区社会治理手段之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如果没有一种合理的互嵌式制度构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将被正式制度挤压、替代,使社会治理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在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方式上,绝不能忽视极易被边缘化的知识传统,需通过多元解纷机制之构建以及权利救助组织力量之培育等途径和手段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适当嵌入国家社会治理。

农村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根据当前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农村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方案:乡村社会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既要注重完善已有的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要尝试创建一些新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同时还要确保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间能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美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在构建与完善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时,应借鉴美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先进经验,转变"诉讼万能"的观念,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立法,建立各种专门性纠纷解决机构,加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监督与支持,注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教育培训。

“法治湖北”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法治湖北”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一致的目标、共同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理念,在“法治湖北”中构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既是法治社会的需要,也是符合湖北省情的。构建湖北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完善行政ADR、民间ADR,进行司法性ADR的改革尝试;同时以人为本、根据我省实际创建特种ADR形式。

论农村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步伐的加快,乡村社会纠纷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传统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难以适应新型农村纠纷的需求,这迫切需要我们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乡村社会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既要注重完善已有的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要尝试创建一些新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同时还要确保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间能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嵌入国家社会治理问题探析——以青藏高原民间纠纷解决为例

在社会治理及纠纷解决的制度取舍中,由于正式制度的正式性、程序性以及非地方性,可能在实践中遭受冷遇,而非正式制度也有可能基于非正式性、非程序性等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也存在某种天然的诟病。作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等非正式制度有序嵌入国家社会治理直接关乎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因此,梳理和总结特殊地区非正式制度中蕴含的治理经验,将有助于影响和提升该地区社会治理的成效。

强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基于人民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人们诉讼意识的觉醒,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日益被淡化,其中表现较为明显的就是素有"司法工作的第一道防线"之称的人民调解制度。笔者试图通过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研究其存在问题及形成原因,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和建议,努力为强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试析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不可少,特别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引入,尤为重要。然而,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如国家在非诉讼纠纷解决制度的立法方面相对落后,调解人员的培训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制度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美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价值

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的发展与特征、理念与价值、功能与作用的分析,阐明非纠纷解决机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优势与不可忽视的局限性,扬长避短,推陈出新,以期能够更好地把ADR纳入中国当下法制轨道。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强制性规范的注入及其风险消解——以“大调解”格局下的人民调解为例

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注入强制性规范以提振该机制的适用率与纠纷解决成功率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在"大调解"格局下,以人民调解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已经富含诸多隐性的强制性规范。与其放任这些规范隐形发生作用,还不如明文认可它,并通过谨慎的理念与相应的程序保障机制来消解其带来的风险。

中英两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比较研究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种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弥补以往司法诉讼的缺陷。由于英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展迄今较为成熟完善而为各国所借鉴。为此,在中英比较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了对我国有益的几点启示,以期能够有助于今后我国机制之完善。

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基于无讼的基本价值追求,清代州县官在司法实践中创造了批饬调处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使国法所规定的审判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呈现出调处化的特点,最终形成了清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州县官批饬调处与调处化的州县官审判双重纠纷解决机制并立的格局。清代民事诉讼双重纠纷解决机制的确立对当时社会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其自身的局限性注定其终被近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所取代。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青少年案件中的介入

在解决涉及青少年案件时,由于主体的特殊性,传统的诉讼模式日益显露出一些弊端,而在现代社会中正在兴起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正好弥补了诉讼制度的缺陷,它在青少年案件中的介入对于青少年的保护以及实现诉讼的多重的社会功能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待完善

一、当前纠纷解决对诉讼纠纷解决的过度依赖及弊端 现实中，与纠纷解决方式有关的一个现象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一元钱官司”频繁出现。由此，我们发现纠纷解决不合常理地、大量地纳入司法调控的范围，表现出“司法万能”的倾向。从完全否定司法的价值到对司法寄予很高的角色期待，是社会文明的进步，但过于理想化、不切合实际的“期待”实为中国司法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不能承受之重。传统的“法治”观念认为，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欧美发展经验及其优势分析

人类的冲突和纠纷从来就没停息过,诉讼不是唯一的纠纷解决方式,人们认为采用ADR比诉至法院更具有灵活性,更能契合当事人的需要,与诉至法院相比,ADR更便宜更便捷。美国是现代ADR的发源地,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对ADR的关注比美国稍晚一点,美国和欧盟的ADR各具特色。欧盟注重内部跨国家的ADR合作的建设,美国则通过一系列的法案来鼓励使用ADR。非诉讼机制具有长远和即时两方面的效果。

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医患和谐探析

近些年来,我国出现的医患纠纷事件越来越多,其不仅给医院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医患纠纷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解决医患纠纷的必要性日益突出,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本文针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特征,分析在医患纠纷解决中其建立健全的必要性,提出了具体的建立健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