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解决方式和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共处之道

本文试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两大分类即诉讼解决方式和非诉讼解决方式来考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探讨诉讼解决方式和非诉讼解决方式之间有机关系的构建。

医疗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方式——医疗纠纷ADR

由于在纠纷解决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简便、经济、快捷、专业性及保密性强等优点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又可译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 )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大趋势。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与完善。根据我国所面临的现实情况 ,将ADR引入医疗纠纷领域是一条快速、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 ,医疗纠纷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主要包括仲栽、调解与和解。这3种纠纷解决方式各具特点 ,适用于不同情况下医疗纠纷的解决。

医疗纠纷非诉讼程序解决方式的公正性研究

如何公正地利用非诉讼程序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是难点问题,其公正性的实现也影响该方式能否最终成为医疗纠纷解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对影响该方式的因素进行分析,思考现有的ADR相关方式,希望能对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有所启示。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建构缘由探析

当下法治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纠纷解决方面则表现为强调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运用。本文以构建和谐司法为视角,从理论上探讨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农村社会语境下的存在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建构的理论探析——以构建和谐司法为视角

当下,法治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凸现,在纠纷解决方面则表现为强调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运用。文章以构建和谐司法为视角,从理论上探讨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农村社会的语境下的存在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

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DR)的多元社会规范基础与本土背景分析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当中的一种,在我国不断发展和完善是合理的。首先,法律多元,正式法律之外存在着多种社会规范。法律现象是多元的,并非只有国法才是法律,民间法在我国长期存在,为ADR在我国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规范基础和生存土壤。"情、礼、法"的传统社会规范结构也将影响人们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其次,本土的各种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因素作为法文化传统,同时成为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本土资源,也即是只能继承的背景。

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医患和谐

第十七届世界医学法学大会于2008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其主题是“卫生法制建设与和谐社会”．这无疑为我国医事法学的研究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医患和谐是我国实现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内容之一．然而．我国医疗领域正处在一个医患矛盾尖锐、冲突激烈的特殊时期．其集中体现为医疗纠纷频发、多发．在医疗纠纷产生和解决过程中医患双方信任缺失、对抗强烈（如暴力事件频繁发生）等，由此导致了医患关系进一步恶化．其结果严重影响了我国实现医患和谐的进程。

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路径缺失、体系失调和机制分裂等缺陷,学界对引入"合意型"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有着各种质疑。然而,现代行政纠纷的多样化,决定了只有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满足社会主体对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性需求。为此,应当在完善现有行政纠纷解决途径的基础上,引入和解与调解等合意型纠纷解决方式,并充分重视行政纠纷在行政程序阶段中的预防和解决,由此构建一个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应该从微观上完善各个具体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对行政诉讼和解与调解制度的立法设计。

转型中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方式的重构

处于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其社会特征既不同于传统的"乡土社会",又不同于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市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特征之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仍然存在着深邃的社会基础和重要的功能作用。司法机关在介入农村纠纷时,必须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给予必要的尊重。但是,农村发生的变化已初步奠定了法治实践的社会基础,正式司法制度可以越来越多地依赖一种合法化的设计,为调整变革中和变革后的农村现代关系提供坚强有力的法律调节。

建立并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医疗纠纷解决路径严重"堵塞"是我国目前医疗纠纷骤增、医患冲突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造成"堵塞"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法律所限定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单一化。由于ADR(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当事人自主性、实体上的准法律化与程序上的简易性、灵活性、快捷性等诸多优点而被世界各国在解决民事纠纷中所普遍采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医疗纠纷频发、医患冲突日趋激烈的今天,立足我国实际,建立和完善ADR机制无疑是实现医患和谐的的最佳选择。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在医疗纠纷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利益和冲突的多元化及社会主体关系的多元化,要求医疗纠纷解决方式进行相适应的重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建立将为医疗纠纷的解决起到补充和缓冲作用,文章对ADR的概念、分类、历史及其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进行了研讨。

浅谈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构建问题

医疗纠纷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通过非诉讼渠道解决医疗纠纷是医疗纠纷解决的主要形式。本文通过对国内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现状的描述，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新的认识，并就其具体的构建提出建议。

最高法出台意见提供更多纠纷解决方式

据光明日报8月5日报道，并非所有的官司都要进法院。为了给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这份《若干意见》完善了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副主任孙军工表示：“这有利于缓解有限的司法资源与日益增长的解决纠纷的需求之间的矛盾；通过鼓励发展各具特点的纠纷解决方式，有利于使不同特点的矛盾纠纷得到妥善解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引入人民调解机制解决医患纠纷初探

人民调解是一种快速、合理、正确解决各类纠纷的有效方式。“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委”)利用人民调解工作网络和法院认可的人民调解确认制度,建立化解医患纠纷的长效机制。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DR)因其在纠纷解决方面表现出来的特殊价值与优点,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台湾等地成为解决医疗纠纷的有效途径。“医调委”属群众性组织,是独立于患方、医方、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法律效力。“医调委”与街镇人民调解工作室联动,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专业性、保密性、经济性等诸多优点,将成为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

第三方调解解决医患纠纷的实践与思考

通过非诉讼替代式解决方式化解医疗纠纷,使医患纠纷在第一时间内转移至院外,既维护了医疗机构的正常医疗秩序,公平、公正、方便、快捷的依法维护了医患双方的利益,又节约解决纠纷的成本,提高了效率,是解决医患矛盾的有效途径。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人民调解工作走深走实

铜仁市司法局认真总结人民调解工作好经验做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提高调解工作质量水平,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做好人民调解工作,能够有效缓解社会矛盾,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促进社会安定团结。铜仁市司法局认真总结人民调解工作好经验做法.

日本的民商事调解制度及实践

提到解决法律纠纷,人们可能会想到通过法院诉讼解决。然而,法庭诉讼程序复杂,而且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产生了包括调解在内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此,笔者在中日韩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成立之际,以日本法执业律师的身份介绍日本的民商事调解制度以及实践。

法的宏观整合与非诉讼机制的微观调节

从三个角度探寻现代社会变迁而导致法律的社会功能的变化。这种变化即是法的整合功能的宏观化方向的深化必然引起法对社会局部微观系统的失调 ,而非诉机制即是社会有机体自发的应付这种失调的自身免疫方式。

和谐社会与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为了有效化解大量的民事纠纷,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当前不仅应重视诉讼的作用,更应该重视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当务之急是要纠正片面法治观,树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理念;适应现实国情,建立多渠道的纠纷解决体系;采取各种措施,提高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性,从而建立起便捷、高效、公正的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商事纠纷解决体系构建视域下法院邀请调解再完善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建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相互衔接,尤其是诉讼与非诉讼机制对接的体系化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必然趋势。建构体系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本质是建构新型大调解机制,法院邀请调解作为法院主导型大调解的具体运用,是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体系化建构的最佳路径。针对法院邀请调解在运行中存在的规则缺位、运行异化以及保障不足等障碍,采取以下对策加以完善:一是应当坚持法治化引领,形成法律"阴影"下的调解;二是健全法院邀请调解的规则设计;三是强化法院邀请调解的规范化运行;四是提升法院邀请调解的智慧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