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认识论探究——以刑事诉讼为对象的分析

诉讼活动是建立在主体性认识基础之上的主体间的交往活动。由于认识对象、认识过程、证据规则和诉讼程序、认识方法等方面的限制,使得对于案件事实的主体性认识存在永恒的局限。在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中,个别主体将自己的经验或感知转换成对客体对象的语言性解释,在不同主体间流转,并求得其他主体的理解和共识,形成具有主体间性的认识。主体间性认识在诉讼中的引入消解了主体性认识的局限,对诉讼认识规律的探究应从主体性认识向主体间性认识转变。

侦查认识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兼论侦查认识与其他诉讼认识的区别和联系

侦查认识论是侦查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诉讼法学也研究如何认识案件事实,但侦查学所研究的认识与之相比较有诸多的本质不同。作为侦查学科的基础性研究,侦查认识论的研究有必要厘清侦查认识在性质、途径、方法等方面的特性,把握侦查认识与其他诉讼认识,尤其是审判认识的区别和联系。

地志、碑石所见清代汉中府县地方官的诉讼认识与实践(下)

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统治体制必然要求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控和治理,因此府县地方官在统治体系和行政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对诉讼这一法律现象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案件处理的进程、方法和结果。清代汉中地方志的相关记载显现,汉中府县地方官的诉讼认识均集中在好讼问题上,并对诉讼持否定性的评价,这显然受到汉中当时的好讼风气以及自身知识背景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然而,与这种消极的、理想化的诉讼认识相对应的却是实用主义进路下的"能动司法",表现为"革除弊病,减轻讼累"、"案结事了,息讼是求"两个方面。这种极具张力的诉讼认识与实践之关系可以成为我们认识、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诉讼问题的出发点之一。

地志、碑石所见清代汉中府县地方官的诉讼认识与实践(上)

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统治体制必然要求对地方进行有效管控和治理,因此府县地方官在统治体系和行政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对诉讼这一法律现象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案件处理的进程、方法和结果。清代汉中地方志的相关记载显现,汉中府县地方官的诉讼认识均集中在好讼问题上,并对诉讼持否定性评价,这显然受到汉中当时的好讼风气以及自身知识背景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然而,与这种消极的、理想化的诉讼认识相对应的却是实用主义进路下的"能动司法",表现为"革除弊病,减轻讼累"、"案结事了,息讼是求"等两个方面。这种极具张力的诉讼认识与实践之关系可以成为我们认识、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诉讼问题的出发点之一。

诉讼认识与刑事诉讼证明关系透析

长期以来,学界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前提来理解诉讼认识,并以此建构诉讼证明理论。这种认识路径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但问题在于存在着对诉讼认识的误读。这不但影响着对证据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也对诉讼实践缺乏有效指导。因而科学解读诉讼认识,理清其与诉讼证明的关系尤为必要。

修正对税务行政复议和诉讼认识及考核上的错误

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纳税人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常用法律救济途径，税务机关做好纳税人权益保护工作就必须保证“途径”的畅通。但现实情况是，纳税人的税务行政复议、诉讼意愿和行为常常遭遇税务机关和人员的“围追堵截”，纳税人的维权意识和能力受到抑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税务机关对税务行政复议和诉讼在认识上、考核制度上存在偏差。

“三言二拍”中民众对诉讼活动的认识

对于传统文学的法律探讨已经有不少论文著作了,对于"三言二拍"的法律研究也已经有很多学者写下诸多论文。但是遗憾的是这类论文大多是对于法律制度方面的研究,而对于"三言二拍"中民众的诉讼意识、诉讼观念类的研究文章却比较少。文章基于对"三言二拍"的故事案例为研究对象,从故事的情节细节、人物对白等细微之处入手,研究其中的诉讼现象,反映当时人们的诉讼意识与观念,并且进一步对这种诉讼认识的现象形成原因进行合理的分析。

认识与刑事诉讼的正义

刑事诉讼和价值是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从认识角度进行探讨的还不多 。

诉讼中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是诉讼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认为，诉讼中的“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是不矛盾的，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证据的合法性要求正是为了保证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诉讼认识的相对性不能成为否定客观真实的理由；否定客观真实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沿革与比较:刑事诉讼证明的基础考察

由于法律规制,诉讼认知的具体过程呈现出一般认识活动所不具有的特殊性。纵观证据法学思想的历史渊源,不难发现,由经验主义向理性主义的嬗变,由纯粹自由心证向证据裁判边界内自由心证的过渡,是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在我国,关于诉讼认识过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争论以及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争论,长期以来未曾停歇。对于实践中纷繁复杂的个案样态,实务部门更应关注不同诉讼阶段实际证明程度的具体化问题。

从“认识论”到“认知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之科学化走向

关于"刑事诉讼认识论"的理论争鸣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似是而非的证明标准、僵化误用的证明模式以及异化失灵的程序设计均表明,"刑事诉讼认识论"并未对立法与司法实践产生足够积极的影响,理论实效不如预期。因此,亟需在我国刑事诉讼认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合理吸收域外成果,拓展知识边界,探索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可能。其中,将具有"硬科学"依据的认知科学引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并与"刑事诉讼认识论"有效对接,是知识创新的可能路径。"刑事诉讼认知论"与"刑事诉讼认识论"在知识背景、理论自洽性以及对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期许方面均存在区别,因此,欲探索理性认知向度的知识增量,就首先需要促成认知科学与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对话,进而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科学化贡献智识资源。

审判中心主义概念的展开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任务。这里的审判为中心在学术上被概括为审判中心主义。在肯定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符合国情的前提下,如何理解审判中心主义则需要深入的分析。本文从历史、本体、理论基础、现状及背景几方面对审判中心主义进行了探讨。

测谎结论作为证据的完善

测谎是一项科学的认识活动,并且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在学界和社会实践中已经成为共识。在诉讼领域,测谎已经在侦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测谎能否成为证据手段,测谎结论能否成为诉讼证据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和质疑。这既与测谎技术本身还有待发展完善有关,还与人们对测谎技术缺乏正确的认识从而不信任有关,尤其与我们的诉讼证据制度本身还欠缺规范其使用的法律规则有关。测谎可以完成诉讼证明中证据的本质属性—关联性证明的作用,应当纳入法定诉讼证据种类,但测谎证据必须需要其他证据来补强,测谎否定结论证明力大于肯定结论证明力。测谎并不侵犯被测者的意志,测谎检查的作用一是发现真实,二是排除嫌疑保护无辜。应通过构建测谎的技术程序制度和诉讼程序制度来规范测谎证据的合法性与真实性的问题。

严格把握证据审查判断,有效实现司法公正

近年来,许多冤假错案频繁见诸于国内媒体。研究显示,错案的主要成因在于事实认定环节出了问题,而准确事实认定的关键则取决于证据的有效审查判断。自2013年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印发了《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都强调证据的审查判断是防止冤假错案的重要机制,但却没有对如何把握证据的审查判断作出具体规定。2021年修正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新《刑诉法解释》)尽管对8种法定证据的审查判断进行了更加详尽的规定,然而,这些规定却过于零散、僵化,缺乏体系性,忽视个案具体语境,有的甚至背离了诉讼认识规律。

论证明标准的主观性

证据法上的所有争论最终都可以归根于对证明标准的讨论,近年来学者们对证明标准的属性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分析证明标准主观性的概念、意义和理论基础对于准确把握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在实践中如何避免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虚假诉讼何以约束案外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反向考察

第三人撤销之诉立足于解决恶意虚假诉讼给第三人带来的不利影响。既判力理论无法解释这种不利影响由何而来,既判力在实践中的缺失也不能成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理论和实务起点。恶意虚假诉讼借助于'实事求是'的审判观、裁判效力观,试图给不存在的债权穿上'诉讼外衣',使其等同于真实存在。'实事求是'的审判观、裁判效力观,使人们长期以来只能选择通过撤销原判,以消除真正债权人遭受的不利。诉讼认知背景的改变,'必须先处理前诉裁判'的意识却并没有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前判对真正债权人的不利之处主要在证据方面。真正债权人持有恶意虚假证据时,维护其权利的途径并非一定要先撤销前诉相关裁判。

法律真实哲理思维

法律真实是具有现实正当性的诉讼真实观,它不仅符合现阶段人类关于"事实""真实"的一般认识,也是诉讼认识活动的现实结果和程序本位诉讼价值观的客观要求,因而是评判案件事实真实与否应当遵循的标准。刑事证明标准是特定诉讼真实观的体现,诉讼真实观的转变会引起证明标准的修正,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证明标准的完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真实的理念,是回归刑事证明标准哲理的进步举措。

重论无罪推定

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石,已写入联合国人权和刑事司法文件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性法律。无罪推定不仅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权利,也是社会上每一个人的权利,是一种待遇;承担保障无罪推定权利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及其司法人员;无罪推定与侦查人员和起诉人员认为或相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诉讼过程中,侦查人员在提出指控和起诉人员提出起诉时应当相信被告人有罪。

科学证据审查的困境与出路

自由心证原则赋予了裁判者一定的证据裁量权,事实裁判者因自身知识经验有限,加之诉讼认识的限制,无法准确裁断专业性较强的科学证据。为规范裁判者证据裁量权的运用,必须建立科学证据的审查判断规则,对权力加以限制。科学证据的审查规则可以分为内部性规则和外部性规则两部分,前者限制科学证据审查的内容,后者限制科学证据审查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