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环保组织的诉讼资格与地位比较研究——兼评新《环境保护法》第58条

工业文明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民间环保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是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表现,还是政府环境监管的有益补充。国内外立法上对民间环保组织的诉讼资格及其与环保行政机关关系的态度宽严不一,这与各国法律文化传统及环保政策导向有关。我国新近出台的《环境保护法》第58条对民间环保组织的诉讼资格的规定过于苛刻,对如何理顺与环境行政机关的关系付诸阙如,这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开展极为不利,有必要对该条进行深刻探讨,并做出详细解释。

美国民事没收诉讼中权利请求人的诉讼资格

美国民事没收诉讼中权利请求人的诉讼资格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法定诉讼资格(statutory standing),一种是宪法第3条规定的诉讼资格(Article Ⅲ standing)。法定诉讼资格是关于权利请求人在对民事没收诉讼提出异议时必须满足的某些程序方面的法定要求。重点论述美国宪法第3条规定的诉讼资格,即在民事没收诉讼中能够表明自己对被诉财产享有某种权益的权利请求人,包括对被诉财产享有占有权权益的权利请求人和对被诉财产享有所有权权益的权利请求人。

论专利实施许可下被许可人的诉讼资格

专利权是一种专有权,可是专利权人可以通过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赋予被许可人专利实施权。但是,当出现第三人侵犯专利实施许可合同项下的专利权时,被许可人能否提起诉讼在我国法律上存在缺失,使得这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专利实施许可三种方式的特征及其区别来探讨此问题。

试论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原告诉讼资格

股东代表诉讼作为实现股东民事权利的重要手段，指的是当公司怠于或拒绝通过诉讼追究公司机关成员责任及实现其他权益时，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可代表公司．且为公司的利益而依据法定程序向侵权人提起的诉讼。该制度作为现代公司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和公司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环境公益诉讼诉讼资格看我国环境刑法法益

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为各国对环境权利进行救济的重要措施之一。从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研究入手,通过对诉讼资格的重新定位,探寻在现今社会环境不断发展的状况下,如何加大对环境权的保护,并对诉讼资格的主体范围进一步阐释,进而分析环境公益诉讼诉讼资格对我国环境刑法法益产生的影响。比较国内外环境刑法法益现状,在扩大诉讼资格的同时有必要明确我国环境刑法法益存在的缺失,并提出如何扩充环境刑法的内涵。

诉讼视野下的环境刑法法益革新——从环境公益诉讼诉讼资格看我国环境刑法法益

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为各国对环境权利进行救济的重要措施之一,而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刑法观念向生态保护——人类中心主义的刑法观念转变,体现了目前世界各国环境保护发展的态势。我国在环境犯罪方面的规定过于狭窄,在保护传统法益的同时对于环境法益的侵害的保护没有得到很好的完善。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国家应当更加重视对环境权益的保护,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刑法。

中美环境行政诉讼制度之诉讼资格比较

由于环境行政行为的特殊性,传统的诉讼法中关于公民诉讼资格的规定束缚了公民行使权利,不利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美国的环境行政诉讼制度有一套相对完善和独特的诉讼资格制度,我国可在借鉴美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放宽环境行政诉讼的诉讼资格,特别是赋予非行政相对人的起诉资格,构建比较完善的环境公民诉讼法律制度。

诉讼视野下的环境刑法法益革新——从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看我国环境刑法法益

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为各国对环境权利进行救济的重要措施之一。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刑法观念正逐步向生态保护的刑法观念转变,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也已发生转变,程序对实体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我国环境刑法法益保护存在缺失,所以确立新的环境刑法的走向,对弥补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缺陷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公安行政诉讼不特定相对人的诉讼资格

公安行政诉讼不特定相对人系公安行政诉讼中与公安机关作出公安行政行为相对应的一方当事人,应确认相对人可作为公安行政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并对受到侵害作宽范围认定,并坚持司法终裁原则,减少民众的忧虑。这符合立法精神,具有法律依据;可提高民众的参政议政意识;有利于监督公安机关切实履行法定职责。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研究——基于检察机关的诉讼资格分析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具有公民个人、社会组织所不具有的优势,赋予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对于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前大多数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在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已多次出现。然而我国法律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却未有明确规定,因而探索建立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树应该有诉讼资格吗?——迈向自然物的法律权利

一、导言:难以想象的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达尔文评述道:人类道德发展的历史,就是其“社会本能与同情心”的对象不断扩展的历史.起初,每个人只关心自己以及自己周围非常狭小的圈子里的人;后来,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关心“其全体同胞的福利和幸福”;再后来,“他的同情心变得更加温柔,并且广泛地散布开来,扩展到所有种族的人,扩展到低能者、残疾人以及社会上其他无用之人,最后扩展到低等动物……”。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原告诉讼资格探析

原告诉讼资格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制度建构,既需要充分借鉴域外行政法治发达国家相关经验,更需要立足于我国已有理论研究成果。研究修改关于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原告诉讼资格的相关规定,明确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同原告诉讼资格之间的法律关系,建立健全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诉讼资格制度相配套的其他法律制度,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原告诉讼资格制度建构过程中必须切实加以关注的重要内容。

谈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诉讼资格

近年来,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卷入经济纠纷并涉讼的情况越来越多。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经济纠纷案件在全部经济纠纷案件中占有相当比例,如我院自1991年1月至1992年10月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有54件,占案件总数的32％。由于对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民事主体资格认识不一,所以,对其民事诉讼资格的确定也很不一致,经常出现此案与彼案相矛盾,一法院与他法院相冲突,甚至上下级法院也相互对立的现象。这种现象直接影响了法律的正确适用和法制的统一。因此,依据法学理论,从客观实际出发,研究探讨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的诉讼资格,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极其必要的。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原告诉讼资格探讨

公益诉讼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也是法律学科逐渐完善的结果。本文笔者从公益诉讼的概念入手,旨在分析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问题,以及现有法律的合理与否问题。

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诉讼资格——以美国判例法为基础

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在四十几年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判例,对该制度在原告诉讼资格方面的创新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相比于美国,我国在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方面都处于起步阶段。尤其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尽管我国贵阳等地区开创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贵阳模式",司法实践中也逐渐出现了主要以公民个人、相关组织、团体、检察机关为原告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但因相关立法尚不完善,导致各地法院在对该类案件的受理、审理方面没有统一做法,大多数案件陷入了"社团难受理,个人多败诉"的困境。因此,应适当借鉴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适格原告选择方面的经验,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营业执照被吊销是否影响诉讼资格

编辑同志： 我们公司因为没有进行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现在因为与其他单位的经济纠纷而不得不向法院进行诉讼。请问，营业执照的吊销是否会影响公司的诉讼资格？我公司可否以企业名义起诉？

业委会诉讼主体资格之争

“在审理业主委员会提起诉讼的审判实践中,法院一般会审查是否有业主大会同意起诉的决议,以防止业主委员会超越权限提起诉讼,从而维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可以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原告丰业花园第五届业委会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其不具有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被告李某燕返还公共收益4350元的诉权,本院依法驳回原告丰业花园第五届业委会的起诉……”

论第三部门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资格

第三部门通常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公务性等特点,行使部分社会公权力,进而成为行政主体,其行为的本质以及相对人对权利救济的需求决定了这类组织的争议纠纷适用行政诉讼程序,第三部门在行使公权力提供公共服务时也因此获得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由于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中的公权力越来越大,所以其行为必须加以约束。在实际案例中,第三部门被告资格的最终认定需要结合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同时兼顾司法权衡。

程序法与实体法协动视野下的反垄断民事诉讼资格

反垄断民事诉讼资格的认定需要以政策功能为导向去寻求妥当的法律技术,并重视诉讼法与竞争法的协调﹑程序资格与实体政策的契合。美国法在司法实践中采取直接侵害﹑反垄断损害等法律技术作为反垄断民事诉讼资格的认定标准,存在混淆程序资格与实体标准的弊端,我国应谨慎对待类似标准的本土化适用。从程序法视角观之,在损害要件中混入实体标准会导致起诉条件的“高阶化”,不利于促进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法律政策,我国应剔除损害要件中的实体标准并推动起诉条件的“低阶化”,从而培养良好的竞争文化。从实体责任结构视角观之,我国责任后果法并未引入三倍赔偿责任制度以对受害人提供充分的激励,导致其对经营者的威慑力不足,所以不宜在损害要件中附加其他因素去抬高反垄断民事诉讼资格的标准,转而应该单纯以损害为标准降低原告的起诉条件,放宽责任成立的“入口”并提升对垄断经营者的威慑效应。唯有站在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协动立场之上,反垄断民事诉讼资格才能得到妥当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