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诉讼罪的主体资格与共犯情形的探讨——以不同诉讼身份参与人为视角

虚假诉讼罪是《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罪名,当前学界探讨主要倾向于对条文本身的理解与释义,而对于司法实务中具体适用性问题,少有深层的研究归纳。基于此,从诉讼地位的分类角度,针对不同诉讼身份的行为人,围绕共同虚假诉讼中各诉讼主体可能涉及的罪名,以及与之相关的主体资格与共犯形态认定问题等问题展开,主要分析探讨:不同诉讼参与人之间的组合类型如何影响虚假诉讼共同犯罪的定性,不同诉讼身份为何妨碍虚假诉讼罪主体资格的认定,诉讼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司法工作人员可能表现为怎样的共犯形态。通过对以上问题的理论解析,以此为虚假诉讼罪的司法适用提供实用性的借鉴。

论律师在侦查中的诉讼身份

新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侯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依此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诉讼，这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刑事司法制度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刑事诉讼法第96条只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诉讼权利和职责。而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由此导致理论界对此的争论。学者们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在本文中对此作了初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设立人事诉讼制度之我见

人事诉讼,又称身份关系诉讼,是指不以财产关系为诉讼标的、关于人之身份关系的诉讼。人事诉讼包括婚姻事件、收养关系、亲子关系等。由于人事诉讼的特殊性,不少国家和地区都设有专门人事诉讼程序,将其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程序。[1]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没有设立人事诉讼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就人事诉讼作出专门的司法解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初步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确立了辩论原则的有关诉讼规则,并首次在第8条和其他有关条文中,规定了通常诉讼中的自认等有关诉讼规则不适用于身份关系诉讼案件。这一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的课题,即我国是否应设立人事诉讼制度?对此,笔者不揣冒昧,提出自己的一些设想,以期抛砖引玉。

论身份关系诉讼中第三人的程序保障

身份关系诉讼中的第三人是指形式意义上的当事人之外,因具有身份上的牵连性而与本案裁判结果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主体。身份关系诉讼中第三人程序保障的理论基础在于程序主体性原理的内在要求、裁判效力对世性的正当性基础。对身份关系诉讼第三人的事前程序保障包括当事人的受通知权、陈述权、阅卷权、证明权及法院的意见听取义务和突袭性裁判禁止义务,事后的程序保障是指赋予第三人对非因己责而未参与的诉讼之判决给予否定、推翻其约束力的权利和机会。我国法律体系中既缺少对受通知权等部分事前程序保障内容的规定,也由于无法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而导致身份关系诉讼中第三人事后程序保障缺失。应借鉴域外做法,充实事前程序保障的内容,并调整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范围以建立起事后程序保障。

自报身份诉讼制度问题及对策——以詹某抢劫案为切入点

自报身份诉讼制度能有效避免犯罪嫌疑人身份不明拖延刑事诉讼进程,但该制度在实践中大量适用可能存在的风险和负面效果容易被忽视。通过梳理适用自报身份诉讼制度处理案件可能存在的问题,可以让办案人员更加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的调查。以问题为导向的对策和建议,可以让自报身份诉讼制度更好发挥作用,为修改法律法规提供参考。

论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

2012年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诉中检察监督制度,不过立法对诉讼中检察监督与事后监督的关系、诉讼中检察监督的对象、检察机关的诉讼身份、监督方式等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事实上,诉中检察监督与事后检察监督关系的处理,必须要考虑诉讼中检察监督与事后检察监督之间的区别,并应当遵循强化诉讼中检察监督的思路。确立检察机关诉讼中监督的身份,必须遵循诉讼身份确定的基本原则,并以"诉讼中监督人"为宜;诉讼中检察监督的方式,必须与监督内容、客体相对应,采取多元化监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