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司法确认模式 健全诉调对接机制

“把非诉讼解纷机制挺在前面”是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治理结构的重要经验,也是人民法院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诉源治理目标的主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常见物业服务纠纷诉前调解的方法与技巧

通过对天津市近些年来发生的物业服务纠纷进行统计分析,梳理总结出常见物业服务纠纷诉前调解的方法和技巧,为做好预防和化解物业服务纠纷提供参考。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民事纠纷“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部署安排。

诉源治理视域下多元解纷机制中诉调衔接机制的路径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提高,解纷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大大小小的纠纷 案件诉诸法院,导致了“诉讼爆炸时代”的来临。因此,研究如何在不同的解纷机制之间建立有效的衔接,实现快速高效 的解决纠纷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诉源治理视域下多元解纷机制中诉调衔接机制为研究对象,旨在深入探讨诉调 衔接机制的内涵、现状和优化路径,为我国诉源治理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专利纠纷诉调(裁)对接工作调研报告

2020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指出,要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知识产权领域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建立起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机制。本文介绍了我国专利保护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建立和规范专利纠纷诉调(裁)对接机制的必要性,并以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越秀区市场监管局”)专利纠纷诉调(裁)对接实践为例,探讨了其专利纠纷诉调(裁)对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有效的改进建议,旨在提高专利纠纷解决效率和质量,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重庆:创新诉调对接工作新模式 探索劳动纠纷多元化解新路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化律师制度、公证体制、仲裁制度、调解制度、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近年来,重庆人社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扛起防范化解劳动关系领域矛盾风险的政治责任,切实发挥协商调解前端性、基础性作用和仲裁“前置、终结、三方、高效”制度优势,深入贯彻落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推动诉调服务供给由零散到集中、服务方式从线下到线上、服务平台从单一到多元的迭代转变,用“四个一”推动实现“四个度”的质效提升。

“诉调结合”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实践——以M县人民法院S法庭“1234”模式为例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以“枫桥经验”为典范,我国社会治理体制不断创新,强调多元化主体协同解决社会矛盾,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M县人民法院S法庭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了“1234”社会治理新模式,紧密契合新时代“枫桥经验”内核,根植于区域发展之实践,内涵“无讼”价值内核,本文深入分析S法庭之“诉调结合”模式,以求补S法庭发展模式之殇,谋社会治理发展的共通经验。

最高人民法院与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立“总对总” 在线诉调对接机制 全面推进住房城乡建设领域 民事纠纷多元解纷工作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和党中央关于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大部署,全面推进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民事纠纷源头治理、多元化解工作,促进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纠纷预防在源头、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前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居”生活的美好期盼,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与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民事纠纷“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加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民事纠纷源头治理工作,完善“总对总”在线多元解纷机制提出明确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诉调对接运行机制理论与实践探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诉调对接机制的提出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创新性探索,诉调对接工作要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建立人民调解与司法诉讼衔接机制,通过微信群、调解APP等方式,实现法庭工作人员与调解员有效对接;人民调解要从单一的调解组织,向多元化、多层级、多主体方向发展;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打造一支政治合格、熟悉业务、热心公益、公道正派、秉持中立的调解员队伍;坚持解决纠纷与预防纠纷并重原则,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原则。

诉调对接机制下人民调解在贵州的实践调查研究

人民调解和民事诉讼是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方式,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基层社会关系经历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过渡与变迁,如何在“陌生人社会”创新基于“熟人社会”传统下发展起来的民间调解方式,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文章以人民调解在贵州的实践状况为基础,对民事案件的诉讼方式和民间纠纷的人民调解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贵州民事诉讼和人民调解解纷的现状,提出加大人民调解的普法宣传,加强人民调解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升人民调解为民服务水平的建议,以推动人民调解在贵州向纵深发展。

老河口市法院:创新搭建“法院+工会”诉调对接新平台

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法院+工会”诉调对接工作室成立以来,将大部分劳动争议纠纷化解在诉前,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同比下降18%。截至2022年10月,老河口市法院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440起,达成调解协议379起,调解成功率高达86%,“法院+工会”机制为辖区诉源治理作出了一定贡献。

厦门物业纠纷诉调对接案例透视

厦门物协启动行业自律机制,有针对性地与相关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沟通协调,督促其改进工作,提升服务水平,从源头上化解物业服务纠纷。2020年6月30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诉源治理中心正式成立。厦门市物业管理协会(以下简称厦门物协)受邀作为其调解组织之一,派驻调解员正式进驻诉源治理中心,参与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诉前调解工作。为了更好地配合法院做好诉讼源头治理,厦门物协组织一批具有法律、物业管理专业技能的律师。

诉源治理视域下诉调衔接机制的完善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矛盾纠纷叠加、国内外风险隐患不断涌现的新特点,如何充分发挥诉源治理功能作用,将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不断提升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是新时代赋予司法工作的新使命。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特别是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性质特点,坚定不移地发挥人民法院在诉源治理工作中的引领和保障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诉源治理的法理逻辑及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使得诉源治理从法院减轻诉累的底层依托转型为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并在赋能乡村治理领域作用凸显。基于“无讼”法治文化的价值指引、“枫桥经验”治理经验的有益参考以及法经济学成本效益的权衡,乡村振兴与诉源治理具有进一步融合适用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遗憾的是,诉源治理在乡村社会中的实践仍面临诸多不敷适用之处,尤其表现在基层法院参与诉源治理职能失范、非诉解纷主体衔接不畅、乡村诉源治理信息建设滞后等,函待思考。基于此,当前应通过推进诉调对接、调整非诉职能并强化基层法院参与诉源治理职能建设;其次,细化非诉解纷衔接机制;最后,利用算法、大数据等新兴科技赋能乡村诉源治理。

浅析我国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制度

近年来,我国愈来愈重视对专利的保护工作。作为非诉救济方式之一的行政调解,在专利纠纷多元化解决体系中占据着一席之地。然而,由于理念错位、主体不明、程序不清、调解协议效力不确定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尚未解决,行政调解在我国专利纠纷中的适用效果并不理想。对此,亟需明确调解性质、确定调解主体、厘清调解程序,并做好诉调对接工作,进而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制度的专业性、权威性、效率性,以实现其应有之义。

打造价格争议纠纷调解“浙江特色”

“枫桥经验”发源于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是当地干部群众在二十世纪60年代创造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经验。1963年,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60多年来,“枫桥经验”在坚持中焕发生机,在推行中发扬光大,已经成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为进一步深入推动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在构建中国特色解纷工作新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赴浙江省开展调研工作。调研组深入基层一线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派出所和调解站点,通过座谈、采访、查看卷宗、收集案例等多种方式,全面了解解纷工作的基本情况,总结分析浙江省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和工作建议,为打造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浙江特色”提供新思路。

发挥律师调解员作用,实现多元解纷

2023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与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民事纠纷“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对加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民事纠纷源头治理工作、完善“总对总”在线多元解纷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律师作为法律服务的专业力量,在调解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旨在探讨为什么要实施住建领域“总对总”调解,以及律师调解员如何在住建领域“总对总”调解中发挥积极作用,实现多元解纷。

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与民事诉讼的衔接机制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作为一种新型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有效地弥补了诉讼等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对高效化解医患矛盾、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相互配合和协调运作,保证第三方调解与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我国立法应当设置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为诉前程序,确立第三方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赋予第三方调解协议法律执行的效力,建立对医疗纠纷证据的互认制度,构建第三方调解组织参与诉讼制度;遵循第三方调解合法原则、赋予第三方调解协议既判力、构建以第三方调解为核心的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体系;实现第三方调解的司法化,为公平合理的解决医疗纠纷,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司法保护。

诉调对接中的司法确认制度解析

新时期社会矛盾的特点决定了单靠法院一家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纠纷,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但非诉调解在效力上缺乏刚性,社会并不认可,这使得大量纠纷最终还是依赖法院解决。建立司法确认制度,可以实现诉讼与诉讼外调解制度在效力上的对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规定了司法确认的程序启动、管辖和效力等内容,为司法确认制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司法确认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有利于完善诉调对接的功能,但在效力的正当性、效力的内容及与立案审查制度的协调等方面仍有可商榷之处。

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评析——基于地方实践

我国地方实践的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是提高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效率的关键,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当事人自愿。结合知识产权纠纷特点,就地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知识产权诉调对接机制的完善提出意见。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功能定位和制度设想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意见提出通过诉前调解实现行政争议的诉源治理,实践中各地法院纷纷探索,但在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上尚存有空白。从功能定位上看,行政争议诉前调解是行政诉讼繁简分流的重要内容,是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整体的有机组成,是实现司法权和行政权关系定位的初平衡平台,是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措施。从实践应用看,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制度设想应结合其功能定位,在诉前调解居中主体、争议适用范围、启动方式、具体操作以及行政争议诉前调解与司法确认、诉讼程序衔接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的设置,从而实现行政争议的诉源治理和实质性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