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proBNP及NT-proBNP/Crea用于鉴别心源性呼吸困难和肺源性呼吸困难的诊断截点研究

目的建立适合中国人群不同年龄段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以急诊呼吸困难为主诉的心力衰竭的NT-proBNP和NT-proBNP/Crea的cut off值。方法将133例急性呼吸困难患者分为心源性呼吸困难组(n=55)和肺源性呼吸困难组(n=78),根据年龄、性别、基本生化指标NT-proBNP及Crea水平,绘制ROC曲线,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心源性呼吸困难组中NT-proBNP为2744(1076,7329)pg/mL,而在肺源性呼吸困难组中NT-proBNP水平为268(80,918)pg/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心源性呼吸困难组NT-proBNP/Crea为31.3(12.02,61.21),肺源性呼吸困难组NT-proBNP/Crea为4.48(1.13,12.24),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NT-proBNP/Crea诊断心源性呼吸困难的能力是0.822(95%可信区间),最佳诊断截点是15.45。结论NT-proBNP和NT-proBNP/Crea在鉴别心源性呼吸困难和肺源性呼吸困难上有不同的诊断截点,且中国人群不同年龄段亦有不同的诊断截点。可以帮助急诊医生快速、准确诊断和鉴别诊断心源性呼吸困难及肺源性呼吸困难。

南京及周边地区糖化血红蛋白诊断糖尿病的截点值

目的研究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糖化血红蛋白(HbA1c)应用于糖尿病及糖调节受损(IGR)筛查与诊断的可行性,并预测其最佳的诊断截点值。方法将该院就诊的糖尿病患者及糖尿病高危人群共2 767例作为研究对象,行葡萄糖耐量试验,用空腹血糖及糖耐量试验2h血糖进行分组,检测HbA1c,并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寻找诊断最佳截点值。结果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健康、糖尿病及IGR人群的HbA1c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随着病情的严重程度,HbA1c结果呈上升趋势。HbA1c诊断糖尿病的最佳截点值为6.45%,而诊断IGR的最佳截点值为6.05%。结论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可以尝试采用6.05%与6.45%分别作为HbA1c诊断IGR与糖尿病的截点值。

C肽及胰岛自身抗体在糖尿病分型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目的探讨空腹C肽(FC-P)、餐后2小时C肽(P2hC-P)及胰岛自身抗体在糖尿病分型诊断中的价值。方法分析148例1型糖尿病(T1DM)患者与353例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基本特征、实验室检查结果(包括C肽水平、胰岛自身抗体)存在的差异。根据病程将各型患者又分别分为3个亚组(0~年组、2~年组、5~年组),比较各亚组患者入院时及胰岛素强化治疗后的FC-P、P2hC-P水平差异。绘制ROC曲线分析FC-P、P2hC-P对糖尿病分型的诊断价值。结果T2DM患者年龄、病程、BMI、FC-P、P2hC-P均高于T1DM患者(均P<0.01),两组空腹血糖(F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T2DM组患者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DA)、胰岛细胞抗体(ICA)、蛋白酪氨酸磷酸酶抗体(IA-2A)、锌转运蛋白8抗体(ZnT8A)均为阴性,T1DM患者GADA、ICA、胰岛素自身抗体(IAA)、IA-2A、ZnT8A的水平均显著高于T2DM患者(均P<0.01)。T2DM不同病程亚组患者的FC-P、P2hC-P水平均高于T1DM组(均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病程<2年的患者入院时检测FC-P、P2hC-P明确糖尿病分型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0.165nmol/L、0.323nmol/L;胰岛素强化治疗后检测FC-P、P2hC-P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0.318nmol/L、1.268nmol/L。胰岛素强化治疗后P2hC-P的AUC最大,为0.938,灵敏度为92.91%,特异度为88%,诊断准确度较高。结论C肽可作为鉴别T1DM、T2DM的指标,且餐后C肽的诊断价值高于FC-P,同时联合GADA、ZnT8A、IA-2A及年龄、BMI等临床特征可降低T1DM的临床漏诊率及误诊率。

hs-cTnI与CK-MB、NT-proBNP联合检测在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早期诊断中的效果分析

目的 探讨超敏肌钙蛋白I(hs-cTnI)、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和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在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的最佳诊断截点水平和联合检测的效果分析。方法 分析STEMI组hs-cTnI、CK-MB和NT-proBNP的血浆浓度、对STEMI的诊断效能以及相关性。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及Youden指数判断三个指标的最佳诊断截点及最佳变化范围,以及实时监测CK-MB和hs-cTnI的浓度,分析它们的窗口期。结果 STEMI组CK-MB、hs-cTnI和NT-proBNP的血浆浓度分别为61.73±76.43 U/L、22.40±57.27 ng/L、3 223.85±6 961.23 Pg/ml,均显著高于UA组和非AC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STEMI患者的hs-cTnI、CK-MB和NT-proBNP最佳诊断界值分别为0.101 ng/ml、15.5 U/L和85.26 Pg/ml,hs-cTnI和CK-MB、NT-proBNP的表达水平三者之间呈正相关,而且hs-cTnI比CK-MB的窗口期长。STEMI组三项联合检测的灵敏度为95.38%,特异性为99.12%,其灵敏度均高于单项检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STEMI后hs-cTnI、CK-MB和NT-proBNP明显升高,三者联合检测对STEMI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系统性炎症指标评估儿童淋巴瘤自体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术后生存的价值

目的探讨系统性炎症指标在评估儿童淋巴瘤自体外周血干细胞移植(APBSCT)术后生存情况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7年6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APBSCT术治疗的56例儿童淋巴瘤患儿的临床资料,通过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预测儿童淋巴瘤患儿APBSCT术后生存情况的ROC曲线,获得NLR的最佳诊断截点,并以NLR最佳诊断截点将患儿分为NLR≥2.25组(38例)与NLR<2.25组(18例),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方法,比较两组患儿术后疾病无进展生存率和总生存率。结果56例儿童淋巴瘤患儿APBSCT术后1年、3年、5年的疾病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91.07%、71.43%、67.85%,术后1年、3年、5年的总生存率分别为94.64%、83.93%、71.43%。多因素Cox分析显示,临床分期、淋巴瘤国际预后评分(IPI)、移植前状态、NLR均为淋巴瘤患儿APBSCT术后疾病进展和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临床分期Ⅲ~Ⅳ期淋巴瘤患儿术后5年内疾病进展的风险是临床分期Ⅰ~Ⅱ期的2.124倍(95%CI:1.691~2.688,P=0.021),临床分期Ⅲ~Ⅳ期患儿术后5年内死亡的风险是临床分期Ⅰ~Ⅱ期的1.754倍(95%CI:1.333~2.234,P=0.025);IPI评分>2分淋巴瘤患儿术后5年内疾病进展的风险是IPI评分≤2分的2.322倍(95%CI:1.783~3.234,P=0.017),IPI评分>2分患儿术后5年内死亡的风险是IPI评分≤2分的1.654倍(95%CI:1.122~2.426,P=0.023);移植前病情部分缓解淋巴瘤患儿术后5年内疾病进展的风险是移植前病情完全缓解的2.423倍(95%CI:1.822~3.183,P=0.009),移植前病情部分缓解患儿术后5年内死亡的风险是移植前病情完全缓解的2.063倍(95%CI:1.765~2.885,P=0.010);移植前NLR每增加1个单位,淋巴瘤患儿术后5年内疾病进展的风险增加0.785倍(95%CI:1.244~2.256,P=0.041),移植前NLR每增加1个单位,患儿术后5年内死亡的风险增加0.571倍(95%CI:1.144~2.083,P=0.046)。以NLR值为2.25作为最佳诊断截点预测儿童淋巴瘤患儿APBSCT术后生存情况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1.34%和76.61%。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NLR≥2.25组淋巴瘤患儿术后1年、3年、5年的疾病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86.84%、63.18%、60.53%,均显著低于NLR<2.25组的100.00%、88.89%、83.33%,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3.879、4.566、5.237,P<0.05);NLR≥2.25组患儿术后1年、3年、5年的总生存率分别为92.11%、76.32%、63.18%,均显著低于NLR<2.25组的100.00%、100.00%、88.89%,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3.987、4.562、5.798,P<0.05)。结论移植前NLR可用于预测淋巴瘤患儿APBSCT术后的生存情况,移植前NLR≥2.25提示患儿术后复发率高,生存率较低,预后较差。

超敏肌钙蛋白Ⅰ在急诊胸痛患者急性心肌梗死早期预测中的价值

目的探讨超敏肌钙蛋白I(hs-cTnI)的动态变化,明确不同时间点的诊断截点及变化范围,为早期诊断急性心肌梗死(AMI)提供有效预测工具。方法纳入2016年11月～2017年12月就诊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的急诊胸痛患者142例,最终诊断为AMI患者75例,不稳定性心绞痛(UA)患者37例,并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30名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直接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三组患者入院即刻(T_0)、入院3 h(T_3)的血清hs-cTnI值,并计算T_3-T_0 hs-cTnI的绝对变化值及其hs-cTnI的变化斜率(△hs-cTnI)。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及Youden指数判断不同时间点的最佳诊断截点及最佳变化范围。结果①急诊胸痛患者胸痛症状明显改善,(T_0)hs-cTnI≥0.04 ng/mL,(T_3)hs-cTnI≥0.48 ng/mL [AUC:0.994,最佳截断值:0.48 ng/mL]或T_3-T_0 hs-cTnI绝对变化值≥0.45 ng/mL [AUC:0.952,最佳截断值:0.45 ng/mL],诊断AMI价值较大;②如果胸痛症状持续不能改善,T3-T0 hs-cTnI绝对变化值≥1.001 ng/mL [AUC:0.945,最佳截断值:1.001 ng/mL],诊断AMI价值较大;③而对于只有一过性胸痛症状发生,(T_0)hs-cTnI≥0.05 ng/mL [AUC:0.483,最佳截断值:0.05 ng/mL],随访3 h hs-cTnI绝对变化值下降≥0.015ng/mL[AUC:0.686,最佳截断值:-0.015 ng/mL],诊断UA价值大。④AMI组△hs-cTnI较UA组明显升高(P<0.01)。结论单独使用(T_0)及(T_3)hs-cTnI不能有效诊断AMI,使用hs-cTnI单点诊断数值(T_0或T_3)结合hs-cTnI绝对变化值诊断AMI有效性较高。

参考区间与临床决定值的制定、解读与临床应用

超过80%的临床决策会涉及临床实验室化验结果, 化验结果的正确解读将直接影响临床诊疗决策, 而参考区间(RI)和临床决定值(CDL)是用于支持化验结果解释的重要标准。RI描述了某一化验指标测量值在健康参考人群中的分布, 而CDL则涉及特定疾病的诊断, 或与不良临床结局的风险相关。由于临床实践中常常会混淆这两个概念, 如错误地将高于RI上限值作为临床决策阈值等, 因此有必要澄清RI与CDL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RI是基于健康人群参考值分布范围建立的, 因此化验结果不在RI范围内时, 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提示异常, 而不一定意味着患病, 是否患病或需要临床干预, 常常需要额外的医学随访和综合评估。相比之下, CDL则与特定不良临床结局的发生风险相关, CDL是基于临床患者和疑似患者, 对比金标准诊断结果或临床结局建立的, 患者化验结果超过CDL阈值时, 可以支持诊断或治疗等临床决策的制定。过去20年, 国际临床实验室主要关注RI的建立, 发布了RI建立与验证的方法学流程, 很多国家在此基础上开展多中心研究针对临床常规化验指标建立了RI。如何建立适用的CDL, 尚无达成共识的方法学流程, 但基于临床结局的真实世界数据挖掘可以推动CDL的制定。本文一方面描述了RI和CDL这两种重要的实验室医学标准的异同, 清楚地解释了其定义及制定过程, 一方面希望推动我国临床科研工作者积极开展CDL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