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寻求与角色冲突:近代医生诊金问题探析

近代以来,在西方医学理念的推动下,中国的医生开始寻求新的身份定位。在此过程中,厘清职业医学的慈善性与营业性之间的关系成为医界面临的难题。医界将诊金的收受提升到体现职业价值的高度予以重视,却无法避免医疗行为的商业化倾向,也就无法满足公众与政府的期待。政府期望通过限制医生诊金的方式来降低民众的医疗费用,却因医界的反对而无法实施。医师群体在身份寻求中所面临的角色冲突也一直未能有效缓解。

医疗服务市场的道德基础建构——民国时期西医群体的诊金论述与职业伦理调适

近代以医疗服务换取金钱的市场交易方式与以“利他”为核心特征的医业职业伦理构成了紧张关系,调适这对矛盾成为职业化的关键环节之一。本文利用民国时期的诊金论述,以关系运作为理论视角,剖析了医生群体为建构医疗服务市场的道德基础所做的道德与文化工作。他们明确了诊金的伦理基础,细致区分了医业与一般劳动、商业、慈善的差异,由此构建诊金特定的道德意涵。但这种围绕诊金重构医疗服务和医患关系性质的努力在新旧观念交汇之际遭遇了挑战。本文对当下的医患关系、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乃至诸多行业的职业伦理建设等均有参考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医患关系初探

医患关系是指医疗活动中医生群体与患者群体之间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在疾病治疗领域,巫术的力量强大,巫者的存在容易导致患者对医生的整体信任程度偏低。同时,影响医患关系的外因,除巫者以外,诸侯国间的邦交关系亦为其一。医术高明、疗效良好是医生博取患者及其亲友信任的关键因素。传世文献显示,富贵患者多是医患关系的主导者,他们已有择医行为,常因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而轻视医生。医生尚不具备职业权威,患者及其亲友对医生的信任主要基于他们自己的评判或疗效。医生缺乏责任容易引起患者及其亲友的不满。患者对医生丧失信任,是医患双方滋生矛盾的症结所在。医患之间还存在着交换关系,诊金的数额能否控制在患者的支付能力或心理预期以内,也是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之一。

医疗挂号费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法律性质探析

医疗挂号费作为一项医疗服务收费项目被各大医院广泛采用，但其法律性质却鲜有人去研究，这造成了人们对挂号费性质的误解和增加了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本文拟从挂号费的定义界定入手．继而分析挂号费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法律性质，最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挂号费宜定性为证约定金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立法应明确医疗服务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建议，以期对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有所裨益。

漫谈《朝花夕拾》的幽默艺术

《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是鲁迅的一部回忆散文集,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这部散文集语言流畅,结构舒展自如;沉静与愤激统一,历史与现实融合,不少文章已有论及,但对其幽默艺术,未见有专文阐述,本人不避之简陋,拟以此立论。

广东控制医药费增长

为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的势头,广东省卫生厅、物价局、财政厅近日联合发出通知:1999年医疗机构业务总收入比上年增长控制在16%以内,2000年以后每年控制在15%以内。通知要求:一、药品收入占业务总收入的比重,1999年县以上综合医院不得超过46%,2000年降到45%以内,中医院在综合医院的基础上上浮5%,独立设置的门诊部。

关于医风根本好转问题的探索

在医风上,我们是有优良传统的。如:待患者如亲人,“一切为了伤病员”,不以医权谋取私利,以及医院内的“敬、静、净”之风,等等。但是,这些优良的传统习惯,由于十年内乱,“狠批”所谓“黑修养”,把人们的思想批乱了,把优良传统习惯动摇了。由此造成一些人的道德责任心减弱,“脸难瞧,话难听,病难看”的现象增多,吃请受礼等不正之风抬头,“脏、乱、差”的问题加重,等等。改变这种劣习歪风,恢复发扬优良的传统习惯,这就是实现医风根本好转的任务和要求,这也是实现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实现医风的根本好转,我们天津市卫生系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