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模式的“结穴”与新“范式”的探索——评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

当中国传统的文学史的撰写即将走近“僵死的终点”^[1](P70)，接受美学的引进为“重构文学史”指示了新的方向。运用自觉的接受史意识重新撰写文学史，不仅能深化对文学家、文学理论和文学规律的认识，而且成为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文学史的个案如辛弃疾研究中。

辛词接受史导论

辛词接受史包括重点读者史、声名传播史、创作影响史、阐释评价史、视界史五大脉络 ,通过对各种选本、词话作大规模的调查 ,建立了辛词接受史档案 。

词之“宋调”的形成与接受史论略——以“辛姜”为考察中心

词之"宋调"是指在词这一文体中,成熟于宋代、具备宋型文化的特质、与唐五代词主体风格有显著差异的审美范型。从文化史与词史的发展轨迹来看,它初步形成于元祐,至南宋孝宗朝进入成熟期。辛弃疾与姜夔各代表了词之"宋调"的一种风格类型,一以气胜,一以格胜。它从南宋后期到清末的接受状况,可以由历代词坛对辛、姜的接受了解大略。

一部大气而有情怀的词学新著——读顾宝林教授《清代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史论》

顾宝林教授的《清代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史论》,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晏欧词接受史的词学著作。此书有三大特点:一是大处着手,高屋建瓴。作者的研究态度、研究视野与众不同,书中每一个章节都透露出作者浓厚的文化关怀和深沉的历史思考。二是师出名门,渊源有自。作者转益多位名师大家、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形成了其独具魅力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式,为宋词接受学的研究总结了新的经验。三是浓郁的乡邦情怀。作者立足于地方文化,运用宋词接受学的方法,从理论上对江西词派的重要代表晏欧三家词在清代的研究与传承进行了系统的发掘、爬梳,为清词学术史的研究拓宽了门径,提供了案例。

词学研究的新维度——评《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

自20世纪中叶起,西方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文学的受众,探讨文学是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特别是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在这当中所起的作用。到90年代,这种研究方法也被有些学者引入到中国,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重视,较早的如陈文忠著《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尚学锋等著《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尚永亮著《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邓新华著《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出版社2000年）等。不仅诗歌是这样，对词的接受与传播研究也逐渐兴起，如朱丽霞的《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从词的创作和理论两大部分，

当年宋玉悲如许——探析宋玉赋对辛弃疾词的影响

宋玉是中国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他的赋体文学对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的词作具有重要影响。辛词中伤春悲秋的主题、以文为词的句法及谐谑词均可在宋玉赋中找到古老的源头。

浙江四十年唐宋词研究

浙江的唐宋词研究,有悠久的历史。自宋以来,浙籍词人甚多,与创作呼应的词学探研,相当发达。南宋浙籍和流寓浙江的词学家周密、张炎、沈义父等人撰述的词学著作,开创了唐宋词的研究工作。元、明两代,浙江词学研究不断发展。清代浙西词派,曾执词坛牛耳,创作与理论均有建树。流风余韵,延及民国。清末四大词家之一的归安人朱祖谋,专意整理词籍,编集《彊村丛书》,对近代词学的发展,贡献甚大。朱祖谋提携的许多青年学者,

南宋词与清代词学研究中的困惑

南宋词与清代词学研究中的困惑陶尔夫编者按：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４日是著名词学家、黑龙江大学教授陶尔夫先生逝世周年祭日。本刊特发表陶先生遗作《南宋词与清代词学研究中的困惑》一文，以表达对这位安贫敬业、鞠躬尽瘁的学者的深切缅怀与无限钦敬之情（一）清代的词学研...

辛弃疾与陶渊明

辛弃疾用自己的个性心灵在他的诗词文里为我们描绘出一个陶渊明的新形象，为陶渊明的接受史写下了极有价值的一页。辛弃疾接受陶渊明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心灵历程：从“待学渊明”到推渊明为师，再到引为千古一知己。辛弃疾之所以接受陶渊明，从主观上讲是因他们有相似的个性和思想轨迹。

辛派爱国词初探

辛派爱国词在中国词史上是颇具影响的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探讨 :辛派爱国词的产生 ;辛派爱国词的发展与结束 ;辛派爱国词的总体风格。

柳永评价“热点”“盲点”透视

本文认为 ,柳永的人品既不卑鄙 ,也不高尚 ,他是世俗中人、性情中人。其词品与人品之间不能划等号 ,也不应以道德评价代替审美评价。柳词在历代传播过程中发生一些价值增减和变异 ,它被接受者积极或消极地“曲解”。应充分重视评价差异性的接受者因素。柳词在词史及文学史上的成就是由其“时效”价值和“历时”价值共同构成的 ,柳词的“俗”化在文学观念上有突破性的意义。柳词的文化史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市民文化、都市文化、通俗文化的成就和发展方向。应结合历史语境和当代语境 ,对其做出既合乎历史的。

梁启超与近代词学研究

一在梁启超一千四百余万字的著述里,涉及词学的论著不足十万字,这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值得我们思索的是:他的晚年为什么忽然对词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其绝笔之作竟是《辛稼轩先生年谱》。自清代初年即开始出现词学复兴之势,而近代的词学更呈极盛的局面,但令人惋惜的是,近代的词学家基本上都属于守旧的文人和学者,他们的文艺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深受传统的束缚。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梁启超,他的词学研究中所投入的新思想和新方法,才使近代词学有了一点近代学术的色彩。因此,探讨梁启超与近代词学的关系,

关于金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金词研究较宋词冷寂,近年来随着对金代诗歌关注的加强,金词研究中在单个作家作品论有所推进的同时,金词发展中的总体风格、群体特征等方面已开始为人所注意。金词由北宋词移植而来,与南宋词同出北宋词,同是"子之于父";金词与南宋词则是"弟之于兄"。金词、南宋词在各自的历史时空、文化土壤中走过了各自的发展轨迹,那么金词与南宋词间是否存在影响、传播关系?从作品角度看,书籍在金代属于禁运品,

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批评史论——以清代为中心

熙宁九年丙辰（1076）中秋日,苏轼与友人聚饮于密州（治今山东诸城）超然台,醉中有感而发,遂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既表达了出世、入世的思想矛盾,又寄托了对胞弟子由的思念之情。《水调歌头》自问世以来,屡屡为人所称道,宋、元、明时期,文人多方面评论此词。清人亦多关注此词,评论数量、质量均较前人有所突破。当代学者如王水照《清人对苏轼词的接受及其词史地位的评定》、陈斌《东坡词历代传播与接受研究四题》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