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歌妓当筵乞词行为对宋代言情词传播的推动作用

宋代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和文人特有的心理趋向、审美观念使得词这一文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妓乐活动是宋代士大夫阶层主要的生活内容之一,歌妓对于宋代言情词的繁荣兴盛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她们的当筵乞词不仅激发了文人的创作激情,并且以其独有的方式直接推动了宋代言情词的繁荣并促进了言情词的传播。

陆游词论与词的传播研究初探

陆游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史上的印刷媒介文学传播时代。在这一时代,文学传播的各要素均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同时词体文学也已经完成了尊体意义上的变革,这些都影响了陆游的词作和词体观念。在陆游的词论和词作中提示了其时文学传播尤其是词传播的丰富信息,比如渔歌菱唱、宴乐酬唱、寄赠酬唱、词集刊刻等传播方式甚至为词集题跋作序进行传播推介活动等在陆游词论和词作中均有表现。

论柳永词的传播及其文化价值

柳永词的传播是北宋时期特殊的文化现象 ,它不但是诗、乐、声、舞多种艺术审美的撞击过程 ,而且是以北宋文化传播的整体存在为依据的文化整合活动 ,是柳永词得以存在、得以实现其艺术和文化效应的社会行为。歌妓的演唱是柳永词存在的活化机制 ,柳永词的传播实现了词体的传播化 。

论新闻的“词化”传播

近年来,我国新闻表达分化出一种新的"词化"传播取向。本文旨在描述新闻"词化"传播的六种类型,并从社会背景和词语属性两个角度考辨其内外成因,阐析新闻"词化"传播的效果与影响。

明词文献整理传播史述略

明词的编选在明代中叶就已经开始了,先是通代选本里有少量明词入选,而后是入选量越来越大,词人也越来越多,到万历时期便出现了专门的明词断代选本。一般说来,初期的明词文献整理还带有很浓厚的存人存史的意味,进入清初,因为词学中兴局面的形成,因为清代词学流派的繁衍发达,明词文献的整理渐显"立论"、"开派"的传播倾向。到清末民初,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清代朴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带动了明词文献整理在20世纪的全面兴起,在校勘、汇刻、辑佚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就。

试论中国现代词学的大学传播——上海交大“中国·两岸四地大学百强排名”网络考察

近20年作为体制形态的词学教育,比较明显的特点是以课程讲稿、词学教材等形式出现。从上海交大＂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名百强高校＂网络考查可以看出,苏轼和辛弃疾受到青睐,李清照却未见专设词学课程。北京大学将＂唐宋诗词名篇赏析＂上升到全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吉林大学的词学专业教育最突出,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台湾大学、成功大学、中兴大学的词学通识教育更有影响。港澳台高校词学课程注重作品和创作,大陆高校更注重理论和历史,此为异;本科阶段侧重作品和创作,研究生阶段侧重理论和历史,又是中国·两岸四地高校词学教育传播之同。

媒介嬗变与近代上海词坛生态——以早期《申报》为中心

近代上海,是中西文明与文化碰撞激烈的地方。而词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如何认识新的时代与旧的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学界一直思考的问题。《申报》是近代上海文明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报纸。早期《申报》共刊载词作一千三百余首,涉及词家近三百五十人,由此着眼,可以考察上海词坛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这样一段新旧交替时期中的词学生态,厘清媒介变化对词家词作的影响,探索近代社会中词这样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道路。

论歌妓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

宋词的发展繁荣,是以宋代的经济发展和重文轻武政策为前提的,但也离不开歌妓的作用.而歌妓在宋词发展繁荣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发挥词的功能、促进词乐结合、推动词的传播三个方面.

论柳永词漂泊中的美与伤

“在宋代词人中,柳永是最负盛名的一位。他创作的通俗歌词流传甚广,‘流俗人尤喜道之,’以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1]柳永词的传播一方面是因为词本身,但是不得不说,他后期的漂泊,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词的传播起到很大的推助作用。“水乡秀丽的景色,南方富庶的都会,埠头道路的商旅,山村野店的酒旗,广阔的社会生活,这势必使词人扩大创作视野,唤来新的灵感,寻求新的艺术表现方式,促使创作的变化和成熟。”

论明代小说中的“引用词”

明代小说中引用了近四百首前人词作,以两宋词居多,且北宋词多于南宋词。隋唐至明代词人词作,均有所涉及。小说作者引用词作,可分为以词入选和以事入选两类。前者为主要形式,最重要的选源为明代《草堂诗馀》系列;后者主要见于前人词话、小说等。引用词作最多的词人为苏轼。引用词的整体风格偏婉约、重情致。小说作为词作的载体和媒介,一方面,拓展了词作在民间的流行速度与广度,但另一方面,对已有词作的改写降低了原词的审美性,并且由引用词而催生出的拟作、追和之词,则又使引用词的文本生态更为复杂。小说对已有词作的征引,对明代词选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要之,明代小说中的引用词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从传统救赎到商业消费——以《小说月报》(1910-1920)词作的考察为中心

《小说月报》在1921年改版前是民国初年旧体文学发表的一大阵地。将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作为考察对象,在把握恽铁樵与王蕴章两位主编编辑理念的基础上,对"文苑""最录"栏目刊登的词作进行梳理及定量分析,可以发现在现代传播语境下,晚近词人们围绕《小说月报》实现了一次聚集,他们利用并开拓期刊提供的文化空间,表现出自觉的传播意识,为保存传统词体的鲜活状态做出努力。同时期刊的商业本质促使词作者们在传统救赎与商业消费间寻找平衡,部分词人开始有意识地突破传统书写,词作的商业意味更加浓厚。

邵瑞彭詞作傅播中的自我修改與詞集刊刻

晚清民國詞作傳播的形式和途徑更加多樣化,一首作品往往會經歷社集傳播、報刊傳播、信札傳播到最後的詞集刊刻等不同的傳播形式和途徑,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有修改和提高,并由此造成種種異文。邵瑞彭的詞集傅播與刊刻就爲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活生生的案例,對於我們研究晚清民國詞集的傳播與刊刻有很大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