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敦颐对词体的定性及其影响

北宋中叶艳词风行之际,周敦颐率先指出,就“声”而言,燕乐属于“妖声”;就“辞”而言,词多写男女情爱,属于“艳辞”;这种以“妖淫愁怨”为特色的“妖声艳辞”之传播只会产生“导欲增悲”的负面影响。这是词学批评史上最早给予词体的否定性评价,它不同于其后苏轼等人“以诗论词”的“诗化”词体观,乃是从儒家失传已久的“乐教”来立论,强调“乐以载道”,以“淡”且“和”的古乐来批评今乐,体现了理学家的独特视角。周敦颐的这种词体观,对南宋迄清的词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影响主要有两大路向:其一为鄙薄、否定词体之路向;其二为改进乐辞以资教化之路向。就其影响而言,可谓大辂之椎轮。

从风格内容到体制形式:词体观念的形成与演变

词在唐宋时期具有高度的实用功能,因此最初对于其特征的强调,多是就与音乐相谐和风格内容方面谈起。随着词乐的失传,这一现象逐渐改变。明人为了达到尊体的目的,开始重新将词置于音乐系统中考量,在词乐的失坠和明人对于词乐渴求的矛盾下,对于词体的认知也由内容风格逐渐开始转向词之为乐方面的体制特征。从体制形式认识词体的趋势在清代达到高峰,真正形成了从体制形式和风格内容两方面讨论词体的风气。词学在清代常州词派逐渐形成了"词人-学者"的身份模式,词之为学的观念成为时人对于词的普遍认知。随着现代学科化的确立,词的创作逐渐从词学中退居次位,于是在词学研究中,为了强调词的专门性,从体制形式方面认识词体就势所必至了。

以词为小说:琼瑶小说的词体特征刍议

琼瑶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就文学体裁来看,琼瑶小说首先是小说,但其与词这一文学体裁的关系更为密切。除了在文本层面以词句命名小说题目和为表达需要而引用和仿写词之外,琼瑶小说更在深层的人物形象、叙述视角、内容风格等方面具备了词体特征。这些特征一方面增加了小说的文化底蕴和可读性,形成了独特的琼瑶式风格;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琼瑶小说内容单一、风格单调的缺点。

词调研讨与技法革新:论陈维崧的后期词体创作

康熙十一年(1672)后,陈维崧完成了词学理论建构与词体创作的转型,并再次对自身的创作实践予以整体上的研讨与革新,主要体现在词调和倚声技法两个方面。陈维崧有意识地以词存调,在后期词体创作中注重一调一词、一调一题和因情因事选调三个维度,可谓体认古人之词心,振兴今日之词学。倚声技法上,陈维崧对叙事模式和用典方法加以改造。前者或以联想作为行文铺排的内容来源,脉络相对隐晦;或以意象为脉,在事件堆叠中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意脉纵横。这两种方式在表述上或如神龙在天一鳞一爪,或如雕龙之首尾完好,随物赋形。后者于事典、语典中奉行点事不点人、点人不点事的用典原则,以藏头露尾的技法达到古雅质朴的艺术效果。

词体的本原与肌理——专栏导语

本次“词学研究”专栏收录文章三篇,从《花间集》、姜夔词到清代祭词词,涉及早期词集文本的精神向度、姜夔词调歌曲的倚声手法和祭祀词神之词,既有具体而微的音乐考量,也有对文本深度的理论思考和对清代新的填词类型的梳理总结。作为一种音乐文学,本期专栏彰显了词的本初特色,同时也在其源流格局中,展现其发展和变化。

词律的编订与清人对词体特性认知的深化

由于对词体特性尤其是对宋词与宋以后词的音乐特性存在不同的认知,清人展开过作词要不要协律的争论,最终以协律论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清人通常取唐宋旧词中词名相同者相比勘,以得每一调之规范。其中以《词律》与《钦定词谱》的成就最高。这些格律谱不仅被用来指导创作,而且成为清人廓清词之体制、维护词体特性的有效工具。

论唐圭璋的词体声律研究

作为20世纪“词学三大家”之一,唐圭璋的词学文献学成就备受推崇,而其对词体声律之学的探索则往往不为人知。唐圭璋早年交往的师友中多有精通词律之学者,受其影响,唐圭璋也在修订词谱、审音析韵、讨论诗词曲之界等方面阐微发覆,留下了不少富有创造性的成果。在以《全宋词》为代表的词籍整理过程中,唐圭璋积极运用“依律校词”法,校勘词调、字句、分段、词韵,提供了较为翔实可靠的作品文本,从另一层面有力地推进了词律之学。唐圭璋的词体声律研究以“讲求实证”“多闻阙疑”“守律达变”为特点,是现代词体学的可贵范例,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论唐宋间词体的流变

从唐至宋,词体经历了从声诗到长短句的演变、词牌的消亡与扩张、句式的调整与创新等变化过程。早期词作声诗与长短句并行,声诗约占四分之一。至宋代,声诗作品寥寥,词体变成长短句的天下。唐宋时很多词牌有“子”字后缀,这里的“子”意为曲子词,也意味着该词牌作品基本为长短句体式,是作者“倚声填词”的结果。唐五代词牌入宋的约有120个,宋人对其中70余个的体式有承袭。在继承的同时,宋人对前代词牌进行了积极改造,有约40个词牌入宋之后体式被完全改变。慢词、借旧词牌创新体、变单片为双片或多片结构、句式的调整、词牌定体等都是词体改造的具体表现。影响词牌定体的因素有二,一是作品影响力,二是作品数量。

词体革命:创作思路与理论建构

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诗界革命"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没有进行词体革命,这不仅表现为创作的贫乏,更表现为理论的缺失。而梁启超前期以"雅化"的标准推尊词体,也许是他没有进行词体革命的内在因素。胡适提出"白话词"理论,应该为现代文学史上词体的第一次革命,但还只是文学革命的附庸。曾今可发起的"词的解放"运动,是"诗界革命"以来第一次以词为主体的革命,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丰收;但因为未能领会诗界革命"新意境"的内涵,从而脱离了时代。李冰若和卢冀野之"旧辞新境"的改革,取得了理论和创作的成功,是最接近梁启超"诗界革命"精神的一次词体革命。词体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经过了三代学人的传递,呈现出不同的词体定位意识,导致各家理论无法调和,很难创造出各种要素完美结合的新词体。但词体革命在语言、格律、意境、风格等方面的探索,对当代词坛具有重要的启示。

唐宋词体论略

如果将词体作为最基本单元的话,则词体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层:词体、种词体、亚范型词体、范型词体。亚范型词体约有六种:花间体、柳永体、东坡体、美成体、稼轩体、白石体。在六大亚范型词体中,只有三种堪称词体范型:柳永体、东坡体和白石体,分别代表了三种词人和三大词性:市井词人、诗人词人和职业词人以及伶工之词、士大夫之词、职业的工艺化词。

词体与词体学略论——词学研究中的两个基本问题

词体是中国古代各种文体形式中最具特色 ,也是最为复杂和精巧的。词的体式 ,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问题 ,而是涉及到词的创制、功能、艺术风格以及内在艺术特质的重大理论问题 ,故对词体的探讨和研究 ,应该是词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就词学研究中的词体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 ,对词体的概念进行了较为细致和认真的梳理 ,提出了“原词”与“变词”两个重要的词体概念 ,进而提出建立词体学的理论任务 ,并对词体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初步的构拟。

论唐宋词体的类层和演进

如果将词体作为最基本单元的话,则词体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层:词体、种词体、亚范型词体、范型词体。风格独特、具有创新意识而产生一定的影响,并被一些词人仿效的词人词作可称为词体,其中一些优秀的词体,占有统治地位,形成类似人类社会部落种姓的又可称为种词体,若干种词体组成类似王国性质的则可称为亚范型词体。亚范型词体约有六种:花间体、柳永体、东坡体、美成体、稼轩体、白石体。在六大亚范型词体中,只有三种堪称词体范型:柳永体、东坡体和白石体,分别代表了三种词人和三大词性:市井词人、诗人词人和职业词人以及伶工之词、士大夫之词、职业的工艺化词。

“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词体发展中的影响及作用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模式。随着词创作的兴盛,"知人论世"出现在词学批评中。由于"知人论世"属于儒家诗教范畴,而词具有明显的娱乐艳情性质,"知人论世"在早期词学批评中时时表现出矛盾和悖离的一面。苏轼"指出向上一路"开拓词境以后,伴随着以诗入词、以文入词的深化,"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词论中找到了契合点,并且伴随着词体的推尊而不断发展。"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清代词论中达到高峰。

吴世昌词体观述评

词体观即人们对词的体裁特性的认识和见解。吴世昌先生充分肯定词的音乐文学特性，从"合乐歌唱"的角度，认为词是不折不扣的宋代乐府；强调词是抒情文学，言情是其"本色"；主张历史地认识词体，批评有些词论家仅站在文人格律诗的立场看待词，吴先生以史学家、文学家的身份论词，求"真"求"美"，而不是如政治家、道学家以政治的、道德的、事功的评价代替历史的、审美的、艺术的评价。这是值得肯定的态度。

别样的词史——木斋《宋词体演变史》方法论研究

木斋新著《宋词体演变史》以词体勾勒词史,以独特的"应体"视角切入,以缜密的哲学方式思辨,以宏观的整体、流变、联系的理念纵横把握,同时认为词体创作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是一个"活动"的过程,进而从"诗词同构"中赋予了词文学以鲜活的生命,并逼近原生的词史样态。可以说,其从"词体"入手的价值诉求,颠覆了词史研究的惯性体例,实现了词史研究的"文化解码",其思维向度与方法镜鉴具有历史路标的意义。

词体学的初步建构——论木斋《宋词体演变史》

木斋治学具有创新的勇气,他将学术追求溶入生命本身,成为一种生命存在的内容和形式。木斋新作《宋词体演变史》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尝试建构了词体学,以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互动关系作为词史发展的终极动力,对词体个案研究作出了新贡献以及严谨的论证方法。这些特点打造了《宋词体演变史》很高的学术价值。

从文学体式与性别文化谈词体的弱德之美

本文着重从文学体式的形式、节奏及其所产生的语境,以及性别文化论析了词体的弱德之美。词体的弱德之美,是感情上的承受与压抑中的坚持,是弱而有德。而词体的抑扬顿挫,吞吐低回,适合表现弱德之美。

推尊词体与开拓词境:论清代的学人之词

清词中兴的特征之一 ,就是出现了大量的学人之词。清代学人强调学问的重要性 ,但并不主张把学问作为表现内容 ,而是提倡学问、胸襟的统一 ,用学问提升修养和人生境界 ,词境也相应地得到了拓展与深化 ,创造出更为广泛深微的艺术境界。

论李白词为词体发生的标志

李白词作的真实性,有诸多史料证明。词体的创制,是李白天宝初年宫廷生活的产物,有着从宫廷乐府诗、宫廷歌诗到宫廷应制词,再到以词体抒发个人情怀的渐进过程。其中《清平乐》为李白所创制,也是词体文学的最早创制;《菩萨蛮》、《忆秦娥》为李白天宝二年秋的思归之作。李白的宫廷词确为词体发生的标志。

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

"词体乃乐府的‘格’‘律’化"或"乐府的‘格’‘律’化而成词",这一命题是对词体生成问题的新思考。它表面上是对古代"词为乐府说"的重申,实际上既强调了词体应为音乐与文学结合较早样式——乐府的直接产物;又揭示了词体与乐府的异同与承继关系,从乐府入手论词体生成方合乎情理;还证明了词体是南朝以后乐府与古体诗、赋、骈文等文体都趋向"律"化这一文体变化规律下所产生的新文体样式。乐府"格""律"化程度是随着声律论的发展而递增的。从齐梁时期出现平仄声律论开始,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可称律词的滥觞;隋唐之际乐府齐言歌辞"律"化完成,而杂言歌辞的"律"化已经出现。乐府"格律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多方面的"营养土壤",如酒令、律赋、骈文等。要解决词体生成这一问题,必须由词体的本质(乐府)入手,抓住其音乐与声律上的特殊之点(原唱乐句或歌辞句式供"格",四声平仄声律说供"律"),方能奏效。"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这一命题,对"燕乐"说、"律词"说、"民间"说等关于词体的界说、词的起源的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