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一体两面——从宋人对东坡词的批评与东坡词论考察宋代的词体观

词的文体特性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 ,难以形成定论 ,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态势 ,是因为宋人对于词体的看法就有两重性。这种两面性 ,最先是由苏轼词体观的两面性所引发。宋代词论中这一具有原生色彩的矛盾 ,一直贯穿到后代的词论中。词论的两面性 ,自然影响了词史发展格局的多样性。而词史格局的多样性 ,反过来又支持了词体观念矛盾性的发展。

从题序看宋人的词体观

北宋著名词人中,有的很擅长题序写作,有的却只是偶一为之,或从未涉足。这种对于题序态度的反差是宋代两种词人——音律家的词人和文学家的词人的分野,同时也是两种词体观的反映:视词为一种音乐形式还是一种文学体裁?南宋这两种词人从表象上看都热衷于题序,但其题序特点所反映的深层的词体观则不同,重视题序的姜派词人其实是音律家词人与文学家词人的合体。

明代词体观背景下的唐宋词接受

明人对词的体性的认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社会文化思潮与词学观念的双重作用下不断推移衍变。嘉靖中期以前的词论仍然延续着宋元词论的余绪,在对词的体性的认识上往往以诗教传统比附词学;嘉靖中至万历中的词学理论既可见传统诗教理论根深蒂固的影响,又能体现"主情"的时代思潮对词学领域的渗透;万历中期以后,词学领域将"主情"的词学观引入对词体本质与功能的探讨,构建起具有晚明卓荦时代特征的词学体性观,并由此体现出对前代词学成果接受上极大的包容性。明代词论一方面支配着明词的创作以及具有明词特色的时代风貌的呈现,另一方面也规定了以唐宋词为主体的前代词学成果在明代传播与接受的具体情形。

吴世昌词体观述评

词体观即人们对词的体裁特性的认识和见解。吴世昌先生充分肯定词的音乐文学特性，从"合乐歌唱"的角度，认为词是不折不扣的宋代乐府；强调词是抒情文学，言情是其"本色"；主张历史地认识词体，批评有些词论家仅站在文人格律诗的立场看待词，吴先生以史学家、文学家的身份论词，求"真"求"美"，而不是如政治家、道学家以政治的、道德的、事功的评价代替历史的、审美的、艺术的评价。这是值得肯定的态度。

明前期词体观的趋俗性

考察明代前期词体创作的主流倾向,可见这一阶段词体观念的时代特征,即具有显著的趋俗性。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词体功能观的世俗性。词体的日常应用渐趋普泛,最为突出的是应酬交际与颂圣应制;一是词体审美观的卑俗性。作品的美学品格渐趋卑下,主要表现为立意的鄙俗庸俗与语言的俚俗谐俗。

明初词体观的诗性特色

明代初期的词体观念具有浓烈的诗性色彩,认为词与诗具有类同的文体特性。主要表现有二:一是重言志之用的功能观;一是尚高雅之格的审美观。这种观念在当时词体的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中都有反映。它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

歌词:苏轼黄州以前的词体观

苏轼贬谪黄州,词作数量达到高峰,文体观念亦此期逐渐形成。黄州以前的漫长创作时期,以倅杭为界,在此以前词作数量极少,词体观比较模糊;倅杭以后,至黄州以前,词作大量涌现,艺术上亦逐渐成熟,但这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将词作看成一种文学,认为她具有独立的文体属性,而仅仅看作歌词。

论刘辰翁词对其词体观的实践

刘辰翁是南宋著名的词人,既存词丰富,又提出了进步的词体观念:一是豪放词独立于婉约词自成一派,二是牵俗入雅,三是词应寄托深切内涵。《须溪词》体现出词人独特的词体观念,贯彻于词人不同阶段词的创作中,因此刘辰翁在词坛中有独特的地位。

北宋文人词体观的演变

北宋文人词体观的演变,体现了文人对词体这一新生事物不断体认的过程。对北宋文人词体观演变过程的探究,有助于了解和把握词体的发展历程以及词体确立文坛地位的轨迹。北宋文人词体观的演变,主要围绕词体文化身份与文化功能的变化及继而引起的词体文人审美情趣的塑造。词体文人审美情趣的塑造主要包含诗词观的激荡摩擦与词体的雅化之路。

试论唐宋词坛词体观的演进——以《花间集叙》《词论》《乐府指迷》为中心

在唐宋词学史上,对词体的认识有一个演进过程:欧阳炯的《花间集叙》之于文人词勃兴的五代,李清照《词论》之于诗词之辨关键时期的南北宋之际,沈义父《乐府指迷》之于词体定型于案头且受到民间曲艺影响的南宋后期,三部文献在这些词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准确地把握了词体发展的新变,对已经形成的当代词体新的特质加以分析概括,并对今后的创作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这三部文献清晰地勾画出唐宋词学史的发展路径,代表了当时词体观的最高成就,具有唐宋词学史上里程碑的意义。

论宋人词体观念的建构

两宋是词体建构定型的主要阶段 ,词体观是两宋词学批评中的核心问题。词体这种配合燕乐而歌唱的音乐文学样式 ,在其产生之初其内部就存在着音乐性和文学性、娱乐功能和抒情功能的内在张力和矛盾 ;正是词体的这一内在矛盾决定了词体的发展必然是“建构论”的 ,亦即词体的本质属性是在宋代文人词和民间市井词的雅俗分流、互动及词体文学创作和批评间互动的动态运动中 ,以“尊体”为目的导向 ,建构发展以至规范定型的。两宋词学批评中先后出现了“破体以尊体”和“分体以尊体”两种推尊词体的阐释思路和意向 ,前者以苏轼的“诗之余裔”说为代表 ,后者以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为代表 ,它们构成了宋代 (文人 )词体建构的两个维度。终两宋 ,文人词虽然主动疏离了民间歌场 ,但未尝脱离音乐本身 ;在词体观念建构中 ,宋人并未以脱离音乐为尊体的必要前提。

王鹏运词律词体观探析

清季词坛大家王鹏运对词律颇有心得,能用自己对词律的独特认识来指导自身创作,词律观通达而敢于突破。王鹏运对词体的典型特点把握得比较准确,对词体的价值和功能有深刻的体认,其词体观本色当行。二者可见出一代词学家的风度气派。

论苏词文体观确立于黄州

苏轼贬谪黄州,词作数量达到高峰,文体观念亦于此期逐渐形成。黄州以前的漫长创作时期,以倅杭为界,在此以前词作数量极少,词体观比较模糊。倅杭以后,至黄州以前,词作大量涌现,艺术上亦渐趋成熟。但这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将词作看成一种文学,认为她具有独立的文体属性,而仅仅看作歌词。

词律的编订与清人对词体特性认知的深化

由于对词体特性尤其是对宋词与宋以后词的音乐特性存在不同的认知,清人展开过作词要不要协律的争论,最终以协律论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清人通常取唐宋旧词中词名相同者相比勘,以得每一调之规范。其中以《词律》与《钦定词谱》的成就最高。这些格律谱不仅被用来指导创作,而且成为清人廓清词之体制、维护词体特性的有效工具。

论花间词在宋金元时的传播

本文消化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理论分析和评价花间词。花间词本为晚唐五代时香软柔美的“流行歌曲”，在宋、金、元的传播过程中，或显或隐，或增值或贬值，发生形象变异，与各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审美风尚及个人审美趣味的差异皆有密切关系。南宋以后，花间词变为纯正文雅、可供诵读的抒情诗，地位得到观念上的提高。历代词人可以不同的标准创造性地接受、学习花间词。

明代词学思想论略

明代词学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严守诗词之别,强调诗言志、词言情和诗雅词俗;在风格的取舍上,崇尚婉约,贬抑豪放;"小道"、"卑体"的词体观居主流。明代词学思想上承宋元,下启清代,对清人的词体观影响较大。作为词学史上的一环,明代词学思想自有其历史地位。

陈子龙词学思想管窥

陈子龙的词学观是其以严肃态度理性思考的结果。他的词学观主要表现于词史观与词体观两个方面。简而言之,陈子龙主张以流利自然的语言和铿锵和协的音律,构成婉媚的意境,以柔婉俊逸的风格与高浑典丽的格调,借香草美人之法含蓄委婉地抒发真情,寄托深刻的风骚之旨。陈子龙的这些理论维护了坠绪已久的唐宋词统,尤其是在明词不振的历史背景下来具体而微地严格维护词体,其理论探讨和建树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存亡继绝的价值。

王国维《人间词话》新解

王国维"境界"说的实质,就是"真实"和"自然"。他的标举"境界",是因为词史上不"真实"、不"自然"的东西太多了。王国维的词史观包含了三项核心内容:一是把词当作"一代之文学"来认识,二是从进化的角度考察词的盛衰之迹,三是从文体自身的角度解释词的盛衰之由。王国维对于词体的认识,是一种文学本体的认识。他的词体观与张惠言的词体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和李清照的词体观相比,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王国维不曾"自悔少作"。他的《人间词话》的局限,主要是"语录体"的局限造成的。

轶事词话的批评理论价值

轶事词话是以记轶事、资闲谈为目的的本事词话,因其缺乏批评理论价值而往往被人忽视。本文列举四个方面,解析轶事词话的特殊价值所在:体现词为亡国之音的思想意涵、彰显时代精神的背景体现、“比兴寄托”说的早期表现、词体观念的认同和演变。要之,轶事词话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也是词学批评和理论的特殊表现形式。

《词源》片论

本文从雅正词体本质观、以姜夔为词美理想范型、讲论词法的得失三个方面对《词源》下卷内容进行了论列。认为《词源》的词体本质观,是对两宋以来文人词和民间俗词分流、互动以及文人词内部变革两方面因素作出的一种主流趋势的凝结,也是南宋以来“复雅尊体”思潮辩证扬弃的必然产物;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以周邦彦为典范和《词源》以姜夔为圭臬,涉及的是雅词内部的不同审美理想,并不是根本的对立;《词源》在入元之后对宋词作法经验方面的概括总结,这实际上也显示着词体文学高峰期的结束,所谓“嗟古音之寥寥,虑雅词之落落”既包含扶正示范的意思,更有为一代文学总结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