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句在唐宋词中的应用及其词史意义

四言句在唐五代词调中呈现由少到多、由简至繁的发展趋势,不仅使杂言词体形式有了创新和发展,也初见词体赋笔铺叙的端倪,为宋代词调中四言句的大量应用开了先河。宋代宫廷音乐与民间俗乐的进一步融合、朝廷政治需求以及民众对新兴的长调慢词艺术形式的喜闻乐见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四言句成为长调慢词的主体句式,为词体建构和多种题材内容的抒写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四言句有质简雅润、声律谐美的天然优势,能优化文律结构,丰富词乐表现力,有着独特的语文特点,它在词体中的生成和发展,对词调史发展、词体建设和词的抒写、审美都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

论渔父词系列词调的发展与词史意义——以唐宋金元词为考察对象

渔父词在发展演进中以张志和渔父体、双片渔歌子体和渔家傲体三大词调为主,此外还有其他以“渔父”相关名称命名的词调。渔父词系列词调在唐五代形成并发展定型,到宋代复杂多变,词调体式和功能上趋于多样化,且出现《渔父》《渔家傲》和《渔歌子》三个词调混淆乱用的现象。金元时期渔父词创作趋于衰落,但亦有词调题名和演唱形式的新变。元代渔父词在功能上作为道教词和题画词广泛流行。渔父系列词调发展史的梳理对揭示部分词体源自声诗的嬗变方式、词作调名与题名的嬗变,以及词调发展过程中以“乐”为主、以“词”为辅的特点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韦庄词的诗学精神及词史意义

韦庄词中具有一定的诗的情思品位和审美质素。他的词最早抒发了士大夫的个人情怀,大量成功地运用了白描手法,呈现出一定的以诗为词或称词的诗化倾向,成为后世文人"以诗为词"的滥觞。"以诗为词"的倾向,为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增添了巨大的弹性和张力,在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韦庄正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和启迪作用的杰出作家,他的筚路蓝缕之功应该得到足够的肯定。

论秦观词的艺术精神及词史意义

秦观词中所占分量不大的较单纯的应歌娱人之制为第一类,虽亦直承花间派风貌特征与价值取向而来,却洗涤秾艳绮靡色调而转趋于清丽柔曼,有的更暗暗透露出开始朝第二类融入的消息。第二类词或径直在习常的恋情别思里写进一己的真实情怀感受,或藉旧有范式以讬寓自我主体的新内涵。这虽在词史中已早具精彩先例,而秦观后来居上,于艺术表现方面多所拓展深化,将之提升到新的高度,它们占了秦词的大多数。第三类亦较少,其向诗化回归的艺术精神与苏轼对词体的革新之举桴鼓相应;唯秦观取径甚偏狭,仅注重到个体人生遭际和感情意绪的抒发,风格沉咽凄怨,是用整个生命悲剧来铸就,并无须再饰辞以成深曲隐约之姿,却最大可能地强化、张扬了词的容量与深度。

论邓廷桢、林则徐唱和词及其词史意义

林则徐、邓廷桢的唱和词,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他们在词中展现了禁烟斗争的艰难历史,反映了远迁西部边陲的苦难历程,既凸显了时代的重压,又使词的创作空间陡然扩大。堪称"词史"。他们具有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真性情、真怀抱、真眼光、真学问,遂能在词的创作中别开天地。

民国中后期女性词的苏辛词风转向及其词史意义

民国中后期女性词的苏辛词风转向非一二个人独力为之,而是以学者型为主体的新变派女词人创作中的一个群体现象。苏辛词风转向发生的根源得益于经历现代教育的女词人,由于受过系统的词学教育,创作中打破了传统纯任性灵的学习填词模式,逐渐形成在一定词学思想指导下的创作实践。苏辛词风转向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时代剧变带来的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间接原因则是词风变革之必然,用苏辛词风欲矫正词坛的"梦窗热"。在这次变革中,苏辛词风转向是女词人在一定词学思想指导下有意识主动选择的结果,并在矫正梦窗词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中,她们提倡的是豪放与柔婉互济。民国中后期女性词的苏辛词风转向在助力梦窗词风的清洗、间接挽救词体被淘汰的危机、推动女性词从附庸地位汇入词坛主流、加快推进女性词现代转型等方面皆有着积极的词史意义。

论后主体的形成过程及其词史意义

后主之词,罕有称之为"体"者,但后主词特色鲜明,影响深远,堪称后主体。后主体形成的过程,大体经历了早期学、早期文人词两个阶段;960年左右开始学花间体,但又融入一些更为浓郁的宫廷气息;归为臣虏之后,写出悲天悯人的以血书者,形成后主体的特有词体。

群体书写及词境拓充——论晚明女性词人及其词史意义

晚明时期女性词人大量出现,呈现出群体化存在特征。群体化存在不仅改变女性词人的精神气质,具有名士化倾向,也改变了女性词人以往个体书写的模式,进而改变了女性词的整体面貌。对于作为整体意义的女性词人,晚明是书写状态从个体进入群体的历史时期,是女性词史的重要发展阶段。

唐五代词中的南方描写及其词史意义——以《花间集》和《尊前集》为中心

唐五代词中有关江南和岭南的描写不仅扩大了词的题材,在词中引入江南和岭南的风物和民俗,而且开拓了词境,改变词的审美风格,使词这种适宜于表达情感的文学形式找到了深厚的土壤,表现出南方文学的特质。从词中对江南和岭南的不同描写可看出唐末五代时人对这两区域的认识程度。这些描绘南方词作多以"无我之境"式的旁观视角进行观察,词的布景由室内转向室外的江边村落,为词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土壤。在某种意义上规定了词的发展方向,在词史上具有独特意义。

从语言修辞看元代浙江词的尚雅传统及其词史意义

元代浙江词语言修辞之尚雅是对南宋词风雅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经过数代词家的坚持和努力,元代浙江词语言修辞的雅化程度不断提高,并于元末结出硕果。词体能历经元明之中衰,而于清代又以浙江词人的努力重现辉煌,元代浙江词人雅化词体之功不可小觑。

从诗词分野看柳永词的词史意义

柳永是北宋第一位专业词人。他不仅在思想上没有看轻看贱词,而且在创作中大大改变了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以来词的狭小格局和境界,在对士大夫情感的抒发和词境开拓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对苏轼等北宋中后期词人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在词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无名氏词中的孤调及其词史意义

宋代无名氏词中的孤调,主要有三种类型:采自民间的新声之调;赋咏本调的创始之调;歌舞相兼的歌舞剧曲。这些孤调的形成,既跟宫廷大曲与杂曲的局限性有关,也受到民间词曲艺术水准的限制。宋代无名氏词孤调的词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创制了一批形式多样的歌舞剧曲,二是反映了民间词曲创作的活跃状态和本真风貌。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与词史意义

宋初半个多世纪里词坛沉寂,在词体兴起与发展的历程中,洛阳文人集团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文学群体由于幕主钱惟演的倡导提携,诸文人才士的应和参与,形成从容闲暇、文酒诗会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以歌妓为中介的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的词体运行系统。钱惟演、谢绛、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等集团主要人物均有词作问世,不乏词史价值。尤其是欧阳修,他以洛阳为起点,创作了为数甚多、质量颇高的词作,并受到洛阳文人集团的极大影响,最终成为宋初四大词人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宋词的发展进程,深刻展现了洛阳文人集团的词史意义。

论沈祖棻联章组词的词史意义

沈祖棻用联章组词的形式创作的大量词作表现了词人在乱离岁月之中面对亲人间聚散无常的感叹,渗透了无尽的江山之感和故土之思,是词人流亡生涯的真实记录,也是词人悲懑心境的真实写照。尤其是以联章组词的形式抒写的大量关于时事政治的作品,成为沈祖棻的词作区别于传统词作的有力创举,既扩大了词的创作内容,提高了词作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又从多个侧面为我们保存了历史的真实,极具词史意义。

正变斯备:吴锡麒的词学理路及其词史意义

吴锡麒提出的“正变斯备”词学观,即以雅为正、“纵横见赏”,并在言词、填词及评词方面凸显其词学内涵,承袭中出新变。它的提出,既有时变的引动,亦有乾嘉词坛的影响;既有浙派发展情况的催发,也有吴锡麒的个人因素。“正变斯备”作为王昶深入雅正、郭麐以性灵变革的过渡,发挥了其词学作用,又一定程度救偏补弊,保持浙派活力,具有词学史意义。

文学作品的流行性与经典化探赜——兼论顺庵词的词史意义

风行一时却终归阒寂的作家作品很可能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史意义,南宋高宗朝的宫廷词人康与之及其顺庵词正是其中典型。顺庵词在南宋风靡朝野,在元明清及近代热度降低但仍不乏关注,于现当代陷入冷落。康与之所代表的当时的宫廷词人群体创造了宋代宫廷词的两大高峰之一,在南渡词坛也占据重要地位。他传承柳永、周邦彦成为本色词人的代表;并对怀古题材和小令体式有所拓深。由盛转衰的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形成一种现象,他们遭遇冷落的内因是作品内容的功利性、艺术的因袭性,外因是历史书写对人物形象的负面塑造、古今关注重点和价值取向的转移。考察顺庵词的地位丕变有助于理解流行性与经典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文学史生成过程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交互。

明清之际词的中兴及其词史意义

自明天启至清康熙前期的半个多世纪里,数量众多的词人跨越明清两代,在同一风会所趋下相继而起,前后呼应,传承有序。他们一方面怀抱末世之心和故国之思,创作了一系列既不同于以往明词、又有异于康熙后期词风的感事性空前凸显、力度美空前张扬的"变徵之音";另一方面在词学主张和创作风格上,改变了造成明词衰落的唯《花间》、《草堂》是从的单一化取向,开创了多元化格局,谱写了词的中兴历史。从文学史意义观之,这段历史既不属于明代也不属于清代,它标示了中国词史上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具体佐证了文学发展与朝代更替并不同步的事实,也告示了中国文学史以朝代史为框架的叙写模式的缺陷。

柳永“屯田体”的特质及其词史意义

柳永以其崭新的"屯田家法"创造独具艺术风貌的"屯田体"。"屯田家法"既吸纳赋体的铺叙或叙事因子,又以代表词乐音拍的去声虚字为领调、以双声叠韵做烘托。三者相辅相成,构成"屯田体"以展衍铺叙、繁缛披纷、情韵傍流为风格形态,以雅不掩俗、俗不伤雅、雅俗并陈为审美内涵的体性特质,在蕴藉含蓄、情韵简要的小令外,别创一种"词家正体",但遭到不少论者的非议,或斥之为"声态可憎"的"俳体",或认为"韵终不胜",这些非议均为"不晓文章体裁"所致。事实上,"屯田体"因具备慢词的"规范体系",广为词家所采用、传播、变化,在词的演进历程中,彻底打破唐以来小令独霸词坛的格局,全面开启慢词与小令联镳竞逐的历史。

花间词的规范体系及其词史意义

在以乐工歌伎歌舞表现为娱乐形态的宴乐风尚的驱使下,以温庭筠为首的花间词人将宫体诗中唯美化、形式化的女性形象,以及"艳情"与声调、创作方法与艺术风格等多种元素"移植"到新兴的音乐文学样式词体之中,形成抒情内容普泛化、表现风格类型化、创作主体"他律"化的创作惯例,从中建构花间词的规范体系。其规范体系因具有普适性趣味原则和艺术效应,也因赋予花间词潜在性抒情功能而成为一种经典性艺术范本,为历代词人所认同和采纳,谱写属于"本色"之词的历史。

论“伤心词人”项鸿祚的创伤言说与词史意义

性格内向、忧郁、敏感的项鸿祚长期遭受创伤记忆的侵扰,造成了内心世界的严重失衡,试图通过文学书写来抚慰内心的创伤。他在《忆云词》中言说创伤时尽量将原始事件去情境化,使个体性的创伤记忆泛化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符号。如此,读者就能从中得到相似性的情感体验,引发共鸣,产生认同。项鸿祚的创伤言说是情感的自然表露,不故作姿态,不刻意求雅,并对情感的宣泄加以控制,形成一种幽涩沉郁的言说效果。在生气剥蚀、风雨如晦的晚清社会,项鸿祚的伤心言说契合士子们的幽愤心态,也符合常州词派对词体情感特质的认知和对"寄托"理论的阐释需要。所以在谭献等人的发现与推荐下,晚清词坛逐渐为富有才情却英年早逝的项鸿祚树立起了"伤心词人"的经典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