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前期词坛中心与边缘的共振——以闽词作家丁炜为中心

在清前期词坛中心众派争流的同时,处于词坛边缘的词人不仅深受主流词风的影响,也以其独特的个性风格和地域特色参与词学建构的进程。作为闽词代表作家的丁炜博采两宋词家之长,小令慢词兼擅,又有所取舍融汇,与当时词学精神深度吻合;其词作选调和音律也很有特色。放在清代词学复兴的大背景下观照,其艺术风貌不仅反映了清前中期词学演变的轨迹,具备一定的范本意义;其与当时词坛的互动交流更是提升闽词在清代词史上的地位,也显示出清前期词坛中心与边缘共振的内在机理。

学海堂与晚清岭南词坛考论

学海堂词人群体指的是学海堂师生或因地缘、血缘、学缘而参与学海堂词学活动的词人集团。由于其成员之间在地缘、血缘、学缘上的密切联系以及学海堂崇尚“实学”的词学价值观,注重朴学课业的词学养成和稼轩词风的受容与宗奉先贤的审美导向,使学海堂词人群体的词作和词学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创作上继承岭南先贤崔与之、李昴英等词家创辟的“雄健”岭南词风,拓展词体纪史言志的功能,也因为受浙派和常派词风的影响,呈现“清雅”和“雄健”并存的特色;理论上“推尊词体、重视词律”,在词作和词学上具有浓郁的词史意识和学人本色。学海堂词人群体人数众多,在晚清传承流衍不断,成就卓著,在晚清词史上起到引领粤词及岭南词学的兴盛与转向的作用,其对晚清词坛及整个近代词坛的功绩不可磨灭。

宋代福建词坛论析

宋代福建词坛趋于鼎盛,南渡和南宋时期词人辈出,大部分词人出身进士,主要分布在闽北、闽中地区,这既源于当地文教的昌盛,也源于当时的政教格局。宋代福建词坛爱国词人异军突起,展现出赤忱的爱国热情与崇高的人格气节,词风慷慨雄迈,接近豪放词一派。宋代福建词坛的爱国情、豪迈意影响深远,在晚清民国又掀起豪放词高潮。

婀娜清刚相济美——论徽宗、高宗年间词坛之演变

徽宗年间出现了“宫廷御用词人”和“废罢居家词人”两大类群。以“大晟词人”为代表的“宫廷御用词人”,多写艳情,表现为“雅化”和“俗化”两种创作倾向。在政治上受排挤的“废罢居家词人”,不自觉地接受苏轼词的影响,表现为“诗化”的创作倾向。高宗年间词坛之创作,是对徽宗年间词坛直接承继的结果。徽宗年间词坛“雅化”、“俗化”、“诗化”三种创作倾向,在此时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表现,或变迁消失,或长足发展。艳情词作为宋词的主流创作倾向,依然占据词坛半壁江山。而且,其受“大晟词风”影响之处,历历可见。另一方面,接受苏轼词风影响已经转变成为当时词人们的自觉文学行为,“亡国的哀吟”和“救国的呼号”是他们创作中的主调。这类风格的歌词已经壮大到足以占据另外半壁江山的地步。

近百年港台及海外女性词坛综论

无论从地缘、时代抑或艺术特质等维度着眼,香港、台湾及海外女性词都是近百年词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此一时空断限下的女性词,大致可划分为由张纫诗、潘思敏等领衔的香港词场,以琦君、张荃等为代表的台湾词界,以及包括李祁、张充和等在内的海外词坛。此中词家面目各具,佳作琳琅,组构成不容轻忽的创作阵营。而其间结社、唱酬等文学活动,也因女性词人的参与,焕发出古之未有的异色。

统序的建构与清代词坛的经典化进程

浙西、常州两派都以宋代典范词人为核心来建构统序,这些典范词人在支撑清人流派之正统性与理论渊源之深厚性的同时,自身也实现了在清代词坛上的经典化建构。而在流派博弈和理论交锋中,这些经典词人又会随着统序的调整发生变更,显示出流派的选择与排斥在经典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两派后人还都以本派的优秀词人来续接宋词统序或者新建本朝词统,以此来显示流派的延续性与生命力。这是在尝试性地进行清词经典化的建构。可见,统序的建构与典范词人的经典化进程之间存在着互为表里、同步进行的密切关系。通过历代经典词人来建构统序,清人不仅继承了唐宋词的艺术传统,还发掘了本朝词的高妙与创新,并用这些经典来为学词者指示门径,从而有效推动了清词艺术的发展与清词中兴的进程。

论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创作力量构成

在清代词史上,蜀中本是薄弱地带。漫漫二百年,仅清初先著、清中叶李调元稍有名而已。清末民初,蜀中词人群体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本文以朱德宝、赵熙、冯江、李穆宣、林思进、周岸登等为例进行个案剖析,意在凸显各词家特点的同时,展现这一时期巴蜀词坛的整体风貌。其中特别指出赵熙面对忧患时世,其所谓"不知而作"、"自鸣其秋"首先是不能已于言,其次在艺术宗法上也必然不束缚于某家某派,而是自求情性之适,从而蔚然为西川词宗。林思进感时伤乱,词集中的田园题材不仅多,且佳作琳琅,足为辛稼轩、陈迦陵、陆震、郑燮以来的"田园农事词史"生色。而周岸登氏虽不免晦涩好奇之病,其才也有难副心志处,然而笃力为词,敢拈大题目,风格也力求变化不拘囿,百年蜀中,其位置当居香宋词人之次席。他们构成了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主要创作阵容。

略论孙光宪词对北宋词坛的影响

孙光宪的词创作在晚唐五代词坛是很有特色的,其最大的艺术特征便是洋溢于其中的勃勃生机。这一特质使得其词作无论是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极富个人风格,并给北宋词坛以一定的影响。在遣词造句方面,孙光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虚词、叠字、象声词及俗词的运用上;在布局谋篇方面,孙词中“跌宕起伏”、“一唱三叹”的艺术特色在很多北宋词作中都能看到;而孙光宪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更是给北宋的一些词加以极大的启示。因此,孙光宪在唐宋词发展史上应占据一个较为重要的地位。

“江村唱和”“广陵唱和”与清初江南词坛稼轩风的演进

康熙四年发生的"江村唱和",促进了稼轩风在江南词坛的兴起和传播,是江南词坛词风由婉约转向豪放的一次标志性唱和活动。康熙五年发生的"广陵唱和",推动稼轩风逐渐成为江南词坛乃至清初词坛创作的主流。"江村唱和"与"广陵唱和"分别调寄《满江红》《念奴娇》,是由唱和所抒发的情感性质决定的,也与词调及韵脚具有的抒情特征密切相关。从"江村唱和"到"广陵唱和",清晰地反映了江南词坛稼轩风的流变轨迹,在清初稼轩风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认识意义。

咏物:朱彝尊与乾隆词坛——从《茶烟阁体物集》到《和茶烟阁体物词》

朱彝尊的《茶烟阁体物集》对乾隆词坛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茹敦和的《和茶烟阁体物词》主要着眼于朱集延续《乐府补题》唱和、追求创作难度、追随特定的写艳风气三个方面,是清词走向学人词的重要表现之一。茹敦和对朱彝尊咏物词追求传形、展露才学以及比兴寄托等特点都深有领会,但其学习或模仿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努力表现出自己的个人特色。同时,乾隆年间朱彝尊的地位更加明确、稳定,茹敦和的和作不仅顺应了这一趋势,也促使朱词更加深入人心。在中国文学史上,唱和往往是引导探索深入、促进风格形成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乾隆词坛的唱和活动,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茹敦和的这卷和作,也就具有了多重含义。

论晚清词坛“常”、“浙”两派的共存与交融

"常州词派"崛起后,"浙西词派"无论在理论倡导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影响都没有消失。作为一个在词坛存在很长时间的流派,一定有其合理性,这是"常"、"浙"两派共存与交融的基础。但浙派毕竟是强弩之末,厉鹗之后再无大家,这种态势决定了两者的共存与交融是以常派为主导。

况周颐词的创作流变与近代词坛风会

况周颐传世有《蕙风词》等词总集3种、别集12种,现存词作460余首。他一生的词创作及风格凡三变:初无师友研讨,为词囿于小我,抒发性灵,轻倩纤艳;中岁得益于王鹏运规诫,融入主流词坛并成为词坛主流,所作依"重拙大",寄寓身世家国之感,柔厚沉郁;晚年与朱祖谋切磋,回归自我,词抒遗民哀思,声律与体格并重,凄艳浑成。况氏主要取法周邦彦、吴文英、姜夔、史达祖,融合南北宋词之长,将浙西、常州词派合一,体现了传统词学在近代的发展流变与最后的辉煌。

著姓望族与明末词坛——以嘉兴钱氏为例

明清两代,江南诸府出现了众多著姓望族,各著姓望族在当地、江南地区乃至全国皆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针对其在词体创作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以明末嘉兴钱氏为例,通过研究,发现其族在明末词坛的交流与互动、词坛盛韵的铸就、词学观念的接受与反拨、词风的丰富与深化等方面都充当了重要角色。由此我们认为,明清两代出现众多著姓望族与词坛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对词坛有着重要作用。

柳洲詞派與詞壇中興

天啓、崇禎之間,柳洲詞人羣始以詞派的身份出現,後一直活躍於清初詞壇,歷時半個多世紀。大致前期以王屋爲盟主,後期以曹爾堪爲領袖。崇禎九年(1636),隨着王屋、錢繼章、吴熙、曹爾堪四人《詞箋》系列的刊刻問世,該派確立了惟"性情"是從,以"可騷可賦"、"可羣可怨"爲價值取向的詞學主張,擁有了共同宣言,在崇禎詞壇與雲間詞派雙峯並峙,各具風采。在王屋、曹爾堪先後主盟下,柳洲詞派不僅形成了以"清"爲特徵的閑澹秀脱的主導風格,而且率先開啓了始於蘇軾、盛於南宋的"非本色"的"變調"之風,與陳子龍至清初"本色論"者遠紹唐五代北宋的"正體"相並而行,交相推進了明清之際的詞壇中興。

辛派南传与广东词坛主导风格之确立

辛派南传是与"苏学北行"同样值得关注的词史现象,广东是辛派南传指向中需要给予特别注意的一个点。南宋是广东词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期,最重要的标志是,深受稼轩风影响的岭南雅健词风在此期间正式形成,并完全定型,成为广东词坛基本上一以贯之的主导风格。明末清初,广东词人对稼轩风的接受受国是剧变的外在推动而达到高潮,多种因素交融之下形成的雄直文风开始上升为广东一地特有的文学风尚。中清以降,浙、常二派先后入主广东词坛,辛派南传汇入其中,兼以不间断地受到主要来自于本土词论方面的强化,成为粤东词统稳定的受容成分。以理清辛派南传的大致脉络及其相关问题为线索,有助于从一个特定的侧面扫描全粤词史,尤其是明了广东词坛主导风格之确立及其源远与流长。就此意义而言,当宋词研究总体上渐趋进退维谷之际,基于全史域的区域词学研究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学术选择。

略论乾隆词坛的词学面貌——以袁枚词学活动考论为中心

考索袁枚的词学活动及灌注其中的词学观念,可以为从一个侧面揭示乾隆词坛的词学面貌提供帮助。袁枚的词学活动及与之相关联的词学观主要见载于其《随园诗话》,其中词学活动大致包括以词交游酬赠、搜罗词作并录入载籍、创作与词有关的序文等三个方面,词学观则基本上笼罩于其"性灵说"诗论之下,均能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个体特征与时代特点,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赠柳”词与汪懋麟的词事追求——兼论王士禛词坛影响之另一面

题赠柳敬亭的《贺新郎》、《沁园春》两词,是汪懋麟康熙九年的代表作。它们表达了词人对柳敬亭的致敬之情、劝谏之意,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同时也是其稼轩词风确立的标志,曾得到曹尔堪、周在浚等并世名家的唱和与肯定。"赠柳"之作不仅显示出了汪懋麟的文学个性——在"评柳"的问题上敢于与师相左,而且反映出其词学创作姿态之积极,终使其成为广陵词坛"后王士禛时代"的代表作家。但自康熙十五年《锦瑟词》刊刻出版后,汪懋麟即较少涉足填词,在"诗"与"词"的文体抉择中最终淡出了后一领域。这既是其师王士禛"避词"态度长期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王氏神韵诗论成为主流话语后影响力所及的具体表现。

徐士俊词学观的发展与明末清初词坛

徐士俊作为明清之际一位重要的词人,参与到明末清初整个词学变革的始终,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明代末期,他和卓人月以《古今词统》开始反省明代词学的弊端并采取行动,以广开词路、纵横古今的宏阔气魄,开拓了词学界的审美视野,为清初词学进一步发展作了基础准备;顺康时期,徐士俊继续进行着自己的词学思考,更明确了自己的词学观,其中突出词之本体特质、强调"情"与"致"的融合、词需婉丽且具风骚之旨等词说,可以说是他继续顺应词的发展时运并以此呼应清初诸词人群,也可以说是他凭借着先行者的威望在用这样的观念影响着清初词坛。

《浮玉词初集》与清初东南词坛

《浮玉词初集》3卷,叶光耀著,是浙江图书馆所藏的一部稀见词集。该集的编纂经过6位著名词人之手,且评点者多达157人,是研究清初词学的重要文献。该集不仅对研究清初词集的编纂与流传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杭、湖之地的词人群体研究,尤其是吴兴词坛与西陵词派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元祐词坛词之功能论

关于宋词功能,很多论者持遣宾娱兴的观点。事实上,北宋元祐词坛已经在理论上有了与此不同的阐发。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情志兼融论,即词既可表现个人情感、甚至男女私情,也可抒发各种志向或抱负,也可将情与志融合起来抒发个人内心世界。这是一种开放的功能观。二是比兴论,即以诗歌理论来论词的托物寓意,元祐不少词人都有论及。三是温柔敦厚的讽谏论。元祐词人在词的讽谏理论时,把诗歌温柔敦厚的特征融在其中,从而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功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