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词学思想的内涵与意义

晏殊是北宋初期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以词著称于文坛,有“北宋倚声家之初祖”的美誉,存世有《珠玉词》,存词138首。晏殊虽然没有独立的词话,但是从他的词作及其与当时词人的交往中,可以看出其词学观点。晏殊在词学实践中,表达了鲜明的词学思想:“尊体”的创作立场,“尚雅”的美学追求,“尚理”的情感基调。晏殊的词学思想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词学思想探析

《四库全书总目》的词学思想主要涉及词之体格、音律、审美等。对词体的认识,《总目》将词体来源与文体演变的理论结合起来,认为词体品格卑微。通过推崇合律之词和依照词律进行校勘,《总目》体现出合辙入律的词学思想。在对词家词作的评价中,《总目》流露出清雅婉转的审美思想。三者统一于传统的诗教思想。

周密《效颦十解》与南宋两浙词学思想建构

《效颦十解》是周密在宋亡之后创作的联章拟效词,被收入自编词选《绝妙好词》。该组词依次拟效了花间、辛弃疾、卢祖皋、史达祖、张辑、孙惟信、赵汝茪、吴文英、龟溪二隐及施岳,通过互有异同的拟效策略,留存并勾勒了以两浙江湖词人为核心的南宋四代词人图景,有效保留了周密师友群体的词作、词法及个体生命。除此之外,周密还将南宋故实与个人闻见融于这组拟效词中,使其能够全面承载故国之思,展现了“词史”意识的萌芽。这些文本内蕴在《绝妙好词》中有着更为丰富细致的体现,与《效颦十解》构成了强烈的互文性。此外,《效颦十解》拟效对象的四个代际分布,还在结果上叙构出了一道南宋两浙江湖词人统绪,成为清代浙西词派词统建构之滥觞。

叶嘉莹的词学思想和创作

叶嘉莹先生以毕生精力研治中国古典诗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参透古今词心,将词心之“真”视为其“兴发感动”理论的本质,是她词学思想中最为宝贵的方面。除此之外,关于词体的美感特质、词的发展流变、用西方文学理论诠释中国传统词学等,她都有自成一家的思想。在创作方面,真淳的迦陵词是女性词的典范,既富含感发的生命力,也富含她最为推崇的“弱德之美”。深入探究叶嘉莹先生开拓的词学境界,对我们当代词学建设大有裨益。

论明代安徽词学思想

以“环太湖词圈”为核心的江南词学可谓明词重心,而明代安徽在行政区划、地缘和文化上与江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词学思想与江南词学主流异同互见、富有特色,主要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词体地位上总体上认为词为小道;风格旨趣上倾向柔靡近俗,且认为词曲演变与风格是受末世风气的影响;内容上主张陶写性情,抒发真情实感;功能上提出了缮心颐德、风正教化的期待。明代安徽词学思想与江南词学主流的离合间展现了明代词学的丰富与多元。

论沈岸登的《黑蝶斋词》及其词学思想

沈岸登是浙西词派六家之一,他一生未曾入仕,周游多地,寄情于山水,好交友唱和,于浙西六家中最具隐逸风,不同于众多深受科举思想熏陶的传统文士。其家学深厚、性情淡泊,虽一生贫苦,但依旧处之晏如。受家学、个性和经历的影响,他的词作呈现出清隽的风格,词风清新淡雅,也不乏清冷幽静的一面。此外,沈岸登的词讲究用典,抒情含蓄,寄兴寓情,具有不流俗的艺术风貌。其词作大部分收入《黑蝶斋词》,并刻入《浙西六家词》。沈岸登虽然没有专门的词学思想阐述,但他标举“清空”“醇雅”,推崇姜夔、张炎,重视韵律、崇尚雅正等,这在其词作中皆有所体现。沈岸登所推崇的词学观既践行与强化了浙西词派的词学思想,也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其词可谓学姜氏而得其神明者矣。沈岸登并未停留在模仿层面,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积极创新。从清词史来看,沈岸登既是浙西词派功不可没的奠基者之一,对浙西词派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初词坛的风气。在清初词坛香弱和豪宕两种传统词风盛行的背景下,沈岸登依旧保持着自身在词学观及创作上的独特性,彰显着鲜明的个人风格。

近代惠州词人李绮青的词学思想研究

李绮青是清末民初广东地区极为重要的一个词人,其不仅创造出极富个性化的清迥绵丽、凄婉沉郁之词风,而且还提出一套门径广阔,尚性情、重寄托,追求典雅清致的词学思想。李氏词学思想的动态生成得益于多种因素的角力,词学交游及地域化词学传统赋予其根基,词坛思潮衍变、个人经历及文学客观实践间的交互影响又使得其持续衍变发展。而这种词学思想,不仅促进了李氏浑融多变的词作风格的形成,奠定了李氏的文学地位,而且还凭借其开拓性,汇入近代词学思想变革的潮流中。

王初桐《小嫏嬛词话》中的浙西词派词学思想

王初桐是浙西词派中期重要词人,其词论《小嫏嬛词话》集中反映了他对浙派词学思想及浙派词学观的接受与继承,具体包括:推尊南宋姜夔、张炎以及浙派宗主朱彝尊,主张“雅正”“清空”,重视音律,推重南宋,推崇咏物传统。其词学思想亦促进了浙西词派的经典化。

从王昶词学思想看中期浙派的新变

王昶的词学思想尽管来源于朱彝尊等早期浙派词学家,但由于时代的变化以及词学家个人性格、身份等原因,也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集中表现在对"雅"的含义的理解、对雅词创作的环境要求、对词的功能定位的认识以及其他一些创作的细节上。这些差异体现了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对词创作的不同要求,也体现了社会统治意识对词学领域的渗透。这种差异性虽然以王昶等词学家个人的词论形式表现出来,但本质是中期浙派理论在乾隆年间的新变。

谭献的词学思想

谭献的词学思想明显体现出从嘉道时期向同光时期过渡的特点。他对张惠言和周济既有继承之处,又有改造变通之处。“柔厚之旨”,是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词之内蕴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前人词学创作主张基础上,他提出了“潜气内转”与“一波二折”之说:“幽涩”之美与“虚浑”之境是谭献对词美感特质所作的新的归纳和总结:谭献虽然丰富、发展了常州词派的读者接受理论,但由于其浓重的政教说词观念,其词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读者自由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对此要客观地加以评价和分析。

缪钺对王国维词学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缪钺先生是20世纪享有盛誉的词学家。他的主要成果,不在词籍的整理与词人年谱的编撰,而在词论的探索、词史的总结与词人词作的分析评价。他一方面继承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一方面又吸收了常州派词学的某些合理成分,从而弥补了王国维词学思想的不足或缺失,丰富和发展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他通过对词的文体特征的准确描述,对“无我之境”的合理解释,对南宋词的公正评价,对“寄托说”的深入探讨等等,解决了20世纪词学史上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成为继王国维之后最有深度的词学批评家。

论宋翔凤词学思想及其意义

宋翔凤继承了张惠言以“比兴寄托”为核心的词学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修正与发展。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论词的着眼点由读词时挖掘“微言大义”转向作词时的抒发感情;二是比较注重词的体性特点。在常州词派的发展过程中,宋翔凤起了承前启后的中继作用。

周济的词学思想

周济词学思想较前人更全面亦更准确地揭示出词之美感特质。其“词史”说强调词应反映与时代盛衰相关之“感慨”,极大拓展了词之内蕴的表现范围 ;其“有无寄托”说与“寄托出入”说则从艺术构思与运笔方法等角度总结了词创作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点 ;周济将能否引发接受者之自由联想作为其评词之理论与实践的最高准则 ,提出了重视接受主体的鉴赏思想 ;而“空实”说与“浑厚”说则说明其词学观念中已具备词中另有“境界”的初步意识 ,可视为词境理论最早之萌芽。

从《花间集》编纂标准看《花间集序》“清雅”的词学思想

《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文人雅词选集,无疑具有规范词体的作用。它的“清雅”标准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它的词人、词作以及词作的题材、情感都是经过选择的;其次词作的题材以言情为主,其他各类题材多是从言情派生的。欧阳炯赞颂了赵崇祚“清雅”的编纂思想,但《花间集序》却是用骈体文来表现抽象的词学理论,其间还有遗漏和讹误,因此比较难读。我们认为从《花间集》编纂标准来探讨《花间集序》的词学思想,也不失为一条可靠的途径。

陈廷焯词学思想的偏颇性与合理性

陈廷焯在探求词中本原问题上，存在着诗学精神的本初理念和词体艺术的本性观念之间的矛盾。他论词要“洞悉本原，直揭三昧”，看似揭示了词体的本质特性，而实际上只是在寻觅传统诗教的艺术精神。这种矛盾使得陈廷焯词学思想呈现出明显的偏颇性和一定的合理性。

论《绝妙好词》对词学思想的影响

周密编纂的《绝妙好词》一书,对前辈词论家沈义父的词学观有所酌取,又因与张炎论词主张相通,故为张炎之《词源》以及传张炎词法的陆行直《词旨》所取材。这部词选对清代词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所昭示的"南宋体"词;对词选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开宗立派。自《绝妙好词》后,一种新的选词型态———选派词选确立,即通过选词确立宗派阵营。

李之仪词学思想探微

词论发展至北宋后期 ,进入了成熟阶段。这个时期词学论坛上的重要议题是关于词的本质特征及本色论的讨论。李之仪以其独立思考与积极开拓的精神 ,表明了自己的词学思想 ,即 :以花间为宗的词体特征论、铺叙展衍 ,备足无余和“语尽而意不尽 ,意尽而情不尽”的审美理想、才情并重的创作本体论。他的词学思想具有历史进化的意识 ,形成一种具有一定张力的动态性结构 。

明代词学思想论略

明代词学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严守诗词之别,强调诗言志、词言情和诗雅词俗;在风格的取舍上,崇尚婉约,贬抑豪放;"小道"、"卑体"的词体观居主流。明代词学思想上承宋元,下启清代,对清人的词体观影响较大。作为词学史上的一环,明代词学思想自有其历史地位。

论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

有清一代,词派纷呈,词学极盛。纳兰性德虽未开宗立派,标举词张,但散见于他的诗词作品、杂识笔记、书信序文中的词论观点是清代词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可以梳理为以下三个方面:尊词体、重寄托;主情致、崇境界;显个性、求独创。

元好问的文化立场及词学思想

元好问站在华夏文化守护者和传承人的立场上,在金元鼎革之际,救世活人,存文保道,积极促进了蒙元政权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显示出一种了不起的器识和境界。正是这种"文化大于种族"的立场,使得他的词学思想包蕴古今,兼容百家,无论是其词主"情性"的创作主体论,渊雅深厚的艺术风格论,还是"言外"与"滋味"的欣赏接受论,以及以词传史的审美功能论,都显示出元氏词论开放和圆通的多元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