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闻礼《阳春白雪》之词学观

《阳春白雪》作为现存八部宋人的宋词选本之一,其价值非常高。它是南宋社会与编选者共同努力的产物,具有独特的词学观,具体表现为:一为婉正豪变,雅正之词的风格倾向;二为以南宋后期的江湖词人为重心的选人倾向;三为闺情词数量为最丰的题材倾向。透过其词学观,能够补充当前对江湖词人的研究空缺,加深对南宋词坛中下层文人的认识,更加深入地了解南渡后的宋朝文化。

论王船山词学观

在当前王船山文学研究的领域,船山词研究相对船山诗学研究较为薄弱。而在船山词研究领域中,词学态度的研究则一直较为冷门。探讨船山词学观对于研究王船山在文学领域所表现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情怀有很大帮助。文章将侧重研究船山词学观的内涵,从船山词的内容分析入手,结合船山词对前人文学思想的接受,探讨船山词学观在文学等方面上的价值及对后世的影响,为船山词的词学观研究提供一点理论的参考及借鉴。

论宋代理学家词学观及其创作特点

词在进入文人创作领域之后，在渐趋雅化的过程中，逐渐被正统儒者所接受，理学家也都普遍染指词的创作，且对词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由此产生的独具特色的理学家词学观与有别于宋词主调的理学词派则又不可避免地对整个词学发展进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渗透和影响。一般而言，北宋理学家大多对词持坚决否定态度，涉足词的创作者亦少；南宋理学家对词的态度大多较为通达，对具有充实内容并发挥社会功用者甚至大加赞赏，自身也大量涉足词的创作，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作品。

论曹溶的词学观及其在浙西词派中的地位

曹溶作为清初的著名词人,对朱彝尊、梅里词派和浙西词派的影响甚大,朱彝尊的论词宗旨,不少与曹溶相合。朱彝尊论词宗南宋,就得之于曹溶。本文试图从词学理论之间的异同,来分析曹溶与朱彝尊及其他浙西词人之间的词学渊源,并进而确定曹溶在浙西词派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国维与胡适词学观异同辨析

迄今为止 ,人们在论述王国维与胡适的词学观时存在着一种值得商榷的倾向 ,即不少学者多立足二者的共同之处 ,对二者的“同中之异”辨析不够。实际上 ,两人词学观的性质、目的、渊源乃至所采用的观念、方法以及话语等都有所不同。辨析王、胡二人词学观“同中之异”不仅仅有利于澄清20世纪词学史的误会 ,更重要的是向人们揭示20世纪学术史存在的两种模式。

论“词为艳科”的词学观念

在我国文学史上，周秦以来，诗文一直占据着正统文学的地位，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诗以言志，文以载道，体现着主流意识形态所赋予的价值和功能。而词这一起源于唐，滋衍于五代的新型文体，由于其初始阶段价值取向与传统诗教的背离，直至宋代一直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

论王世贞的词学观

王世贞以“乐府”观念论词，注重词体原生态。他首次对词体“正变”概念进行较完整的阐述，并以“一代之文学”观念论词体盛衰，另一方面又重五代北宋而轻南宋。他认为词应“近情”、“近俗”，同时重视词的语言艺术美。他卑视词体，以词为“诗余”，为游戏消遣之具，是站在正统文学立场上的词体价值观。其词学观既有精辟深刻处，又有偏激主观的一面，对中晚明词学观念及词风都产生较大影响。

明代前期词学观探析

明代前期,由于文化政策的影响,明人的词学观念呈现出与中后期不同的面貌。一方面,它上承宋元词论传统,强调词体的比兴寄托与教化意义,赋予词体厚重的诗教色彩;另一方面,明中后期词坛上争论的有些词学命题在此期已经被提出。对明代前期词学观念进行深入的探析,可以促进对明代中后期词学理论的研究,进而理清明代词学的发展走向。

影响与误读:北宋词学观之文化观照

“艳词”与“小词”、“本色”与“诗化”是北宋词学观的两对最主要的理论范畴 ,前一对范畴体现了北宋文人对词之体性与价值的误读 ,后一对范畴则是北宋中后期对词的本体误读的结果。北宋词学及其观念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导源于他们那种建构在误读的基础上的词学观 ,而此种词学观念的深层根源则是当时以复归的儒家文化为价值指向的士人人格与主体精神的冲突。对这种深层文化根源的追寻与观照对于准确把握北宋词和词学的发展进程有重要意义。

徐士俊词学观的发展与明末清初词坛

徐士俊作为明清之际一位重要的词人,参与到明末清初整个词学变革的始终,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明代末期,他和卓人月以《古今词统》开始反省明代词学的弊端并采取行动,以广开词路、纵横古今的宏阔气魄,开拓了词学界的审美视野,为清初词学进一步发展作了基础准备;顺康时期,徐士俊继续进行着自己的词学思考,更明确了自己的词学观,其中突出词之本体特质、强调"情"与"致"的融合、词需婉丽且具风骚之旨等词说,可以说是他继续顺应词的发展时运并以此呼应清初诸词人群,也可以说是他凭借着先行者的威望在用这样的观念影响着清初词坛。

论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中的词学观

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以传统的以诗论词的形式,评骘词人之创作,实可视为一部论述自唐代敦煌词到晚清词之源流正变的简明词史。从中也可窥见夏氏作为词史研究者与词人的词学观。夏氏以敦煌曲子词为词的起源,强调词的民间起源;同时将词与国风的传统连接起来,明确地体现出诗词一脉的词学观。在词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也更强调前者,认为对词作之高下的评判,当以反映社会生活之深度和广度为标准,并以此来贯穿整个词史。这一观念,就词学史而言,体现出一种革命性。实际上是沿着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思路,但持论更加谨慎有据,且主要着眼于内容和境界,不同于常州派主要着眼于兴寄的表现方法上。

“闲人”雅歌——欧阳修词学观浅析

从《西湖念语》及词体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出欧阳修的词学观念,即合乐可歌的体性、"聊佐清欢"的功用及"闲人"雅歌的审美理想。在词体文学音乐性、功用等方面,欧阳修与当时人们的观念毫无二致,不同的是他对创作主体审美情趣的重视,这体现在他的创作与作品整理上。欧阳修的词学思想与宋人文化高涨不无关系,有别于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所主张之"雅"。欧阳修的词学观念与其创作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他在遵循词体体性的基础上提升了词的品格,为苏轼、秦观等词人提供了艺术典范。

论况周颐对王鹏运“重拙大”词学观的改造

王鹏运的“重拙大”词学观有浓厚常州词派诗教气息 ,况周颐改造了王氏的“重拙大”。王氏的“重”指凝重沈著 ,强调气格 ,况氏变凝重沈著为厚重致密 ,坚持了词的阴柔特点。王氏的“拙”指一种自然流露的表现手法 ,又有两个层次 ,从师法自然到妙造自然 ,这为况氏所接受。王氏的“大”指比兴寄托 ,要求寄托邦国大事 ,而不顾及词的抒写个人情感的特点 ,况氏变寄托邦国大事为寄托个人情感与性灵 ,使得寄托说由言志趋向缘情。况氏改造过的“重拙大”可以用来总结传统词学。

挹之无尽的幽韵冷香——试论姜夔的词学观

姜夔作为南宋词坛一大家,诗词兼擅,虽无专门的词论专著传世,但他在词的创作上以其诗学观为指导,具有高超的艺术成就,体现了其独有的艺术审美理想和文艺追求。姜夔的词学观体现在:精思高妙、幽韵无尽的审美追求;沉郁温厚、高格雅调的艺术风貌;协律填词的词乐观与诗法入词的词作观;穷尽野处,陶写寂寞的文化性格。姜夔词的创作虽未能如其所愿完全实现其艺术理想,但其创作观念中的真知灼见和思想火花仍值得我们去不断挖掘和总结。

北宋党争背景下苏门词人词学观的新变

在北宋新旧党争背景下苏门词人词学观发生了新变,主要体现在另树词风的自觉意识,诗词同源的词体观念,托兴自遣的词学功能观。新旧党争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一种外在因素。

梁启超词学观谫论——以《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为中心

早年喜爱填词的梁启超因政治的考量而略于创作,但在研究方面则有深入而系统的探索,主要体现在其《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他的词学观注重体制之辨,以情感为尚,推许辛弃疾词“元气淋漓”的阳刚之美,这昭示了“新”“旧”转换的词学进程:其基于传统的辨体之说和主情之论,统摄于以“表情”方式为视角的“系统”研究,在守旧和开新两方面具有辩证通达而又交融互动的意涵;而其关于辛弃疾的研究和评价,则具有词学史和方法论的意义。

《花间集序》的词学观

《花间集序》是一篇被词学界深度误读的词论,其以艳为美崇雅斥俗以及词之价值娱宾谴兴的词学观,对后代的词学批评产生深远影响。以艳为美经后世的词学批评家们补充发展成本色论的重要内容,随着词的愈益雅化,花间尊前娱宾遣兴的小道薄技,渐渐发展成一种抒情文学样式,而失去了原来的低吟清唱的娱乐功能。

南北宋之间几位词论家的词学观

南北宋之间 ,由于时代的原因 ,词论家都主张复雅 ,但是 ,古人所说的雅正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指风雅的反映现实的精神 ,这是雅正的合理内核 ,一指文艺为政治服务 ,往往造成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预。北宋后期李清照的《词论》继承苏轼门下晁补之《评本朝乐章》的韵味观 ,对词提出了情致加典重的要求 ,代表了雅正的正确方向 ;南宋初阳居士的《复雅歌词序》则把文艺的政治作用强调过头了 ,对中唐至北宋的词作基本取否定态度 ;同时的王灼、胡仔等人转而继承晁补之、李清照的词学观 ,一方面强调雅正 ,另一方面坚持词的韵味 ,促进了词的发展。正由于有了李清照、王灼等人对苏轼、晁补之词学观的继承与发展 。

论苏轼的词学观

苏轼的词学观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且有所变化。前期,即通判杭州以前,他认为诗词有别,由于积极的参政意识,他把文学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诗文创作上;后期,即通判杭州以后,他开始接触词体,并大量创作词作,在实践的过程中,提出了对词体的看法,认为诗词一体,开创豪放词风,提倡清丽雅致之词,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词学观。

论阳明心学与晚明词学观念的新变

阳明心学的诸多新理念给思想界带来了新的动向,也影响了晚明人对词的看法。首先,王阳明从心学立场对"虽小道必有可观"思想的重申,使"小词"与"大道"的关系由程朱理学观念下的"对立"转为"融合"。晚明士人在此观念影响下,对词不再简单地以"绮靡"斥之,而是肯定词为适应演唱而诞生的文体"进化"意义。其次,阳明心学对"本色"的强调,促进了晚明对词本色的思考。他们不仅注重词的韵律,而且推崇作为词本源的晚唐词,肯定"婉约流丽"为词之正宗。最后,在词的功用上,虽依然摆脱不了实用主义的诗教观,但大多不再将词等同于诗,要求"劝善惩恶",而是注重词"言近旨远""以情动人"的"感发"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