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辜正坤词曲体译诗——以但丁·罗塞蒂名诗《闪光》为例

中国传统文体理论不仅对文学创作和鉴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英诗汉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中国古代著名文论家刘勰的文体理论出发,对其有关文体的分类进行重新审视。以英国诗人但丁·罗塞蒂的名诗《闪光》为例,结合辜正坤的词曲体汉译本,对词曲体译诗的文体选择等理论问题进行进一步挖掘。

论词曲体译法的适用性

英诗风格的多样性、读者的多层次性和审美标准的多元化意味着任何一种体式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因此,在白话体译诗的一统天下里,词曲体也应有一席之地。基于这种思想,通过英汉抒情诗对比分析。指出了白话体译法的局限性、词曲体译法的适用范围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论词曲体译法的适用性

英诗风格的多样性、读者的多层次性和审美标准的多元化,意味着任何一种翻译体式都不可能具有通适性。因此,在以白话体译诗为主流的翻译中,词曲体也应有一席之地,只是在选用词曲体时应考虑译诗的审美效果和受众的经验视野。

意象图式视角下英诗汉译词曲体研究——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本为例

研究从意象图式理论出发,通过对比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不同译本,尝试从认知的角度来探讨英诗汉译的本质,并着重探讨用词曲体翻译英诗的优势及劣势。研究表明,词曲体相比于其他翻译文体更能准确传达和移植英诗的本质,但由于其适用文本以及对译者自身文学素养的高要求,词曲体很难广泛使用和传播。

词曲体莎剧汉译的背景与理路——以朱文振和辜正坤为例

莎士比亚戏剧中占大比例的诗体,尤其是其中的素体诗(blank verse)在汉译中应被处理为何种形式,在百年译莎史中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诸多不同流派中,独具特色的“词曲体”译法时常被简单化地理解为一种“美化加工”(孙大雨语)。本文试梳理莎士比亚诗体汉译的探索之路,并在该背景下分析词曲体译莎的两位代表人物朱文振和辜正坤翻译策略的理论合理性。

辜正坤先生英诗汉译的词曲体之鉴赏

关于诗歌翻译中应采用何种诗体的问题,译者们和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各陈己见,未有定论,不同的译家都有自己实践见解和主张的权利,采用什么诗体,在译界无法得到统一.钱锺书先生在翻译中主"化境"说,他赞成并欣赏用汉语已有的诗体来翻译外国诗歌,他还用中国文学史上成功的译例(如<越人歌>、<敕勒歌>等)来证明.在理论上主张以现代汉语格律诗的形式如实翻译英语格律诗,而万龙生认为译家往汉语里介绍外国格律诗歌的形式有助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确立,观点与王芳相反.中国初期(20世纪2-30年代)的译家(如梁启超、苏曼殊等)用汉语格律诗词的形式翻译英诗.由于使用汉语格律诗体,英诗汉译在内容上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因此这种做法遭到了其他译家和学者的反对.大约在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白话文的兴起,英诗汉译采用清新流畅的白话(语体)形式.这一时期的胡适等人用短长自如的诗行来翻译英诗,把不少英语格律诗译成了汉语自由诗的形式.

以诗传文:经史演义与宋元通俗词曲叙事形态

赵令畤《商调蝶恋花词》的韵散配合形态所体现的“以诗传文”思路和格式,关联着宋元时期一类针对史书、杂传或唐传奇的词曲体演义,它们与那些讲说历代书史文传的散说体通俗演义,构成了宋元时期文学格局中各自演进又相互映照的两大通俗叙事类群。宋元通俗词曲叙事“以诗传文”的思维范型、文本体例、隐显形态、承续脉线,密切因应着当时经筵制度引领的经史阐释之风,以及对于经史诗文“广为演义,谱为词曲”的时代语境,属于经史演义通俗化拓展路径上催发、派生出来的新类型。

雪莱《西风颂》翻译对策略论

本文试图探讨如何将外国的经典诗歌翻译成有一定词曲风味的汉语诗。作者提供的译例是雪莱《西风颂》汉译。该诗已经拥有众多的白话译文。作者以自己的译例对照原文,并提供大量注释,以此为基础阐释了他在从事经典外国诗歌汉译时的种种翻译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