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词派论纲

道、咸迄民初,湖湘涌现出一批成就突出的词人。他们有共同的词学主张:认为词有别于诗,宜言妍丽幽情;有公认领袖:前后六子;有创作群体:百馀名成员;有大致相同的风格:尖丽;后期有正式的组织:湘社。甚至这一组织还举行了声势壮观的成立大会,并出版社刊《湘社集》。因此,可名之湖湘词派。

西蜀花间词派论略

西蜀花间词派以西蜀籍词人为主。其诞生与形成,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受长安花间词派的直接影响,二为西蜀君臣对花间词的喜好与互为倡行。西蜀花间词派是文学史上一个典型的宫廷词人群体。其花间词虽源于长安花间词,但却有着其自身的个性风采与艺术精神。

云间词派论略

“云间派”是明清之际的一个重要词派 ,它结束了元明词中衰的困境 ,开启了清词中兴的门户。该派崇尚南唐北宋之词、倡导风骚之旨 ,推崇风流婉丽、含蓄蕴藉的审美理想 ,并实践了其词学观 ,创作了富于时代精神和现实内容又具有词体本色的婉约之词。

清代词派论争与论词绝句关系发微

论词绝句兼有诗歌文体和词论载体的双重性,其试图综合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努力,是出于对中国古典文论诗性表达传统的继承,以及对诗词文学特征的整体把握。清代中后期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更替迭兴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论词绝句诗歌内容的拓展和诗歌形式的发展,而清代文人学者以论词绝句创作参与词派论争,又是清代词学批评以诗论词、“诗词越界”现象的集中反映。

常州词派词学“寄托”说的现代价值——词学“寄托”说之二

作为常州词派的理论核心,“寄托”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逐渐与“比兴”分离从而获得独立的审美意义,成为独立的词学研究范畴。这是“诗言志”在词学中的落实,也是对词体美学特质的确认。“寄托”作为独立范畴,赋予读者参与重建文本意蕴的权利,赋予词学一种几乎全新的阐释模式和批评话语。在解决“言”“意”矛盾的策略上,“含蓄”的美学效果是言已尽而意未尽,已经知晓的意义在表层文字中表露无遗,期待探究的意义在表层文字之外,“寄托”则追求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效果。张惠言坚守着儒家以德为本、美善相兼的悠久传统,推求词旨时表现出泛政治化的倾向,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乾嘉之际浙西词派思想之嬗变及其词史意义——以王昶与王初桐为考察中心

王昶与王初桐均为清代乾嘉之际浙西词派的重要词人,得益于二人从叔侄的血缘纽带,他们交往频繁,展现出相似的词学思想与观念。他们除了继承朱彝尊、厉鹗等人的传统思想外,亦展现出对于浙西词派思想的突破与发展,如在“醇雅”“骚雅”之外拓展“雅”之审美内涵;倡导以“黍离之悲”取代“雨雪之感”的寄托之情;主张开放宏通的词学取径,这表明浙西词派思想在乾嘉时期已然发生嬗变。此种嬗变的发生具有多方面意义,弥补了浙西词派“不足于情”的缺点,扩大了浙西词派词学取径,从而为衰病中的浙西词派延续了生命,也为我们厘清浙西词派内部思想发展脉络提供了线索。

论辛弃疾在常州词派师法体系中的地位演变

为挽清中词坛浙派之弊,张惠言《词选》作立“师”之论,重新提出辛弃疾。董士锡倡“六师”说,上升了辛弃疾的师法地位,以“清”为总体审美宗尚,对辛弃疾的“清雄”风格给出了效仿线索。周济进一步确立四家说,不仅巩固了辛弃疾的师法地位,又开示学词门径,突出了稼轩“痛快”“当行”的词作特质。晚清常州词派诸家,视稼轩为典范,在规范、建构稼轩词风的同时却囿于宗派意识,反而陷入了范式化、规定化的创作误区,体现了常州词派自身发展中的理论矛盾。钩沉稼轩于常州词派师法体系中的地位演变,对重新审视稼轩的词史地位,考察常州词派理论发展过程,探索清代中后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词风演变现象均具有重要意义。

从南京书写看阳羡词派对辛弃疾的承衍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代文人在南京创作了大量怀古伤今的诗词,辛弃疾也在此列。辛弃疾的南京书写形成了独特的范式,呈现为凸显自我的抒情主体、跌宕起伏的情感表达、联结怀古与伤今的用典技巧。阳羡词派继承“稼轩风”,其书写南京之词也多遵循辛词的表现方式。阳羡词派的南京书写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行舟移步换景勾连吴越文学区的多地,有意识地建构与拓展南京及其相关景观构成的文学空间,使南京书写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呈现更加丰富的艺术内涵。

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厉鹗与浙西词派词学理论的建构

厉鹗是浙西词派中期的代表作家,也是一位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词学理论家。在他手中,浙西词派的词学理论体系更趋严密,词派建设意识更为自觉,创作内容更加丰富,词艺也更为精湛。他论词既推尊词体,宗法周邦彦、姜夔、张炎,倡导醇雅、清空词风,又强调寄托,注重词作的现实意义。厉鹗的词学理论既是浙西词派前期代表朱彝尊、汪森等人词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又对浙西词派后期代表吴锡麒、郭麐等人的词学理论有所启发,在浙西词派词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从王昶词学思想看中期浙派的新变

王昶的词学思想尽管来源于朱彝尊等早期浙派词学家,但由于时代的变化以及词学家个人性格、身份等原因,也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集中表现在对"雅"的含义的理解、对雅词创作的环境要求、对词的功能定位的认识以及其他一些创作的细节上。这些差异体现了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对词创作的不同要求,也体现了社会统治意识对词学领域的渗透。这种差异性虽然以王昶等词学家个人的词论形式表现出来,但本质是中期浙派理论在乾隆年间的新变。

论晚清词坛“常”、“浙”两派的共存与交融

"常州词派"崛起后,"浙西词派"无论在理论倡导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影响都没有消失。作为一个在词坛存在很长时间的流派,一定有其合理性,这是"常"、"浙"两派共存与交融的基础。但浙派毕竟是强弩之末,厉鹗之后再无大家,这种态势决定了两者的共存与交融是以常派为主导。

王鹏运与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

王鹏运是晚清词坛上非常重要的词学大家,也是一名兴一派风云的领导人物。作为临桂词派的创始人和中坚力量,王鹏运与该词派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词作风格、词学文献、词学思想方面均导夫先路,在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由此成为该词派的领袖人物。

论常州词派的词统建构

常州词派的词统建构始终处于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状态。其症结在于 ,建立统系 ,实即选择一种较充分发展的传统作为流派事业的起点 ,而常州词派的两代盟主 (张惠言、周济 )对嘉庆以前词坛的主要流别虽然不乏了解 ,却不承认任何一个流别足以成为常州词派的效法对象。常州词派词统建构的失误 ,造成了两个重要后果 :其一 ,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疏离的流派 ;其二 ,常州词派的创作缺少鲜明的风格标志。

龚自珍与常州词派

清朝嘉道年间,常州词派兴起,龚自珍与其中多数成员关系密切。其词创作风格及词学思想的成熟,始终伴随着与常州词人的交往,受其影响也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定庵词在嘉道词坛,不依附于流派而自成一体,龚自珍的词学观如"尊情"、"辨体"、"诠释"等方面,更是与常州词派有着诸多差异。可以说,龚自珍始终有意识地与常州词派保持着一定距离,并没有全盘接受常州词派的理论,而是有着更多自己的思考,所以,他的词学观与常州派也处于若即若离之间,而他也没有成为常州词派中的一员。

历史与形而上学的歧途——王国维与常州词派之一

王国维与常州词派在文学阐释上存在差异,常州词派继承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以"比兴寄托"为旨,力图通过重建诗歌与历史的关系来阐发作品的思想意义,他们的文学批评是政治性和道德性的。而王国维则站在西方近代美学非政治和非道德的立场上,依据诗歌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来阐发作品的思想意义。这两种阐释方式折射出中西两种不同的宇宙观。论文还同时揭示了王国维在走出中国古代诗学"阐释共同体",进入西方诗学"阐释共同体"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犹疑和矛盾,而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正是被王国维在理论上一度唾弃的历史本身。

松江几社与云间词派

晚明时期 ,松江地区出现了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文社———几社 ,它除了聚集文士研习制艺举业之外 ,还具有浓厚的文学氛围。云间词派的生成和兴盛与几社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1 )几社浓厚的诗酒唱酬风气是滋养词学的绝佳土壤 ,云间词派是几社的衍生物 ,而词派生成后又与几社形成一种互动关系。 (2 )几社领袖陈子龙在云间词派的生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3 )几社与云间词派有较长时间的重合存续期。几社为词人提供了一个赋词唱和、切词艺的最佳场合 ,为储备、培养词学人才提供了一个基地。云间词派对松江府周边地区具有很强的辐射作用 ,促进了江南环太湖一带词学的兴盛 。

《乐府补题》与浙西六家的咏物词——兼论浙西词派的形成

放在词史与咏物词发展的背景下看浙西词人词学主张与创作上的矛盾,可发现他们既看到了词之为体能够传达出作者深微幽隐心绪的特质,又承继了从词产生之初就存在的将词视为宴嬉逸乐之工具的现念。这种矛盾的词体观念,相应地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之中,使他们的咏物词虽有一部分别有深意之作,但大多数却以刻画物态、穷形尽相为主。他们以字琢句炼、典丽醇雅的艺术风格力矫明词淫哇芜陋之弊,因此风行一时,浙西遂因之成派。

论谭献词学“正变”观及其对常州词派的推进

谭献词学的"正变"观念是对周济"正变"观的一种反拨。不同于之前学者讨论词学正变多从词体发生的角度立论,谭献更注重词的功能。他认为词是古代乐教的重要载体,故而,言志之词是为词的"正声",永言之词是为词的"变声"。具体而言,表现手法疏越、显豁之词为"正声"之词,表现手法含蓄、婉丽之词为"变声"之词。谭献不仅以其"正变"观建构唐宋词史的体系,而且用以建构清词史的体系,这体现在他的《复堂词录》和《箧中词》两部词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