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黔东南苗寨的纠纷解决——以文斗苗寨词状为对象的研究

清代黔东南因为林木买卖的繁荣,经济不断发展,民间的纠纷增多,衍生了黔东南独特的纠纷解决过程。以文斗的词状文书为对象的研究显示了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有不同的解纷方式,即神明裁判,官府审理,第三方主持下的调解。在纠纷的解决中,不同主体有不同的态度。官府一般将自己摆在一个第三者的地位,不主动插手民间的纠纷,不告不理,且在解决诉讼到官府的纠纷时也依契约与情理结案。民众一般采用调解解决纠纷,即使诉讼到官府也是为调解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筹码。第三方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以及文斗乡间社会的和谐。这些因素共同构建了清代黔东南纠纷解决的真实图景。

代词、语气词及其他

代词、语气词的词义不象名词、动词、形容词那样具体、实在,无法用象形、指事、会意的办法直接造字去记录,除了少数的几个用形声的办法造字外,绝大多数是假借来的.在文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能做代词用的“字”,也往往能用作语气词,或者能用作副词、连词.是这些“字” 分别被假借为代词、语气同或副词、连词呢、还是这些既可用作代词的“字”与又可同时用作语气词、副词、连词的“字” 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厌讼”幻象之下的“健讼”实相? 重思明清中国的诉讼与社会

利用多种类型的不同史料所作的综合分析显示,明清以来的很多区域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词讼数量激增而非民众普遍"厌讼"的社会景象。而在诸种史料之中,那些关于地方衙门所收词状数量的记载,既对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诉讼实况有所帮助,也容易产生一些误导性的影响。其关键在于,衙门所收词状的总数,并不能被直接等同于讼案的实数,因为这些词状之中,有大量是属于针对某一相同案件的催呈或投词。重思明清时期的诉讼文化,不仅需要对明清衙门所实际面临的词讼压力谨慎估量,还应该对明清官方所常用的"细故"、"鼠雀细事"等称谓的微妙意涵,以及健讼之风的区域性差异加以关注。片面坚持"厌讼"旧论固然会使我们错失对问题的全面认识,但如果对一些相关史料不加仔细辨析便转而径自强调"健讼"新说,也容易堕入矫枉过正的陷阱。

明清日常生活中的讼学传播——以讼师秘本与日用类书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明清社会“健讼”的重要证据之一,大量词状被递交到当时官府的情形引人注目。撰写词状往往需要颇为专门的知识与技巧,而这些词状的作者又是从何处习得?现藏日本、美国、台湾地区的讼师秘本与日用类书等稀见史料表明,以传授词状撰写之道为主要内容的讼学知识在明清民间的流传颇为广泛,当时的普通百姓若想获得诉讼文书范本亦非难事,晚明时期更是如此,尽管其传播途径在清代日趋缩小,但却始终未被彻底堵塞。